张英美

[摘 要]以朝鲜流亡诗人群体为代表的离散文学，是朝鲜文学史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而他们在离散体验过程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成为研究离散文学的一种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在殖民化浪潮中，他们和中国的关系逐步呈现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下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与统一。故而，在此之后，来华的朝鲜流亡诗人在诗歌作品中对中国形象的描述也呈现出了对他者世界的建构和自我世界的认识的对立与统一。朝鲜流亡诗人来华体验并塑造中国形象，既是主体——朝鲜人认识客体——中国而塑造他者世界的过程，也是认识客体过程中反观自我世界的过程。

[关键词]朝鲜流亡诗人；中国形象；自我与他者；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I3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3-0075-06

朝鲜流亡诗人多在中国开始他们的移民与流亡征程，朝鲜人在异质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的文学创作逐渐萌生、发展为离散文学，并与朝鲜国内诗人的创作活动相区别，成为朝鲜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中韩两国学者对于朝鲜流亡诗人的离散特征研究广泛、涉及领域多样，其中的抵抗诗、汉诗等备受关注，而朝鲜流亡诗人塑造的中国形象则成为研究他们离散体验、民族认同的捷径和新课题。

自古以来，中国的“他者”形象在朝鲜民族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中便已根深蒂固，直到近代，这种形象仍在不断变化发展。一方面，中国对于朝鲜民族来说是政治上的宗主国，是汉字文化的发源地，由此中国成为了朝鲜尊重的对象；另一方面，两国在近代化进程中曾经历了相似的政治历程。中国沦落为西方和日本的半殖民地，朝鲜半岛则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共同的历史命运对朝鲜流亡诗人认识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他们审视着“他文化”的同时，还不断通过“他文化”强烈地表达出自我内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不同的朝鲜流亡诗人的诗歌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中国及其相关事物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诗人们都认同中国作为一种“他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异域特征，但却用不同的形态及表现方式将这种“他文化”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文通过对日帝侵占时期移居到中国或者留学到中国的来华朝鲜诗人诗歌作品中呈现的中国形象即“他文化”的考察，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建构他者世界与自我世界的内在联系和差异，可以深入了解“他文化”是如何映射到文学作品中并以此来表现内心所流露的自我认同意识的，进而为离散文学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切入点和理论框架。

一、自我的他者化：异质化的他者和边缘化的自我

中国形象研究，从属于文学形象学范畴，中国作为一个他者、边缘和异质存在，代表了一个被审视、被观看、被谈论的对象。朝鲜流亡诗人在诗歌作品中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几乎只是游离在憎恶与亲善这两种模式之中，其中既有对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生活方式的好奇与神往，也有对遭受侵略和殖民的中国的同情，但同时诗人笔尖下也流露出许多莫可名状的偏见甚至是鄙视。这说明置身于殖民化的朝鲜社会现实中的流亡诗人塑造的中国形象已被“他者化”。

虽然扎根于中国的朝鲜人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流散群体社会，但他们并不都是在同等条件下生存的。他们在阶级、学历和财产等层面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便注定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千差万别。因此，不同的朝鲜流亡诗人塑造的中国形象各不相同，根据形象描述的两种模式，本文将来华朝鲜流亡诗人分为移居上海及江南一带的城市移民与移居东北地区的农村移民。其中，东北地区的农村移民居多，其身份有教师、官吏、新闻记者和商人，同时也有移民从事自由职业。移民所处的处境和立场不同，他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与审视异国的视角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不同的朝鲜诗人将对中国的不同认识和理解通过小说、诗歌等不同体裁的作品呈现出来，其中大部分作品都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环境与民族运动，这些中国形象引起了朝鲜国内读者的巨大好奇心，反过来又成为众多朝鲜文人体验中国之行的间接原因。显而易见的是，朝鲜诗人中国之行的目的并不在于旅行观光，而在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他们在探访中国的过程中，母国的形象得以强化加深，同时也激发了诗人对朝鲜本国的情感。朝鲜诗人所描绘的自然风景迎合了朝鲜国内报纸和杂志等媒介，于是，朝鲜国内各个杂志社争先恐后向中国派遣记者。朝鲜国内只有通过大众媒体才能进一步认识中国，而那些来往于中国或定居中国的离散诗人便成为了“中间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众多朝鲜国内杂志社纷纷与来华朝鲜诗人约稿，国内刊登的与“满洲”相关的稿件也愈发频繁。在《三千里》 杂志社举办的“在满同胞问题座谈会”上，《东亚日报》前任编辑局长李光洙和《朝鲜日报》编辑部副部长金炯远谈起了对“满洲”的印象。[1]（47～49）他们分别说道：

