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摸鱼儿》词旨新说

2018-11-13汪洋

中国韵文学刊 2018年2期

汪洋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贵州贵阳 550025)

辛弃疾《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此为宋词名篇，脍炙人口。梁启超誉之为“迴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饮冰室词评》)本词上阕描摹暮春景色，写惜春、留春、怨春，向来少有异说。下阕抒情，多用典故，隐微透露词旨，歧说颇多。或言忧国家：南宋朝廷苟安投降，国势难以维持。或言感身世：朝中奸佞谗毁，词人如屈子“忠而被谤”。近现代学者多将二者结合，认为南宋朝廷苟且议和，致使国势日蹙。同时，朝中“投降派”对词人进行谗毁。以上说法皆自成理，却难言准确，原因在于并未细考当时史实。本文笺证辛词下阕，另立新说：《摸鱼儿》之作，与辛弃疾中年仕宦经历密切相关；词人抒发的人生感慨源于当时朝中“道学之党”与“功利势力”之间的党争；词中对宋孝宗听信谗言的指责并非事实，从而引起皇帝的不悦。以下结合辛词、史料，考证之。

一释“蛾眉曾有人妒”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用汉武帝陈皇后典故：陈皇后失宠幽居长门宫，期盼武帝再次召幸，而约定的“佳期”一再延误。“蛾眉曾有人妒”，语出屈原《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言小人谗毁。词人显然以陈皇后、屈原自拟，谓孝宗听信谗言，将自己斥逐疏远。如此，南宋人谢枋得之说便值得特别注意。谢枋得《唐诗选》卷二：“辛稼轩中年被劾，凡一十六章，不堪谗险，遂赋《摸鱼儿》。”梁启超对此提出异议：“先生被劾之多，当在湖南、江西帅任中，赋此词时犹未也。叠山殆追述而未详考耳。”(《辛稼轩先生年谱》)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从其说，理由亦同。此外，谢氏此说为论辛稼轩者所普遍援引，但皆无深入分析。以下考辨谢说。

其一，词人赋《摸鱼儿》，时在淳熙六年(1179)暮春，辛弃疾四十岁，自然可言“中年”。乃至于该年前后称作“中年”，亦无不可。其二，辛弃疾被弹劾的情况，并非皆会载之史籍。其三，谢枋得言辛弃疾被弹劾“凡一十六章”，为确数，非数十之类虚指，应有所本。其四，据谢枋得《同会辛稼轩先生祠堂记》，谢氏与辛弃疾之孙辛徽颇有交往。又据谢枋得《宋辛稼轩先生墓记》：“枋得傥见君父，当披肝沥胆，以雪公之冤。复官、还职、恤典、易名、录后、改正文传、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后录公言行于书史，昭明万世，以为忠臣义士有大节之劝。”辛弃疾晚年曾与韩侂胄北伐之役关系密切，故韩死后，其政敌对辛弃疾多有弹劾。古人修史，一般以前代国史为基础，进行编次、修订等工作。元修《宋史》，宋度宗之前事迹多仍宋代国史旧文。检视《宋史》中韩侂胄、史弥远等人传记，韩侂胄入《奸臣传》，而对史弥远诸多回护。则国史中必然对参与韩侂胄北伐之人如辛弃疾，也颇多诋毁。谢枋得所言“公之冤”，当指此，故谢氏有“改正文传”之说。《宋史·辛弃疾传》中未言辛弃疾与韩侂胄北伐的关系，却有谢枋得为文祭辛的记载，又写道：“德祐初，枋得请于朝，加赠(辛弃疾)少师，谥忠敏。”加之谢枋得曾任史馆校勘，具修史便利，则《墓记》中所说“改正文传”之类的工作应已完成，《宋史·辛弃疾传》的传记文字或即本之于谢氏所录辛弃疾言行。由上述可知，谢枋得对辛弃疾生平十分了解，其评《摸鱼儿》之言应有其来历，抑或源于辛徽之口，应属可信。其五，淳熙六年(1179)七月，辛弃疾于湖南转运副使任上进《淳熙己亥论盗贼劄子》：“但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正与“娥眉曾有人妒”相契。“年来”，谓数年以来。可见淳熙初年以来，朝中一直有人攻击辛弃疾，亦与谢枋得所言“中年被劾，凡一十六章”相合。总之，谢说极为可信，《摸鱼儿》之作与辛弃疾中年仕宦经历密切相关。

