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笑泉

城市的身体化

城市的身体化并不意味着把城市看成一具外在的庞大躯体，而是写作者的身体与城市互相渗透。此种渗透首先而且必须是一种基于感官的渗透。“人性首先是在身体器官的活跃状态上得以显现。近代以来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表达来自身体器官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感受。”只有当写作者在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上与城市形成精微共振后，一种真正的城市小说才有可能在笔下产生。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却是一个最可靠的开始。身体是肉质的器官和无形而有质的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把其中任何一方分离出去，便会导致死亡。因此所有存活着的身体都是一元的。对于写作者而言，感官上的触动也是精神上的触动，城市感觉的培养和形成同时也是城市精神的培养和形成。这种培养和形成最好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

然而一个从童年时期就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未必就会与这座城市形成感官上的共振。“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一批曾经生活在城市的著名作家，比如张承志、史铁生、阿城、韩少功、梁晓声等……也并没有将自己生长于斯的城市当作描写的对象。”这是一个饶有意味、值得分析的现象。知青经历是阻断这批作家形成城市感觉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的横插一脚，将乡土经验楔入这批作家的青年时期。这种楔入起初是强行的，但或快或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乡村敞开胸怀，融入其中，并滋生和培养出了牢不可摧的乡土感觉。张承志将他插队六年的乌珠穆沁草原视为永恒的母亲，韩少功更是在返城三十年后又回到当年下放的汨罗八景峒乡长期居住。《黑骏马》《金牧场》《归去来》《马桥词典》，这些他们写得最自然、最鲜活、最富感染力的小说均与知青时期扎根地有密切关系。考虑到中国在漫长的时期内处于农业社会，乡土感觉和乡土精神已经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于张承志、韩少功这一代作家而言，他们的父辈又大多出身农村。即便是在城里长大，他们也能隐隐约约感触到那条更深远绵长的根来自何处。来到乡村、草原和山野中，对他们而言，实际上是回到母体。那种潜藏的本能使他们的感官无保留地敞开和吸纳眼前陌生而又熟悉的一切。等到他们离开的时候，乡土已经全面渗透进他们身体。但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于任何人的感觉和精神的塑造，都是至关重要、无可替代的，从时间顺序上来看，也是第一位的。为何他们返城之后，大部分人也没有接续童年和少年时的感觉，培养出同样敏锐和充沛的城市感觉和精神？至少从作品层面上来看，当代的城市生活并没有构成他们小说创作最重要的兴奋点。难道知青经历和乡土生活竟然像神经阻隔手术一样，割断了他们连接城市的那条感觉神经？或许回到建国前四十年的城市形态，能够找到些许答案。

在一个主要由进城农民和军人主导城市建设的时代，城市变成了乡村形态和部队建制混合生长的产物。过去时代遗留的少许城市现代化经验也遭到了严厉遏制。这一阻隔直到改革开放才被解除。而随后整个八十年代，除了极少数大都市外，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是缓慢的。直到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这一进程才开始加速。到这一时期，上述作家的主体感觉和主体精神已经完全成型。当然，如果感官没有闭合，依然可以汲取新的经验和新的感受，与城市形成共振。但受家庭背景、时代经历和个人心性的制约，“他们身上缺少肉体特有的叛乱性，容易被某种外在于肉体的东西所慑服（比如，宗教权威、政治权威、西方大师的文本权威等）”，面对欲望滋生、暧昧不清的城市身体，他们显然缺乏进入的冲动。而只有在感官上进入，把身体融入城市之中，城市才会敞开一切细部，彼此形成深度共振。

仅仅做到身体与城市同构，会出现本色、生动的城市小说，但还不足以产生杰出和伟大的城市小说。只有当身体产生思考时，这种可能性才会存在。但这是一种身体化的思考，是紧紧贴着感官经验的思考，是拒绝一切理论教条的思考。在这种基础上，写作者有可能解构，也可能建构。无论是解构还是建构，只要是在城市的身体内部，同时也是在自己的身体内部进行，就是一种血肉充盈的有感写作，而非无感的机械性拆解或建构。在此过程中，不必刻意追求个体经验的社会化和感官经验的时代化，而社会性和时代性自在其中。正如每一置身于时代中的生命个体，无论其如何彰显个性，时代精神和经验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闪现。

局部的构成

这是一个信息碎片化和分工高度细化的时代，整体性表现的难度与时俱增。但有宏大叙述冲动的小说家，依然会寻求某种程度上的整体性表现。然而面对庞大复杂的城市，只能从局部出发。而局部也是如此丰富，隐藏着无数皱褶，把它们一一打开，足以构成一个大长篇甚至几部系列长篇的体量。或许寻求一种城市局部的整体性叙述，在当中隐括整个城市的发展变化，是一条更切实可行的道路。

