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道林

虽然萧红只有短短十余载的创作生涯，她离世也已达七十多个年头，但她的影响力有增无减，频频有专家学者或是萧红生前的亲朋好友为她著书立传。“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出版的不同类型的萧红传记达80余种”，2010年后新出现的就有近十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传记数量能够与萧红持平的恐怕只有鲁迅和张爱玲了。萧红研究的传记写作，以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为初发，这之后的三十年间，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萧红研究一度停滞，“文革”结束后，我国迎来了文学发展的新时期，“萧红热”也悄然兴起。相继有美国学者葛浩文的《萧红评传》、肖凤的《萧红传》、季红真的《萧红传》等问世，在这持续不断的萧红研究中各传记作家的关注点都各有侧重。但是到了新世纪，海内外的萧红研究专著能够超越前人的可谓是屈指可数。日本学者平石淑子爬梳史料，力图还原最真实的萧红，她注意到了新世纪以来萧红研究的问题与不足，加强了对其童年生活、婚姻状态、情感经历与疾病困扰等的关注，将她的作品与其人生及时代大背景紧密结合，精当分析，且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客观地陈述萧红的一生。其所著的《萧红传》对现有的研究资料进行丰富与拓展，揭开了许多真实面目，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萧红的认识定式，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一、关注童年生活

一代才女萧红只在人间走了三十一载就英年早逝，如何对她的人生阶段进行划分，哪些阶段应该成为重点描述对象成了传记作家们首先应该面对的问题。纵观迄今为止有关萧红的诸多传记，不难发现大多数传记作家们都着墨于萧红的学生时代及上海文坛时期，对她的童年生活基本没有太多的关注。即使有的偶有涉猎，但内容的详实程度也远远不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她童年生活的解读也有失偏颇。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为多数传记家，特别是古代传记家所忽视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传主的个性开始养成，这时他接触的一些人物、遇到的一些事常常在他心灵中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的一些行为也可能预兆着他的命运。”

平石淑子正是注意到了童年生活在考察萧红的人生选择和创作道路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才挣脱了以往为萧红立传的藩篱，花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论述。著者以萧红为圆心，借助《萧红被开除族籍前后》《黑龙江区域社会史研究》等文献资料画圆，整个辐射开来，力图厘清萧红的家族发展史，囊括其童年生活全貌，并通过这独特的研究视角，挖掘出了前人学者们未曾发掘的新观点。

前人们所做的萧红传中，大多展现的是一个多感孤独的幼女形象。人们根据《呼兰河传》中记述“我”小的时候被祖母拿针刺，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语和《祖父死了的时候》中的部分内容，妄自推断出萧红是在充斥着无爱、冷漠的环境中长大的。对此，平石淑子提出了异议，她在《呼兰河传》中找到“我”小的时候和祖父在后花园中嬉闹，在祖父的帽子上插满了鲜花，尔后惹得全家人大笑的情景。对于祖母拿针刺她一事，著者也在张秀琢的记述中找到了真相，“哪能真用针扎她，奶奶看她用手指头捅窗户纸，就在她的对面拿针比画着，她就记住了，多少天不理奶奶。”由此推翻了前人的观点，佐证了萧红并非在无爱的环境中长大：“一个女孩子正在茁壮成长，全家人守护着她，享受着她带来的小小的幸福，家庭氛围和睦温馨。”

萧红为何在后来屡屡选择不适合自己的男性作为伴侣？这与她紧张的父女关系有一定的渊源。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萧红不满封建家庭、父权社会，她极力逃避、反抗着其父为她安排的婚姻，特别是在祖父逝世之后，“造成父权在萧红身上进一步强化，这又增强了萧红反抗家庭的力量。”萧红从祖父与父亲那里对男性的认知产生了极大的偏差，这实际上对她的性格形成和婚恋状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从小受到祖父的百般爱护，这使得她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对男性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另一方面，她接受不了父亲的冷落与“控制”，这也使得她在感情进行不下去的时候选择出走或是分手来抵抗。

平石淑子以一种内向性的视角，真正从萧红的角度出发，颠覆了前人对萧红成长环境的看法，认为萧红的童年生活是温馨幸福的，且联系家人对她的影响，阐释清传主的性格成因，对她的择偶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正是著者大胆质疑的学术作风，才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萧红。

二、结合时代背景

萧红出生于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和思想大变革的时代，卒于战争硝烟笼罩下沦陷的香港，她目击了我国社会历史的大动荡。著者以现代学者的视角，结合当时的史实，将萧红的成长置于历史的画卷中来考察。她将对萧红的作品分析嵌套进萧红的生命经历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现状，对其重要作品都进行了详细的、切中肯綮的分析。