……地平线的那一端，茂密的丛林、移动的羊群和游牧人，还有那一望无际的原野隐隐浮现——当这美好的一切映入我的眼帘，我瞬间释然，心中的烦恼早已烟消云散。去远方流浪漂泊吧！挣脱这片狭隘的土地，奔向辽阔无垠的满洲！只有在那里可以驰骋原野，逍遥人生啊！[1]（47～49）

满洲！那原始的情调啊！那是在这山水纵横、人口密集的地方全然体验不到的一种辽阔的自由啊！万里北风呼啸而来，拂过我豁然愉悦的心。那是让我一生都难以忘却的满洲之旅啊！[1]（47～49）

异国的跨文化体验指的是将自身文化与他国文化进行比较，并在比较中发现异国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差异所在。所以，即使不同的文人对异国的感受有所不同，但对于行走于中国的朝鲜文人来说，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的感受却常常不谋而合。由压抑、逼仄的山间峡谷的朝鲜农奴生活到广阔、充满希望的新世界，虽然这些异国的情调、壮观的自然风景已深深地渗入诗人们的内心，但我们依然能够在其中感受到一缕若隐若现、漂浮不定，又让人捉摸不透的思绪，而这种思绪就是思念祖国的乡愁。

文学中的离散群体通常会成为他人眼中的他者和边缘化的自我。朝鲜流亡诗人是中国人眼中的他者，但是，当他们站在自我的立场上，在对中国这个“他者”世界进行描写时，他们自己则宛如双面人，常常会陷入到他者和自我的矛盾之中。作为流散群体，在他们的笔下，他者世界一方面被描述为一个美好的、远离亡国和绝望的地方，它所展示出来的异国风情紧紧地吸引着流亡的朝鲜流浪者；同时，“他者”世界又不断展观着强盛的生机以及其中所孕育著的质朴智慧和忠诚品质等。然而，亡国的流浪诗人们总是不会轻易接受和相信某一个方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对这个“他者”世界常常会表现出一定的戒备，甚而不愿融入其中。他们并没有被中国的环境所同化，他们在异国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了本民族集体意识以及中国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不同。

二、他者的自我化：中国形象塑造中的自我的影子

中国对于在华朝鲜人而言是一个远离故土和与世隔绝的地域，在诗人的意识里，它是和朝鲜完全不同的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空间必然会对诗人的创作产生影响并在诗歌中体现出来，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来华朝鲜诗人作品的一个特色，作者会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中所描绘的异国形象也并不只是对现实的单纯复制与描写，而是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的深刻展现。即本质上就是对主体——他者的对应关系及其他各种变化形式的展现。换句话说，这种对应关系和变化形式的展现就是来华朝鲜文人认识“他者”、“反观自我”的過程，也是他们塑造中国形象和确立民族认同之间互动的过程。

从朝鲜流亡诗人描绘的中国形象来看，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描绘中国的关外也就是所谓的“满洲”形象，是胡琴、刺骨的冷空气、恶臭与烤馅饼等混杂的味道；而描绘中国的关内，是江南的温婉、燕京的雄奇、沪上的灯红酒绿与腐败等矛盾的缩影。生活的地方不同，他们作品中对中国的视角与认识也不同。观察者可以透过不同层面对其产生不同的理解。被帝国主义强占土地、被迫沦落为奴隶的中国人与背井离乡的朝鲜人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用他者反观自我”，“我所看到的他者”，只有在这样相互规定的“文明”秩序与近代视线的构成中所展露出的殖民创伤才会缝合。离乡的朝鲜人记录的游记与诗歌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为了确立自身的民族主体性，他们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来诠释异国的风土人情与现实。一个是异国与祖国的差异；其次是明确异国的近代发现状况，将异国描绘为乌托邦；最后是寻找异国和祖国的相似性，确认祖国被殖民的现实。因此，下面将流亡诗人群体分为关内、关外，并根据他们的诗歌作品，将他们的内心世界从一层层异质化的中国形象的伪装中剥离出来。