二释“君莫舞”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言纵然陈皇后可以千金买赋，也无处倾诉自己的相思悲苦。亦即是说君王恩宠不再，无由得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君”指飘荡的柳絮，实谓谗毁自己的小人。用玉环、飞燕之典，表面上说她们虽然荣宠一时，却也难逃被杀，化为尘土的命运。实则在告诫，乃至诅咒谗毁者。那么“君”的具体指向，便成为理解本词的关键。词人用“舞”字形容柳絮漫天飞舞，可知谗毁者处于政治得意中，是朝中当权者。

上文已证谢枋得之说可信，则《摸鱼儿》并非词人因一时、一事而作，是较长时间内一己心境的展现。那么，谗毁辛弃疾的当权者是谁呢？考察辛弃疾赋词前后数年朝廷执政者的任免情况：淳熙二年(1175)九月，与辛弃疾关系密切的叶衡罢相后，龚茂良以参知政事行丞相事。淳熙四年(1177)六月，佞幸曾觌与其党羽谢廓然相勾结，罢黜龚茂良。龚罢后二日，孝宗任命王淮为参知政事，而未见任用丞相的记载。此后朝廷当用王淮以参知政事行丞相事，因为当时朝中只有王淮一位参知政事。淳熙五年(1178)三月，史浩任右丞相，至十一月罢。其后，赵雄任右丞相，直到淳熙八年(1781)八月罢职。细考史实，当时朝中存在着“道学之党”与“功利势力”之间的激烈党争。史浩、龚茂良正是“道学之党”的代表，而辛弃疾属于“功利势力”，其被“谗毁”正是党争所致。

“道学之党”，指南宋高、孝、光、宁四朝的政治朋党，他们由道学士大夫及其同道组成。“功利势力”这一名称见于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一书，沈氏言道：“要求‘内修政事’、伸张‘公议’的道学势力与以近幸为核心的功利势力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有时甚至到了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地步。”学界甚少使用“功利势力”这一名称，本文认为将之与“道学之党”对举，可以较为准确地概括孝宗乾道初年至淳熙中期的党争情况，故用之。“功利势力”由当时的功利型士大夫与佞幸集团组成，他们与“道学之党”的党派分野既是内外政策的不同，也是权力之争。

在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恢复”上，“道学之党”主张缓行。《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上引何俌《中兴龟鉴》云：

考之当时，端人正士如黄通老、刘恭父、张南轩、朱文公，最号持大义者。而黄通老入对，则谓“内修政事而外观时变”而已。刘恭父自枢府入奏，则谓“复雠大计，不可浅谋轻举以幸其成。”文公自福宫上封章，则谓“东南未治，不敢苟为大言以迎上意。”南轩自严陵召对，则谓“金人之事所不敢知，境内之事则知之详矣。”是数公者，岂遽忘国耻者哉？实以乾淳之时与绍兴之时不同，绍兴之时，仗义而行可也。今再衰三竭之余，风气沉酣，人心习玩，必吾之事力十倍于绍兴而后可。不然轻举妄动，开边启衅，恐不至迟之开禧而后见也。

引文中“黄通老”乃黄中，“刘恭父”为刘珙，“文公”指朱熹，“南轩”是张栻，数人皆是当时道学之代表人物。“隆兴和议”后，鉴于数次北伐失败以及国力不足，“道学之党”在北伐问题上变得谨慎，主张内修外攘，强调国内政事修明是出兵恢复的前提，欲于内政方面进行大变革，以富国强兵，最终北伐，收复河山。内修外攘是当时有识之士的一致看法。与“道学之党”主张缓行不同，朝中还有另外一群士大夫，以虞允文、王炎、赵雄、叶衡、蒋芾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相对激进的恢复策略。《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下《孝宗二》“乾道三年(1167)十一月”条云：

一日，上顾辅臣图议恢复，刘珙奏曰：“复雠雪耻，诚今日之先务。然非内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可轻动也。”同列有进而言者曰：“汉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数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谓十年修政之功哉？”珙曰：“……臣窃以为自古中兴之君，陛下所当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见于《诗》者，始则侧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则任贤使能，以修政事而已。其终至于外攘夷狄，以复文武之境，则其积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侥幸之所为也。上深然之。

