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库馆臣的《诗》学“持平”观

2018-11-13袁劲

中国韵文学刊 2018年2期

袁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而备受学界推崇。是书《经部·诗类》著录《四库全书》已钞历代《诗》学典籍六十三部(含附录一部)，另有存目八十四部，堪称纵论先秦至清代《诗》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故有“18世纪《诗》学目录、《诗》学批评史”之誉。受乾隆帝王意志和编纂者治学宗旨的影响，《总目》于历代《诗》学著述偶有选录失衡或褒贬不当之处，但参稽比照而言，提要所论仍是公允精当者居多，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凡例》所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与“义在衡鉴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的自我要求。因此，历来称许《总目》持论公平者亦不在少数，如清代周中孚曾言“自汉以来，簿录之书，无论官纂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郑堂读书记》)，江藩与阮元亦分别赞赏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持论务得其平允”(《纪文达公遗集序》)。寻根溯源，《总目》所获“持平”之誉，实乃根植于“参稽众说，务取持平”(《经部总叙》)的编纂理念与实践。细绎《经部总叙》、《诗类序》及历代《诗》学著述提要，可知“持平”不仅是四库馆臣惯用的评骘术语和去取标准，还内化为提要之线索贯穿《经部·诗类》的批评体系；而“持平”理念在批评实践中的有失偏颇，亦能折射出这项政治文化工程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内涵。惜于前人对此论述未详，本文试以“持平”作为解读四库馆臣论《诗》提要的关键词，梳理《经部·诗类》的批评体系，并借由分纂稿、《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与《总目》的对读，重审“持平”理念的提出语境、论说实质及其在批评实践中的得失，以期鉴古知今而助益当下学术批评生态的建设。

一 “持平”：四库馆臣《诗》学批评的关键词

“持平”一词为动宾结构，本义是持守公平，用作形容词亦与“偏颇”相对立意。作为一种态度或立场的“持平”契合中庸传统，历来多被用作褒奖之辞。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山川颂》“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之喻，便用水流注满洼地而后行的现象，来比附君子“持平”的美德。东汉班固《汉书·杜周传》曾称赞传主之子杜延年“论议持平，合和朝廷”。北宋梅尧臣《定号依韵和禹玉》亦以“天下持平手，毫偏不置胸”来标榜科举取士之公正。于论学而言，“持平”更是一种可贵的素质，它强调对于学术争议的通观而非偏执，故邵瑛《刘炫规杜持平》、陆次云《尚论持平》等著述多以此命名并寄寓论学之期许。

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中，屡次出现的“持平”同样透露出这一理想诉求。鉴于汉儒与宋儒所争“不尽在于经义”，“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诗类序》提出了“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的编纂理念。具体而言，“持平”不仅被视作补偏救弊的总体纲领，还以大同小异的言说形式频现于《诗类》提要之中。如论及《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时，四库馆臣便以“于学术持其至平，于经义乃协其至当”(《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提要)，“虽以《集传》居先，而序说则亦皆附录，允为持千古之平矣”(朱熹《诗集传》提要)作为颂上之辞；至于评骘历代《诗》学名家，更是不乏“不激不随，务持其平者”(苏辙《诗集传》提要)，“其中议论和平，颇得风人本旨”(《挈斋毛诗经筵讲义》提要)，“故持论和平，能消融门户之见”(《待轩诗记》提要)，“皆参稽融贯，务取持平”(《读诗略记》提要)以及“持论一出于和平，不敢放言高论”(《诗渖》提要)式的称许；就连“存目”所录瑕瑜互见之作，亦不忘表彰其“持论甚正”(《张氏说诗》提要)或“持论颇平允”(《诗经序传合参》提要)的一面。显然，“持平”与否已成为《经部·诗类》别白去取的重要依据。

为何四库馆臣会如此关注历代《诗》学著述以及自身论学之“持平”？我们认为，除去讨论较多的官方立场与“衡鉴千秋”的集大成心态，还可以将视线聚焦于《总目》内在的批评体系，在《经部总叙》的“学凡六变”与“汉学宋学，互为胜负”之中寻找线索。作为一篇出色的学术史，《经部总叙》将自汉至清的经学演变历程概括为六个阶段，并以“变”为节点勾勒出不同阶段的学术风貌：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在绘制“学凡六变”的历时性脉络后，《经部总叙》还归纳出“汉学宋学，互为胜负”的整体框架。其论鉴识精当，因而多为后继学者所征引。基于《经部总叙》同样适用于《诗类》的推演，邹然先生综合经学史的“学凡六变”与《诗类序》所言汉宋学术之争，依时段将《诗》学史提炼为“先儒学问，淳实谨严”“宋人学问，以识胜之”“元儒之学，主于笃实”“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变为征实”，并视两汉、两宋及清代之学为“正”，余者为“变”。其后，宁夏江又增添“异”“衰”维度将《诗》学源流梳理为“正”(《毛诗序》及其相承之说)、“变”(朱熹《诗集传》及前后关联学说)、“异”(攻击《诗大序》、删《诗》及依托伪经或佛学说《诗》者)、“衰”(沦为时文科举之学、以文学说《诗》或牵合附会者)四类。上述两说贯通《经部总叙》与《诗类序》，对《诗》学史的进一步梳理皆不乏锐识。考虑到四库馆臣的这两篇“文献综述”不惟指出困境，还给出“持平”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我们亦不妨循此视角重审《经部·诗类》的批评体系。