20世纪30年代，对生活在日本殖民话语圈中的中国东北的朝鲜流亡诗人们来说，“满洲”被描述成引领即将衰落的亚洲走向西方文明的“年轻的”地方，被描写成“永不干枯的聚宝盆”，“等待开发的处女地”。1935年1月，《三千里》杂志社进行过一次题为“民族发展的人民投票”的问卷调查，其主要调查内容是“朝鲜人要大规模移民，去往何处是最好的选择？”主要选项为“满洲”、西伯利亚、中国长城以南地区、东京、大阪、乌拉圭、菲律宾、北美等地。多数人分析目前的状况，认为朝鲜人作为农民移居，“满洲”是最好的选择，并且今后也会有更多的朝鲜人纷纷移居“满洲”。[2]（55）

正如17-18世纪的爱尔兰移民、18-19世纪的印度海外移民一样，朝鲜人认为他们移居“满洲”是命中注定的。[3]（55）他们认为“满洲”与朝鲜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对朝鲜自身的发展也是十分有利的。“满洲”作为朝鲜的近邻，幅员辽阔，人员稀少，这些都成为了文人选择移民“满洲”的因素。

对于未走近“满洲”的朝鲜人来说，这个地方被赋予了太多绚丽多彩的神秘形象。对于诗人们来说，这是片可以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的地方。对于普通的朝鲜民众来说，这是片可以重新开启人生希望的现实空间。于是，在他国文化的异质空间里，流散诗人们开始关注这里的人与社会，并将其与本民族文化加以对比和形象化。例如，林学洙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了慰问日本前线军人，日本政府派遣了作家慰问团奔赴前线。作家慰问团的使命就是将日军侵略战争的经验写成作品，鼓励后方国民积极支持并投入到战争中来。20世纪30年代，初入文坛的林学洙作为日军管制下的作家慰问团的一员来到中国。在中国期间，他按照日本帝国的要求创作了很多诗歌作品，并集成《战线诗集》一书。这本书虽被后世划为亲日派文学作品，但就其描写角度——诗中所描绘的中国和中国人，对于了解当时朝鲜文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具有很高的研究与参考价值。在诗歌中写道：

用青龙刀切完葱后，倒在蜘蛛网下睡意昏沉的陈君/手上留着一尺长的指甲，肩上积着半寸厚的灰尘/脸上密匝匝的络腮胡，沾满着黑污/迎着晨露播种，黄昏下收获高粱的陈君/现在寒冬来了，席卷着云啊/眯了眯眼，遥遥地张望着田野的尽头/然后嗤地一声，吐一口唾沫/回身剁着草料的陈君/一旁是拉碾的驴子/这个地方！这里的百姓啊！[4]（275）

在林学洙的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生活文化的方方面面。诗中展现出的中国人的外部特征与行动虽然是极其自然的生活习惯，但也正是这异于朝鲜民族本国的文化，激荡起了文人们的好奇、敬意或者鄙薄。在残酷的殖民现实里，中国人民接受着命运所安排的一切，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但他们却又是幸运的，他们拥有自己的粮食，可以以自由之身游历任何地方，甚至还可以拥有像毛驴这样的私人财富。对于身处异国的文人来说，比中国人命运更加悲惨的是失去故乡、流亡他乡的凄惨宿命。就像柳致环在《道袍》诗中所写：