刘珙是朱熹早年老师刘子翚从子，其学来自刘子翚，而刘子翚学《春秋》于胡安国。刘珙具道学传授渊源，属“道学之党”无疑。他也认为复仇雪耻是国家“先务”，但主张内修政理有十年之功，方可言北伐。引文中尚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召对时有“同列”不同意刘珙缓行之说，此人为谁？“辅臣”自是执政大臣无疑。查《宋史·宰辅表四》，当时执政大臣只有陈俊卿、刘珙、虞允文三人。陈俊卿曾反对张浚仓促北伐，数次荐朱熹入朝为官、与道学中人关系密切，激烈反对佞幸。且据《宋元学案》，陈俊卿颇具道学渊源：陈俊卿是胡安国同调叶廷珪弟子，而胡安国私淑二程；又是林光朝的讲友，林学于陆景端，而陆受业于尹焞。由此，陈俊卿属于“道学之党”无疑。所以，此次召对与刘珙异议者必是虞允文。他于乾道五年(1169)八月任右仆射兼枢密使，为孝宗委以恢复重任。执政之后，虞允文推行了不少恢复措施，如派使至金国祈请陵寝地，实则要求金国归还中原一带土地；设置江、浙、京湖、两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进行理财。朱熹称这些措施是“小利近功”(《答张敬夫书》)，他与陈俊卿、张栻、吕祖谦等人激烈反对这些做法，陈俊卿、张栻因此而罢职、调外任。

第二，刘珙论周宣王中兴，“始则侧身修行，以格天心”，强调以格君心之非来改善政治、移风易俗。这是道学的根本政治理念，与道学思想一致。程颐《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让宋神宗“省己之存心”，强调君主施政的动机，须“持王者之公”，克制“徇其私欲”之心。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上书孝宗云：“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则圣心洞然，中外融澈，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在朱熹看来，天下事无不如志的前提是，存天理、去人欲。恢复事功之不成，其根本原因在于孝宗内心天理之不充，即“内圣”没有完成。道学在政治上也强调“正心诚意”，而皇帝尤该如此。进一步讲，这一政治理念就是道学一直强调的“义利之辨”“王霸之辨”。朱熹、陈亮之间的辩论，世所皆知，朱熹认为：管仲虽然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但他是出于利欲之心，是霸道而非王道。以功利出发的政治是坏的，是“以人欲行”。这是“道学之党”反对激进恢复策略的理论基础。《朱子语类》卷一三三《夷狄》：“孝宗即位，锐意雪耻。……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如王公明炎、虞斌父(允文)之徒，百方劝用兵。孝宗尽被他说动，其实无能，用著辄败，只志在脱赚富贵而已。”朱熹认为，虞允文、王炎等人主张激进的恢复策略，是以功名富贵作为目的。总之，“道学之党”在主张内政修明的同时更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行政发令的义利之别。

“道学之党”反对激进、功利的恢复策略是与反对佞幸相纠缠的。孝宗宠任的佞幸有曾觌、张说、龙大渊、甘昪等。他们或是潜邸旧臣，或是皇亲国戚，或是内侍。这些人被道学士大夫呼为“小人”，认为他们“有生以来，自朝自暮，无非罪恶，不可殚数”(朱熹《与台端书》)。佞幸依附皇帝，为皇帝服务，是皇权的代表。其政治主张必然与皇帝相同，即激进的恢复策略。主张激进恢复策略的执政大臣，大多都与佞幸关系密切，这既是重功利实效的思想倾向所决定，也是因为皇帝宠任佞幸，他们必须得有所妥协，甚至勾结。

“道学之党”与“功利势力”自乾道初年至淳熙中期的十数年间，斗争激烈，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事例：乾道二年(1166)，陈俊卿劾佞幸曾觌、龙大渊，二人被调外任。乾道五年(1169)、六年(1170)，汪应辰、陈俊卿因不同意派遣使者向金国乞请陵寝地，与虞允文意见不和，先后被调外任。淳熙四年(1177)，曾觌勾结谢廓然，罢免龚茂良。在双方斗争中，孝宗皇帝多偏向“功利势力”，其中原因不外三方面：第一，孝宗在个人感情上更信任佞幸；第二，孝宗施政崇尚实际，厌恶道学“正心诚意”之说；第三，孝宗一向羡慕唐太宗外攘夷狄的彪炳功业，汲汲于恢复中原，对于缓行恢复的主张无法赞同。他甚至比虞允文等人更为激进，如乾道八年(1172)九月，孝宗将虞允文自左丞相调任四川宣抚使，命其至四川出兵北伐，孝宗则同时于东面北进，“期以某日会河南”，最终因虞允文言“军需未备”而作罢。淳熙七年(1180)夏四月，朱熹愤怒地上书孝宗说：