一个由单位主导的城市难以称为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但若是把单位从城市叙事中剔除出去，中国当代城市的生命体征也会大幅度流失。从县城到都市，单位与街道几乎形成了对垒的两极。单位以优越甚至鄙夷的目光打量街道，同时在街道的野蛮和粗狂面前又暗含心虚，这心虚又加重了他们刻意表达的优越和鄙夷。街道向往单位，但又对单位明显的疏远和防范暗怀恼恨。如果窥破了单位的虚弱，还会明生不屑，但这不屑并不能消解它对单位的向往。街道是能量场。单位是能耐场。“能量可以对付社会、自然、宇宙间的各种‘力’（关公、张飞、李逵有对付千军万马的能力）；能耐却能将能量瓦解，然后一个个收拾。”“在身体进化过程中，能量的引申义（能耐），实际上是对能量的本义（物质能）的补充和修正。”然而这种补充和修正在机构化之后，演变成了单位对街道的控制。虽然单位施展能耐竭力对街道的能量进行固化和切割管理，但街道的能量依然处于动态生成、鼓荡层涌的状态。二者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博弈。单位叙事应该在这个层面展开，方能呈现城市的生动。如果迷恋于展示单纯的“办公室政治”，则容易沦为当代的“黑幕小说”。当然，单位本身的发展变化也隐括了城市的发展变化，人性在单位这个特定场域有着极其复杂精微甚至非常特殊的表现，值得深入挖掘。但这种描写至少要与外界形成隐秘的互动，而不能将单位塑造成“小宫廷”或“象牙塔”。实际上，有望成为城市小说的单位叙事都不会仅仅描写能耐之间的较量，它还有能量的激荡。这种能量虽然表面上是从内部生成的，也可以基本上是在内部展开的，但它与外面那个更广阔的能量场一定存在呼应关系。惟其如此，单位才能成为城市小说可以依托展开的一个局部，甚至可以把整座城市隐括进去。

街道包围并且切割了众多的单位，单位一直想约束它的散漫和野蛮。双方的拉锯战进行了多年。在老城区，高昂的改造代价和盘根错节的居住地理让单位难以如愿，最多能把主街修整一新。在新城区单位貌似得手，因为整个规划都由其来制定和实施。但在规整的大道后面，自由散漫的风气依然难以控制。所以那些热衷于描写超市、豪华酒店和灯光大道的小说家永远只得城市的皮毛，城市最有元气的部分藏身在主干道和次干道后面那些错综复杂的小街道上。小说家即便不能像苏童、余华那样幸运地成为“街上的孩子”，也应该深入街道的内部，在小饭店、小旅馆、小发廊、小菜市场、按摩房、麻将馆、洗脚屋、网吧、桌球室、歌舞厅里消磨时光，让街道的气息和节奏渗入自己的身体。街道天性张扬又隐蔽，散漫又自有章法。那些强行规范街道生意的做法不但违反市场法则，而且无视人性法则。在街道内部能够长存的一切都是根据市民的需要自然形成的，其中有经济规律，也有丛林法则。街道就是城市内部的丛林。单位是圈养，街道是放养，所以它生气蓬勃，貌似无理而又自有其理。只有在街道上出入，身体才会处于激进状态，感官才会全部打开。这里是城市最古老也是最新鲜的部位。通过几条街道，小说家足以写活一个城市。

近二十年来，在街道和单位之间，中国的城市普遍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容忽视的部位：住宅小区。它脱离了单位的控制，又远比街道规整。当中的居民身份驳杂，既有单位人，也有因为各种原因而迁入的街道人，还有许多身份难明的外来租住者。它是在现代商业法则的规约中成长起来的，尽管其中的住民未必认同这些法则。但只有遵循这种法则，小区才有可能有序运行。在办公室和街道上违反契约，有可能得利，但在小区内违反契约，立刻会造成生活上的不便。这是一种新的城市生活形态。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房产商、居民委员会，还有更多的本无联系的小区住户，因为权责利的划分和实现而产生复杂的博弈，不得不面对各自从未经历过的局面。在这博弈中，城市更多的力量被席卷进来，貌似宁静有序的小区其实是城市另一个风暴中心。但这种风暴并不可怕，从中可能会产生真正的公民生活。“商品房住宅小区及其业主群体发动的维权运动，正在构造和培育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当然，仅仅关注小区维权是远远不够的，小区更有魅力的地方是在于数量惊人的陌生人长期生活在一块狭小的地方所产生的种种动态。隔壁的神秘女子；楼上的奇怪大爷；电梯里熟悉的陌生男子；有人试图打破疏离状态；有人竭力维护疏离状态。因为共同利益而短暂交集后又会产生何种变化？全新的经验等待小说家去处理，城市小说的新质会从这里大量呈现。