胡国胡同里的太阳/笼罩在黑暗而悲情的日晕中/沾满灰尘的脸颊/蹲在一边吃着甜瓜的尼亚啊/……[5]（75～76）

日落傍晚，围绕在夕阳周围的晕光，照着“胡国的胡同”，站在这胡同里，诗人看到的是中国贫苦大众，他们在诗中的形象是邋遢、沧桑的——“沾满灰尘的脸颊，蹲在一边吃着甜瓜”；是可怜的——“衣衫褴褛的人啊/向我索求小钱”。脸上沾满灰尘、直接把甜瓜敲碎就吃的中国人和以流浪人身份来到异国看别人眼色讨日子的朝鲜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对这个现实感到疏离无助，然而正是这种现实，让这些移民释放出更加强烈的主体意识，不禁发出“我是韩国人！无论让我去哪里，我都会去的！”的呐喊。

从朝鲜诗人的角度来看，当时“满洲”也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四处弥漫着萧索与寂寥。“伪满洲国”建立以后，中国“满洲”地区的文人志士不得不开始南逃的亡命生涯，所以最后留在“满洲”地区的人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与朝鲜国内境况一样，“满洲”也没有逃脱日本殖民统治的魔掌，故乡沦陷的“满洲”平民如四处飘荡的蒲公英，在没落的荒凉之地做最后的挣扎。同时，朝鲜诗人眼中的中国北方也失去了原有的热情与豪放，成为黑暗、粗野、慵散的代名词。[6]（721）这些特征成为朝鲜诗人眼中的素材，他们将在朝鲜国内从没有体验过、看到过的异国文化特征在诗歌中加以升华，并为体现出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而燃烧、升华。

陌生的话语在我耳边飘拂而过/沾满灰尘的长袍衣角在风中飘动着/不知从哪飘来烤糖饼的味道//姑娘啊异国年轻的姑娘啊/抻着小脚碎步姗姗走来的姑娘/不匀称的凝脂粉饰下映衬着胖乎乎的脸庞/那片广阔的田野啊，你难道没有一丝悲伤/空中吹拂的微风啊，你难道没有一丝悲伤//黄昏中身穿白衣徘徊踯躅的祖先的身影啊/在我心头浮动闪现的祖先的身影……[7]（2）

日本殖民统治末期，为寻求生路而奔波万里来到中国的“满洲”移民中有不少诗人，金达振便是其中之一。他通过对现实生活感受的描述，勾勒出自己所品味到的独特味道，脑海中浮现出在黄昏中徘徊踯躅的祖先的身影。“白衣”与“沾满灰尘、脏兮兮的长袍衣角”，“不匀称的凝脂粉饰下映衬着胖乎乎的脸庞”的异国姑娘与“在黄昏中徘徊踯躅”的白衣身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也正是身处异质空间的诗人在离散体验中的诗意反映，可以说，这里的“白衣身影”不仅代表诗人自身，还标志着他所属的整个朝鲜民族。而“踯躅的祖先的身影”更是在诉说着诗人对朝鲜的国家命运的哀叹。

朝鲜流亡诗人在异国中所感受到的文化印象和由此产生的主体意识明显受到了中国体验的影响。虽然一部分诗人的作品展现了中国人丑陋、肮脏等消极的形象，但他们描绘的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也正是他们在流散体验中所感受到的，并与本民族文化有巨大差异的异质文化，反过来又时时刻刻提示和表现着他们的外部民族特征。

与中国东北囿于日帝唆使与暴力之下而鄙薄中国人的朝鲜文人不同的是，居住在关内的朝鲜流亡文人的作品更多的是将中国所见和朝鲜本国的命运相联系，进而表达自身对祖国的情感。如：

疾驰的牛车后面/乞讨着追赶着的七八岁的中国小姑娘啊/扔给她几个铜板/仍索求着的姑娘啊/迎着酷热的太阳跟着车夫一直追赶/看到这些我的心像刀割一样啊//……一手抱着襁褓里的婴儿，一手跟着马车乞讨的中国人的妻子……我把仅有的洋银一元/全部给了中国人的妻子/……/看到他们我联想到了中国的苦力/联想到整个中国人……[8]（174）