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说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亵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龊龊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

朱熹所言或有夸大之处，却反映出以下事实：第一，言佞幸使孝宗“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说于功利之卑说”，实则批评孝宗不从正心诚意出发，而以事功作为行政动机，亦即批评激进、功利的恢复策略。第二，部分执政大臣与佞幸关系密切，甚至出自其门下。第三，朱熹的激烈态度表明，“道学之党”与佞幸、宰执交互一体的“功利势力”之间壁垒分明、势同水火。

朝中两党相争如此，辛弃疾未能置身事外，因为他属“功利势力”。首先，辛弃疾的思想以兵家为主，不具道学思想，其对儒学典籍的涉猎不过是古代文人的基本修养。此点阅辛弃疾诗文，便一目了然。其次，由《九议》可知，辛弃疾反对“明日而亟斗”，主张“无欲速”“先定规模而后从事”，同时也认为朝廷遣使至金国祈请陵寝地的做法，是“计失之早”。这与“道学之党”的主张颇多一致，却有根本的不同。同在《九议》中，辛弃疾主张实行“除戎器，练军实，修军政，习骑射，造海舰”等强兵措施，认为“兵待富而举，则终吾世而兵不得举矣”。在他的计划中，“若规模既定，断以三岁而兴兵”。换言之，辛弃疾并不认同“道学之党”主张的“十年生聚”的恢复策略，他对朝廷的恢复措施予以批评，却并非反对其策略。其三，最重要的是，辛弃疾与“功利势力”之间关系密切，集中体现在其与叶衡的交往上。据《宋史》卷三百八十四《叶衡传》：

叶衡，字梦锡，婺州金华人。绍兴十八年进士第……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上锐意恢复，凡将帅、器械、山川、防守悉经思虑，奏对毕，从容赐坐，讲论机密，或不时召对。……衡负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进用之骤，人谓出于曾觌云。

叶衡“负才足智，理兵事甚悉”，孝宗任命他为宰相自然是看中其具有的杰出军事才能。据引文，叶衡任宰相后确实在恢复上对孝宗有诸多贡献。辛弃疾《洞仙歌·寿叶丞相》有“遥知宣劝处，东阁华灯，别赐仙韶元夜”“好都取山河献君王”二句。前一句言孝宗对叶衡的信赖，后一句写叶衡全力辅佐孝宗的恢复大业。由此，叶衡属于主张激进恢复的“功利势力”。与此同时，叶衡之进用由佞幸曾觌推荐，出自其门下。《宋史·曾觌传》云：“叶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是二人者，皆觌所进也。”由此，叶衡之于“道学之党”也算是壁垒分明了。

据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辛、叶二人相识于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时任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叶衡任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兼提领措置营田，治所也在建康。乾道九年(1173)冬，辛弃疾因病离任滁州知州，没有任何差遣。次年，叶衡任江东安抚使兼建康留守，即辟辛弃疾为江东安抚使司参议官，并“雅重之”。叶衡“负才足智，理兵事甚悉”，辛弃疾对此十分钦仰，其好友周孚《寄幼安》云：“向时金华翁，与君尝服膺。”叶衡是金华人，“金华翁”即指叶衡。正因二人皆重实学，才会相互欣赏。本年十一月，叶衡任宰相，“力荐辛弃疾慷慨有大略。召见，迁仓部郎官”(《宋史·辛弃疾传》)。“力荐”二字不可放过，足见叶衡在辛弃疾此次迁转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淳熙二年(1175)六月十二日，辛弃疾以仓部郎官出任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进击赖文政的茶商军。上年十一月，叶衡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朝廷此时未设左丞相)，为两府长官。此次辛弃疾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自是出于叶衡推荐。《续资治通鉴》便明言“辛酉……以仓部郎中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捕茶寇。用叶衡之荐也。”剿灭“茶商军”对辛弃疾的仕途至关重要，叶衡可谓辛弃疾的伯乐。对于叶衡，辛弃疾以师事之。周孚代辛弃疾所写《代贺叶留守》中言：“自惟菅蒯，常侍门墙，拯困扶危，韬瑕匿垢。不敢忘提耳之诲，何以报沦肌之恩？”从“常侍门墙”“提耳之诲”“沦肌之恩”等词句可知：辛弃疾出自叶衡门下，当无可疑。