根据这一视角挖掘下去，著者厘清了贯穿萧红作品的主线，即“一个人”的发现，“她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一条连续的线上进行的一种连续的精神行为”。这一观点弥补了前人的研究缺憾，打破了长久以来女权主义对萧红研究的束缚，著者的分析、解释足以囊括她所有的作品，也使得萧红的创作有了一条明晰的脉络。

关于《生死场》中对女性生产的描写，著者认为萧红一定是觉察到“女性正因为生育孩子，才在根源上注定与生和死深深相连，或者说不得不相连。”而萧红之所以有如此敏锐的感触，那是因为“在写《生死场》时，作者已经有过一次怀孕、生产的经历。”著者认为，萧红为了摆脱父亲的支配，而寄希望于未婚夫，结果换来的是未婚夫的消失和自己的怀孕。后来遇到萧军才得以摆脱此困境，这其中也有爱恋与幸福，但是在得到男性的“庇护”的同时，她必须面对女人的生理问题，所以萧红必须将之书写出来。关于很多学者认为的《生死场》前后两部分主题的变化，著者结合了萧红的自身经历得出不同的结论：“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由王婆这一女性贯穿的这个故事的确在后半部分缺乏紧张感，但这是由于作者关于农民生活的知识远远多于关于抗日运动的知识，而且相较而言她更关心的是农民们扎根于这片土地上绵延不变的生活。”

萧红颠沛流离的一生与抗日战争不无关系，她曾被人们誉为抗日作家，她的作品中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前线抗战场面的描绘，但我们总能体悟到日本人来后，对底层人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这种侧面烘托的方式正是萧红一贯秉行的行文习性。早在1938年初，《七月》杂志主持召开的题为“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的座谈会上，萧红就已亮明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譬如躲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譬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在这之后，能够从萧红作品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寻得一些抗战的痕迹，著者也借《旷野的呼喊》《孩子的讲演》《寄东北流亡者》等萧红的作品再次佐证了自己的上述观点。

著者将萧红的作品与其人生轨迹、动荡不安的时局结合起来解读，真正做到了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描绘，既有面的拓展又有点的纵深。这对于理解萧红的思想、习性有很大的帮助，更能折射出她行文背后的思想动因和历史动因，以此推动我们更深入地洞悉萧红的世界。

三、力求客观公允

平石淑子的这部《萧红传》摒弃了主观臆想，以旁观者的姿态多方面搜集迄今为止的相关资料，并通过精心整理为我们客观公允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萧红形象。

著者非萧红的生前好友，亦非其亲朋，在为其著书立传的过程中未曾倾斜自己的感情砝码。现存的萧红传记作品中，有很多是萧红的亲友为其所作的，部分人更是萧红一生的参与者、见证者，这类传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是其他的传记家们无法企及的。但是这类作品往往主观色彩比较浓厚，甚至是为了贴合自己的创作动机而有意遮蔽或凸显一些内容，例如钟耀群的《端木与萧红》和萧耘、建中的《萧军与萧红》，由于作者身份的特殊，在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就有些出入。而平石淑子的《萧红传》因控制了著者主观情感的介入，则更能接近历史或文学的现场。

再者，平石淑子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在研究萧红的时候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她从外部的视角来观看萧红的一生，跳出了中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制约。时空的阻隔使得她的研究视角更为多元，对一些研究盲区也有所发现，并得到了新的认识，使得萧红研究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著者的行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她采用的多为“中性”的、学术论文式的语言，没有太多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朴实、平缓的文风贯穿着全书。这种以旁观者的姿态公允地述说萧红的方式，更具说服力，展现的萧红形象也不觉牵强，反而血肉丰满。

著者研究萧红三十余年，可以说萧红就是她的“偶像”，但是她始终以一种平视的目光在关注着萧红，秉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来进行研究，这也是这部著作具有公信力的原因之一。肖凤的《萧红传》可谓是国内第一本较为详细的萧红传记，肖凤因与萧红同为女性，且在一些生活的细微处有某些相似性，故而肖凤从萧红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部传记也是自身的一种诉说。实际上，肖凤诗化的语言和深沉的情感介入已经消解了萧红生活的真实，难以真正进入萧红。美国学者葛浩文的《萧红评传》赢得了业界的一致好评，可仍有值得推敲之处，如他将二萧的情感破裂问责于萧军，从而对萧军有一种排斥的情绪，语言也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但是在著者的《萧红传》中，她对萧军有褒有贬，如在谈到同收录在《跋涉》中的萧红的《夜风》有可能是在借用萧军的《下等人》的笔法时，著者写道“萧红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使用上述表达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萧军不可能没有发现萧红在借用自己的写法。这两部作品一同被收录在两人初次合著的《跋涉》中，可见萧军对此认可，并表现出了对自己保护对象的度量之大，而萧红也承受了。”在二萧相处的过程中，著者认为萧军没有顾及萧红精神方面的成长，总想将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是典型的男性利己主义，且萧军生活中脾气暴躁，还曾伤害过萧红的肉体。由此，著者认为“萧红在萧军的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同时也是在与他的生活中（或者说正是因为与他的生活）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因此，必须迎来与萧军离别的时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通过著者这样的记述，萧军的人物形象才不至于扁平化。