这首诗表现的是诗人在中国北京地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受。1918年中国正处在动乱时期，政局紧张，广大劳苦人民生活环境险恶，过着饥寒交迫的贫苦生活，但是却没有人反抗，而是屈从于命运。诗人通过中国人的贫苦生活，进而联想到同样处于苦难之中的自己的国家，一句“看到这些我的心像刀割一样啊”，感同身受般地表达出诗人的悲哀之情。

至于移居至关内的朝鲜流亡诗人，他们多在诗中或描写中国江南等地的自然风光与城市外貌，或吐露他们的所感所想。他们在异国土地上认识到了自身的懦弱，并为从软弱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而努力，但最终却不得不向挫折低头。但与移居至中国关外的文人所不同的是，他们诠释中国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对身处殖民牢笼、痛苦呻吟的中国人的悲惨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与移居至中国东北的文人相比，关内的朝鲜文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扭曲认识。

移居到中国南方的朝鲜诗人有朱耀翰、李光洙、金光洲、朴世永、吴想珣、皮千得、沈熏等。其中，朴世永以留学生兼“焰群社”特派员的双重身份于1922年来到南京，这时的中国是军阀混战最严重的时期。身陷于中国动乱时期的朴世永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深表忧思，同时也对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深感痛惜。所以，在朴世永的诗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对挑动战乱元凶的憎恶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担忧的真挚情感。和其他文人一样，朴世永将中国的自然风景与文化作为审美对象，从一个流散者的角度去感受中国的现实。然而也正是这些感受，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源泉。在中国的生活经历锻炼了朴世永，同时随着他的世界观与美学观的不断成熟，为之后《山燕》等优秀作品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朴世永的诗作《江南的春天》为例，可以看出流亡南方的朝鲜诗人内心中涌动的人文关怀以及隐藏于内心的悲苦与哀叹。

江南的春来了，从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大地之气笼罩嫩草生根发芽/莲池旁五颜六色的花朵装扮江南温暖的春天/赶鸭的牧童/飘着羊群般洁白的云彩的天际/看那边吧/青衣人如蚂蚁般缓慢移动/江南的春，绿色的大地还在沉睡/天边那片云彩好像在窥伺着大地//去划水吧！黄色的扬子江水环绕着金陵城/缄默的古城/俯瞰划过水流的万国旗帜/竹林里灰色军装的人守护炮台望向巨物般立着的仁丹广告/城外羊羔贪婪地吃着青草/在和煦的春光里伸懒腰喝湖水/玄武湖平静的水波映在江南女子的花衣服和粉红阳伞上/手捧朵朵鲜花欲赠予何人？/从樱桃园中走出的短发江南女子啊//越过小港眺望那边螺旋形的雷塔照亮着无名江/紫金山脚下矗立的中山陵浮泛在玄武湖上守护着这片大地/沿着辽阔的田野遍地是饥渴的骸骨/將越来越多的骸骨装上小车远离家乡的姑娘/虽然和煦的春，和煦美丽的江南的春来临/他们至今穿着本应脱掉的棉衣/这个春天就这样过去吧[9]（47）

诗人笔下描绘的是20世纪20年代南京城春天的情景。诗人首先像是被石头城的江南美景所吸引，“一望无际的田野”“嫩草生根发芽”“莲池旁五颜六色的花朵”“羊群般洁白的云彩”，诗人笔下的江南春天似乎是生机勃勃的美好的中国景象。甚至诗人还在第二阕中表现了石头城的国际气息和东西方文明的交融，“缄默的古城”“万国旗帜”“炮台”“仁丹广告”“花衣服和粉红阳伞”，诗人笔下的江南春天似乎还是多元而美好的。然而诗人在第三阕笔锋骤转，“饥渴的骸骨”“远离家乡的姑娘”，在这里，诗人似乎又是一个过客、一个旁观者，笔下勾画的一具具骸骨将美好的江南美景彻底撕碎。诗人笔下鲜明的对比，揭露了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悲惨。在诗文末尾，一句“他们至今穿着本应脱掉的棉衣/这个春天就这样过去吧”更是将诗人置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地，“棉衣”代表的是冬天，而他们至今还穿着棉衣，说明诗人认为那些石头城的百姓还在冬天，那些中国人还在冬天，也就是说中国似乎是从来没有美好过。而看透一切的“我们”和“你们”“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又会怎么办呢？诗人塑造的中国形象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虚伪和腐败，让人欲大声疾呼，但亡国的现实让骄傲的诗人欲言又止，我们“朝鲜人”怎么样呢？“你们”朝鲜人怎么样呢？悲哀的自己、苦痛的自己在面对悲惨的中国时对自己的母国更是无语凝噎。