淳熙二年(1175)九月十七日，叶衡因汤邦彦弹劾罢相，其后由龚茂良、王淮、史浩、赵雄先后执政。龚茂良主张恢复不可轻举，与道学中人关系密切，立朝与佞幸曾觌等势同水火。淳熙三年(1176)六月，龚茂良荐朱熹入朝，为佞幸所抑。淳熙四年(1177)六月，龚茂良被罢免也是曾觌与其党羽谢廓然所为。由此可见，龚茂良属“道学之党”。王淮欣赏辛弃疾的才华、其婿与稼轩“素善”、淳熙末期还欲帮助辛弃疾起复，足见其与辛弃疾关系颇佳。史浩于隆兴时期反对张浚北伐，其后赞成“道学之党”内修外攘的策略。当政期间，史浩大力举荐道学之士，也属“道学之党”。至于赵雄，他为虞允文所荐，因论恢复得遇于孝宗，从此青云直上，并于淳熙五年(1178)十一月越次任宰相，属于功利士大夫。前文已述，辛词以“舞”者喻淳熙初年以来“谗毁”自己的朝中当权者，则“舞”者只能是龚茂良、史浩等“道学之党”。此处应特别指出：淳熙后期，辛弃疾改善了同“道学之党”的关系，与朱熹、陈傅良、王自中等人皆有密切交往。但在本阶段，辛弃疾与“道学之党”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淳熙十年(1183)，陈亮《与辛幼安殿撰》云：“四海所系望者，东序惟元晦，西序惟公与子师耳。又觉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无个伯恭在中间撋就也。”“戛戛然”者，龃龉貌也，正是朱、辛二人关系紧张之描述。

思想、政治主张的不同，固然是辛弃疾为“道学之党”弹劾的缘由，而与叶衡之间的亲密关系才是其主要原因。叶衡出自佞幸曾觌门下，而辛弃疾出自叶衡门下，严于分别正邪的道学之士，必将辛弃疾视为异类而加以弹劾。辛弃疾“漕移湖南”，同僚本有两次饯别。一次是“周总领、王漕、赵守置酒南楼”，辛弃疾赋《水调歌头》(折尽武昌柳)，另一次便是王正之单独为词人饯行，词人赋《摸鱼儿》。王正之，即王正己，淳熙元年(1174)为叶衡推荐出仕。叶衡罢相后，王正之被弹劾落职，后因孝宗保全而起复。因同出叶衡之荐，王正之与辛弃疾政治上属于同党，关系密切。正因如此，王正之才单独设宴为辛弃疾饯行，而辛弃疾才会在《摸鱼儿》词中表现出对“道学之党”的指责，《水调歌头》则只言离情之苦、羁旅之劳。此外，辛弃疾的“归正人”身份也是其被“谗毁”的重要原因。“道学之党”一直反对孝宗皇帝保护、优待、重用“归正人”的政策。孝宗即位之初，朝廷对“归正人”问题进行过辩论，史浩正是朝中反对招纳“归正人”的代表。朱熹甚至说：“今之病根在归正人。”(《朱子语类》卷一百十)由上文所论可知，《摸鱼儿》词所作之前数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朝中皆是“道学之党”执政，史浩还于淳熙五年(1178)三月至十一月任丞相，则辛弃疾“归正人”的身份自然是其被攻击的因由。

须特别指出，淳熙五年(1178)三月，辛弃疾被召为大理少卿，其时史浩初任宰相。《陈亮集》卷二《与石天民斗文》：“辛幼安、王仲衡俱被召还，新魁颇留意善类，老兄及伯恭、君举，皆应有美除。”“新魁”即史浩，是否可以因其召回辛弃疾而认为二人是同党呢？恰恰相反。考察陈亮书信中的人物：王仲衡即王希吕，与辛弃疾一样是“归正人”，不属“道学之党”；“伯恭”乃吕祖谦，“君举”是陈傅良，石天民是陆氏门人，此三人皆属“道学之党”。其时，朱熹也经史浩荐举出守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由此可见，史浩复相之初荐举之人包括道学、非道学两方面的人物。据《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下《孝宗六》“淳熙五年五月”条云：“庚子，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辅政，唯尽公道，庶无朋党之弊。’”史浩复相不久即向皇帝表明自己“尽公道，庶无朋党之弊”。其收召辛弃疾正是为了向皇帝表明自己不结党，亦可证辛弃疾不属“道学之党”。