历史人物的生活早已成为静态卷宗，当下的评判标准并非能够作为评判历史是非曲直的准绳，尊重历史，于史料中去挖掘、评判历史才是我们应该秉承的态度。我们应当像平石淑子一样，抛开个人情感，公平公正地去呈现真实的传主，否则只会传达出不精确的讯息，误导后人对于传主的看法，造成对传主的亵渎。

四、爬梳史料详实

由于熟识萧红生前的前辈们都已相继离开，我们很难再发现什么新的史料，加上萧红的研究资料非常之多，想要在浩瀚的资料堆里有新的发现这本不是件易事。平石淑子通过不懈努力，整合了迄今为止的众多史料，结合自己的思考，通过精当的辨析，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力求客观公正地再现真实的萧红，这本书可谓是萧红传记的集大成了。

纵观整书，著者有效利用了如下三方面的史料来支撑、丰富自己的观点。第一类材料便是萧红本人留下的文字材料。著者曾说过：“我并不认为萧红所写的作品就是记录了她所走的人生之路，但是她的作品仍反映了她的精神世界的成长，也是最值得依据的资料。”这类材料是最为直接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折射出萧红当时的思想、心境，著者在熟读材料的基础上，做出了精当的辨析。例如著者就在《商市街》中看到了萧红写作的目的：“她想要写的是，在那段时期，自己也曾作为一个人感受过、思考过。她在强烈地自我辩护，自己并非是一个在萧军庇护下的羸弱可怜的‘安琪儿’”。第二类材料便是相关的文献资料。例如《中国现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张福山的《哈尔滨史话》、李述笑的《哈尔滨历史编年》、伪满洲国的官方报纸《大同报》、陈明的《塞克同志与西北战地服务团》等。通过这些文献资料，著者较为全面、真实地还原了萧红的生活图景，也能够帮助读者近距离地接触到历史现场。第三类资料便是国内外已有的萧红研究成果，也包括著者自己通过走访萧红生前的熟人而得到的资料。如丁言昭的《萧红传》、铁峰的《萧红传》、钟耀群的《端木与萧红》、萧军的《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等著作，这期间著者曾多次飞往大陆、香港及中国各地，沿着萧红的足迹行走，考证萧红的生前事迹、史料，包括访问了萧军、端木蕻良等研究萧红时始终无法绕过的人物。利用这些资料,平石淑子还推理出了一个至今都没人发现的学术观点，即《呼兰河传》并非是萧红的自传，而是她巧妙创作出的一部伪装成自传的虚构故事。著者认为“故事中的舞台并非萧红现实中的故乡‘呼兰’，而是一个虚构的小城‘呼兰河’”。结合姜世忠主编的《黑龙江省呼兰县志》、1933年编写的《伪满洲国各县视察报告》及昭和十二年去过呼兰的水野清一等人的记述，著者发现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就是水野清一等人称作“北满的奈良”的古都；再结合《滨江省呼兰县情况》，对照故事中的“呼兰河”，著者发现大体布景差不多，小说有一些改动。而且，“在《呼兰河传》中出场的‘我’的家人是以现实中萧红的家人为原型写作而成的。但是，根据近年来弄清的事实和调查结果，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虽然每一处差别都不大，但是积少成多，故事离现实越来越远。”著者在繁杂的资料堆中理性选择和判断，秉承严谨的治学之风，在细节的真实性上花了巨大的功夫，且乐于思索，不断发现学术疑点，夯实了自己的研究。

平石淑子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精心打造出了这部可读可信的《萧红传》，详实的史料，严谨的治学之风，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也藉此打破了前人们对萧红的认识定式，突破了前人研究的局限，使得萧红研究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同时为今后的萧红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以拓展和革新的空间。

注释：

[1]朱晓晨：《新时期以来萧红接受研究》，渤海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2]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3][4][5][6][7][8][9][10][11][12][14][15][16]【日】平石淑子：《萧红传》，崔莉、梁艳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页，276页，56页，354页，160页，160页，170页，337页，103页，237页，192页，264页，282页。

[13]【日】平石淑子：《萧红的意义》，《文艺评论》，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