对于来自“他文化”的朝鲜流亡诗人来说，中国是体验异域文化的对象。正如上所述，自我形象的确立是从他者的映像中获得的，自我与“他者”是互为依存、相互参照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决定着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异国形象创造是一个借助“他者”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也是对自我文化身份加以确认的一个过程。朝鲜离散文人所创造的中国与中国人的文学形象便是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亡国的朝鲜流浪诗人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综合体，他们既是朝鲜的，也是中国的，甚至是日本的。然而可惜的是：作为一个群体，诗人们拥有多种文化的特性；具体到一个个个体，诗人则在中朝文化间表现出了“弱者”的尴尬与无奈。正如前面所言，诗人们宛如神经质一般歇斯底里，或诋毁，或迷恋，或厌弃，或沉迷于他们心中的中国，追求着自己的朝鲜人身份，他们虽然居住在异国，却不甘被异国所同化，为确保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得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懈奋斗。总而言之，朝鲜流亡诗人个体是可悲的，群体是可敬的。

三、结语

朝鲜流亡诗人是朝鲜历史中与众不同的一群人，他们的独特性包括他们的期待、生存的苦恼、现实的政治、历史的渊源等，而其中最独特的应是他们所表现出的矛盾与对立的双重性。首先，流亡诗人的诗歌作品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比如，诗歌叙事的双重性、“自我”世界建构中的双重性以及“他者”世界建构中的双重性等。其次，在经历了多个文化觉醒的阶段后，朝鲜流亡诗人从边缘人上升至双面人，并以矛盾对立的双重性思想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哲学思想根基。这样一来，朝鲜流亡诗人就可以跨越文化疆界，从对立统一的视角切身体验不同世界的独特文化。因此，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中国与朝鲜平等交汇，昔日的藩属国人民也获得了与旧日的宗主国人平等的话语权。具有双重性思想意识的诗人们时刻准备观察、塑造着“他者”，把他们当作与自己不同但平等的对象来对待，同时也准备好被别人当作“他者”。

对于朝鲜流亡诗人来说，他们看待中国的视角大体上是积极正面的。然而这一视角超脱了与他文化之间的比较，更是成为了反省自身的契机。无论是表达对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生活方式的好奇与神往，或者是同情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下的中国，还是流露出对中国许多莫可名状的偏见甚至是鄙视，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体验以及对中国形象的文学塑造反而都成为反思自我民族文化的契机，都加深了来华朝鲜流亡文人的民族认同感，而这也正是他们的中国体验和中国形象塑造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朝鲜流亡诗人是一群来自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陌生人，但是，当两者分属的国家都面临危难时，他们却能团结在一起，众志成城地对抗危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流亡诗人在其诗歌中所揭示出的文化碰撞、灾难痛苦、生与死等，就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至少可以惊醒沉睡的人们。

参考文献：

[1][韩]李光洙：《在满同胞问题座谈会》，《三千里》，1933年9月号。

[2][韩]徐廷禧：《还是只有满洲》，《三千里》，1935年1月号。

[3][韩]咸尚勋：《自然而然移居到满洲》，《三千里》，1935年1月号。

[4][韩]许槿：《林学洙诗全集（附散文）》，顺天：亚细亚图书出版，2002年。

[5][韩]柳致环：《生命的书》，首尔：行文社，1947年。

[6]倪健：《人文中国》（下）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年。

[7][韩]金朝奎：《在满朝鲜诗人集》，延吉：藝文堂出版， 1942年。

[8][韩]吴想珣：《放浪的北京》，《三千里》，1935年1月号。

[9][韩]朴世永：《江南的春天》，《文学创造》创刊号，1934年 6月号。

[责任编辑 全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