三释“斜阳烟柳”

对“斜阳烟柳”数句的解读，罗大经之说影响深远，《鹤林玉露》卷一：

辛幼安晚春词“更能消几番风雨”云云，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至德也已。

“未须”一句出自程颢《陈公廙园修禊事，席上赋》，作“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表现出诗人隐居洛阳的闲适心境。罗大经指出程颢诗与辛词末尾“斜阳烟柳”数句不同，可谓有识。又说该句在汉唐会有“种豆种桃之祸”。“种豆”典出《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杨恽罢官后作《报孙会宗书》，其中有诗云：“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张晏注云：“山高而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贞实之物，当在囷仓，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种桃”，典出《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刘禹锡传》：“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杨、刘二人皆是因讽刺朝廷而惹祸。由此，罗大经认为辛词结尾意在讥刺朝廷政治不清、奸谀当道。后人引申此说，乃有因苟安求和而“国势危殆”“不绝如缕”“日薄西山”等说法。自民国以来，此类说法更是成为学界主流。

而仔细考校当日情状：孝宗即位之初，汲汲北伐。遇符离之败，又迫于高宗压力，不得不与金达成“隆兴和议”。其后，孝宗调整内政，积极为北伐做准备。乾道、淳熙时期，宋金关系平稳，国内政治较稳定，史官言孝宗乃“南宋诸帝之称首”。当代史家的研究也认为，孝宗一朝是南宋最好的时期。所以，朝政荒乱、国势危殆之类说法，没有事实依据。或曰：词人不能超越所处时代，忧虑国势，并非不可。答曰：辛弃疾不知身后事，但对宋高宗时期的情状定然了解。朱熹绍兴三十一年(1161)所作《与黄枢密(祖舜)书》言道：“盖自戊午讲和以至于今，二十余年，朝政不纲，兵备废弛，国势衰弱，内外空虚。”说宋高宗苟安求和，致使国事日蹙，应无问题。而孝宗时期，国势各方面较高宗中后期皆有上升，且孝宗为北伐积极准备，辛弃疾此时想来不能将“不绝如缕”“国势危殆”之类形容加之于孝宗身上。

既然“斜阳烟柳”非言国势，则其意何在？愚以为，本词结尾主要表现词人的思乡情绪。证据有三：其一，辛弃疾这一时期的词作颇多怀乡之情，时时写道 “江南游子”“依刘客”“今为客”“长为客”。其二，辛弃疾友人赵善括有和词《摸鱼儿·和辛幼安韵》，其下阕言：“新燕舞，犹记得雕梁旧日空巢土。天涯劳苦，望故国江山，东风吹泪，渺渺在何处。”赵善括是江西隆兴(今江西南昌)人，于宋高宗绍兴后期便出仕为官，此后宦游各地，时任鄂州(今属湖北武汉)知州。词中写新燕犹记旧日雕梁、“天涯劳苦”，言自己久客不归、宦游羁旅之苦。末尾正写望故乡不见，而伤心落泪。其三，古人有登高怀乡之传统。如《诗经·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便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写了妻子对游子的思念以及游子登高望乡。再如王粲《登楼赋》写道“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表达的也是身处荆州的王粲怀念中原故土。崔颢的《黄鹤楼》则更为直接地说“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辛词《小序》说：“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则本词作于小山亭宴席之上。既名小山亭，自然在小山之上，是高处。再看辛词“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危”者，高也；“倚栏”必然远眺。此时于山上倚栏眺望，只能看到烟柳斜阳。结合前文所述，辛词抒发的正是望故乡不见，而自伤老大、美人迟暮的身世之悲。