在城市的外围，还有郊区。在中国，这个部位被称为城乡结合部。中国的城市郊区当然与博尔赫斯笔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有别，但同样是开启城市中心居民想象的地方，也是城市热血和元气的输入地。博尔赫斯大半生隐身书斋，但对郊区的书写始终是他小说创作的一个兴奋点，为此他不惜放弃迷宫中的玄想，直接贴着经验展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他的终身写作地标，主要是在这部分作品中呈现。中国的城市郊区更多地在行政身份上呈现着城乡的交锋和纠缠。它是一个边界模糊的过渡地带，一个身份暧昧的边缘地带。乡村居民通过它接近或进入城市，城市里的奋斗者和犯罪者把它当做退守的屏障，廉价的地租和松散的管理让他们可以随时撤退到此地，重新集聚力量再次向城市发起冲锋。但郊区的原住民渴望地租的上涨。同时城市繁华地带日益昂贵的地租逼迫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大规模在此购房，随着周边配套设施的完善，新的繁华地带诞生了，郊区原住民成功地转型为市民，并通过地租成为新的有闲阶层。新的郊区也随之产生，这是城市扩张必然的结果。郊区不再是长久凝固的部分，它不断移位，这是近二十年来新的城市景观，当中也产出鲜活的时代经验。

整体性表现之路径

城市的膨胀、结构的繁复和经验的杂乱并不能阻挡小说家整体性表现的冲动，相反，还强化了他们的此种冲动，前提是他们的身体始终处于敞开的状态。在这种敞开中他们的器官不但变得敏锐，而且会随城市一起扩张，在无形中达到令自己都暗自吃惊的体量。身体的自信增进创作的自信，终有一天，小说家确信自身的体量足以吞吐整座城市，便会从局部叙事走向城市史诗。到此程度，已成生命冲动，无论是经验碎片化的理论吓阻还是城市分工日趋精细的现实障碍都不足以抵挡。

巴尔扎克早已提供了一条被证明可行的路径，即通过多部独立而互相有联系的小说来呈现一个城市的整体。对于在结构上尚处于急剧变化的城市而言，这是一条安全系数最高的路径。每部小说描写可以自如掌控的局部，每一个局部都不闭合，呼应着另一个局部，合起来便是一个城市的整体。但这样的巨著处在未完成状态，直到作者封笔为止。因为新的变化会产生新的小说。小说的过去式和经验的即时性产生了矛盾，小说家永远在这种矛盾中搏斗。为了永不停顿地去克服，他不但身体处于应激状态，而且会竭力发明出新的技巧来表达。这无论是对小说家创作活力的保持，还是对文学的良性发展而言，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和价值。或许应该树立这样一种小说创作观：未完成是当代小说的常态，一部小说的创作是为了打开另一部小说。时代发展的绵延性和裂变性在这样的状态中同时得到充分体现。

但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始终存在。这一想法适用于那些结构和功能趋于完善的城市。如果这个城市还具备成熟的城市精神和文化结构，那么，通过一部巨著在整体上予以呈现的可能性又会大幅度提升。但这种精神和文化依然要贴着器官展开，它们和器官一起构成城市鲜活的身体。小说家不难领悟精神的身体性，但容易被那些漠视甚至敌视身体的文化所制约。无论精神还是文化，脱离了器官，就会失去体温，成为冰冷、僵硬的观念。而依靠观念建构一座城市，无论看起来气势如何恢弘，实质上是一座机械城市，当中的人物如同木偶，场景如同纸板。木偶和纸板可以凭借强大的描绘能力做得精美甚至逼真，但缺乏真正的城市性格和城市气息。只有从城市的身体化入手，才能让数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的叙述和描写变得有效。起于身体，终于身体，才能让无处不在的钢筋水泥、电子屏幕、交通工具、文件标语生气蓬勃，在交融汇合相互激荡中体现城市的生命性。

注释：

[1][2][3][4]张柠：《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2页，169页，326页，321页。

[5]余华：《录像带电影》，余华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a3227010007m0.html

[6]郭于华、沈原、陈鹏：《居住的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