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华

(梧州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2)

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从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和缓解脆弱性等角度，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能力[1]，增加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提升了他们的福利水平[2]。李实等测度发现，得益于公共转移性收入的减贫效果，我国贫困发生率下降了4.26个百分点，加快了中国农村减贫的进程[3]。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伴随着贫困人口收入的增长，贫困人口比例下降，收入差距不仅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了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不断萎缩[4]。杜凤莲、孙婧芳认为收入分配在不同时期的减贫效应不同[5]。高云虹、刘强以城市减贫为对象研究发现，收入分配恶化对相对贫困率上升有显著影响[6]。胡兵等指出，穷人基于经济增长实现了收入增加，减少了贫困程度，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带给富人的收益要远大于穷人，造成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又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予以抵消了[7]。刘一伟、汪润泉也发现，从微观个体层面来看，随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仅持续降低了农村居民对教育资源的可及性，还加快恶化了他们的健康水平，增大了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8]。万广华、张茵也认为收入增长与不平等下降的同步实现对于减贫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到了90年代后半期，在收入增长放缓的同时，收入不平等又快速上升，导致这段时间甚至出现了贫困恶化[9]。由此看来，扶贫与收入增长、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