既然词尾并非讥刺，那么孝宗的不满便应当源于辛词中的“怨”：下阕前三韵，隐喻孝宗听信小人谗恶，从而疏远自己。这才是“词意殊怨”的所在。或许这是词人的一时感慨，却与事实不相符合，孝宗颇为不悦正源于此。首先，孝宗对“归正人”实行保护、优待、重用的政策。正如辛弃疾《九议》中所说：“朝廷规恢远略，求西北之士，谋西北之土。”其次，张端义《贵耳集》云：“孝宗朝，幸臣虽多，其读书作文不减儒生。……北人则有辛弃疾，王佐。”此条记载至少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时人认为辛弃疾受到孝宗重用和欣赏。再次，辛弃疾对孝宗的知遇之恩也是有叙说的。其淳熙五年(1178)所作《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云：“毫发皆帝力，更乞鉴湖东。”“毫发皆帝力”正是说自己的一切皆是孝宗赐予。而同《淳熙己亥论盗贼劄子》中“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这样的话语相参读，则“毫发皆帝力”，并非虚言。淳熙八年(1181)秋，辛弃疾赋《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词中抒发其归隐志愿，末了却言：“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词中辛弃疾对孝宗的信任，岂不是正从另一角度说明孝宗对辛的照顾么。淳熙二年(1175)以来，朝中对辛弃疾攻击很多，而他直至淳熙八年(1181)岁末方才罢官，亦当是孝宗保全之故。由此，孝宗一直对辛弃疾十分赏识、多所保全，而词中颇有怨言，则孝宗不悦亦是常情。

余论

论述既竟，稍作引申。第一，通过对《摸鱼儿》词旨的重新考察，可以对这一时期的其他辛词内涵有不少新认识。如淳熙五年(1178)暮春所作《水调歌头·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帅隆兴。到官之三月被召，司马卿、赵监、王漕饯别，司马赋〈水调歌头〉，席间次韵。时王公明枢密薨，坐客终夕为兴门户之叹，故前章及之》云：

我饮不须劝，正怕酒樽空。别离亦复何恨，此别恨匆匆。头上貂蝉贵客，苑外麒麟高冢，人世竟谁雄？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余发种种如是，此事付渠侬。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毫发皆帝力，更乞鉴湖东。

淳熙五年(1178)三月，辛弃疾以大理少卿被召回临安(今浙江杭州)，此时史浩复任丞相，重新执政。本词即作于同僚为辛弃疾饯别的离席上。因正值王公明(炎)去世，故词人在上阕(“前章”)言及了王炎之死与“门户之叹”。“头上貂蝉贵客”以下三句是说：得志的“貂蝉贵客”与“麒麟高冢”中的泉下人(王炎)，到底“谁雄”呢？即谓二者皆不免化为尘土，是对门户之争(党争)的否定。下阕中，“门户之叹”的块垒使得词人的激愤喷涌而出。“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典出《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与往来。……毗正色曰：‘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孙刘辈”，以魏明帝时“制断时政”的刘放、孙资，指代当时执政的史浩。“余发”以下说：我已经年老体衰，争名夺利的事让尔等为之。“醉吟风月”就是我的功名。我的一切皆是皇帝(孝宗)给予的，还是向皇帝请求归隐林泉吧。辛弃疾虽得以召还临安，其心中却没有丝毫欣喜，因为史浩召回他只是为了向皇帝表明其“尽公道，庶无朋党之弊”。(详见前文)“道学之党”与“功利势力”的斗争，依然激烈。下阕表现的正是词人深处党争的激愤和无奈。再如淳熙七年(1180)所作《贺新郎》(柳暗凌波路)下阕云：“前度刘郎今重到，问玄都千树花存否。”用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而遭贬的典故，言词人当年为党争所累。其笔锋也指向“道学之党”。

第二，长期以来，论者往往强调辛弃疾的“归正人”身份使得他受到歧视，朝廷以“伧荒”遇之。实际上，孝宗汲汲恢复，推行了积极的“归正人”政策，辛弃疾因此而颇受重用。表现有三：其一，绍兴三十二年(1162)辛弃疾南归，被授予右承务郎、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签判。这一任命与当时得中状元后授予的官职相当，可谓超常的礼遇。其二，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改任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据邓广铭先生考证，此职极有可能是添差。由上文可知，“添差”正是此时朝廷对“归正人”的优待政策。其三，孝宗热衷北伐，“奖用西北之士”(《宋史·王希吕传》)，重用功利士大夫，辛弃疾因此而颇得恩遇。此点前文已有论述，故不赘言。

第三，近现代学者大都将辛弃疾仕途上的波折归之于朝中“投降派”的排挤。而事实上，历史并不能够作如此简单地描述。“道学之党”虽然主张缓行恢复，却不能武断地称之为“投降派”；“功利势力”积极北伐，也有措置失宜处。辛弃疾受党争影响，虽不无政治主张不同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淳熙八年(1181)岁杪，辛弃疾为王蔺弹劾罢官，也是党争的体现，因为王蔺也属于“道学之党”。此非本文所能尽述者，留待另撰他文详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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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定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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