针对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争，《经部总叙》提出“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力图补救。遵此纲领，《诗类序》细化出“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的编纂方案。至于此方案如何落实，可参照总纂官纪昀的相关论述。在《周易义象合纂序》中，纪昀自称“余向纂《四库全书》，作经部诗类小序”，而《诗序补义序》还记载了他对《经部·诗类》体系编排的说明：

余于癸巳受诏校书，殚十年之力，始勒为《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进呈乙览。以圣人之志，藉经以存；儒者之学，研经为本。故经部尤纤毫不敢苟。凡《易》之象数、义理，《书》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传、废传，《礼》之王、郑异同，皆别白而定一尊，以诸杂说为之辅。惟《诗》则托始小序，附以辨说，以著争端所自起，终以范蘅州之《诗渖》，姜白岩之《诗序补义》，顾古湫之《虞东学诗》，非徒以时代先后次序应尔也。

查验《总目》，《诗渖》《诗序补义》《虞东学诗》三书确实列于《经部·诗类》著录之末，可证纪昀所言不虚。通过与《总目》相关提要的对读，还可由此说提取出三条关键信息：

(一)就区别而言，相较于《易》类“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易类叙》)，《尚书》“古文之伪乃大明”(《古文尚书疏证》提要)等定论，惟有《经部·诗类》很难“别白而定一尊”，可谓争端犹存；

(二)就结构而言，首列《诗序》“以著争端所自起”，却又“非徒以时代先后次序应尔”，如此编排正与《经部·诗类》的特殊性有关；

(三)就策略而言，突出《诗渖》、《诗序补义》与《虞东学诗》，亦为表彰其“持平”素质而有助于解决上述争端。

关于(一)和(二)，有《虞东学诗》提要之后的案语佐证：“诸经之中，惟《诗》文义易明，亦惟《诗》辨争最甚。盖‘诗无达诂’，各随所主之门户，均有一说之可通也。今核定诸家，始于《诗序》辨说，以著起衅之由；终于是编，以破除朋党之见。凡以俾说是经者，化其邀名求胜止私而已矣。是编录此门之大旨也。”至于(三)与破除朋党之见的关联，亦可在三书提要中确认。先看《诗渖》。提要认为作者范家相虽受学于毛奇龄，却有戒于后者之激烈攻击异己，“故持论一出于和平，不敢放言高论”，由此对比更显《诗渖》“持平”之难得。同样，《总目》指出《虞东学诗》“调停两家之说，以解其纷”，“于汉学宋学之间，能斟酌以得其平”，这也正是四库馆臣提倡的治《诗》态度。虽然《诗序补义》提要中并未出现“持平”一词，但其书对“诗人之意”和“编诗之意”的区分，可对应朱子与汉儒解《诗》的不同取径，恰好能用来调解汉宋之争。可以说，在经部分类中，争端犹存的《诗》学更需“持平”，而以纪昀为代表的四库馆臣用心编排结构并突出“持平”之作，正与此需求相关。

纵览《经部·诗类》的批评体系，可知四库馆臣以“不平”为汉宋学术分歧的症结所在，又以“持平”作为“解结之论”(《诗序补义》提要)。《经部·诗类》著录由《诗序》起，而以《诗渖》《诗序补义》《虞东学诗》三书终，亦已寄托消融门户的引导之意。据此而言，看似平凡的“持平”一词，实乃四库馆臣论《诗》的总体纲领与内在线索。

二 “平理若衡”：对门户、意气和新奇的疗救

在汉宋学术之争的语境下，四库馆臣提出“持平”理念，旨在疗救历代《诗》学的种种“不平”。综合比较《总目》许以“持平”以及斥其“不平”之作，可将后者病灶归纳为门户自囿、意气用事和务立新奇三个方面。为矫正治《诗》风气，四库馆臣在批评实践中的相应对策是：主张博采众长，反对门户自囿；倡导平心静气，防范意气用事；赞赏严谨征实，贬斥务立新奇。以下分述之。

先看“门户”，它涉及师承与朋党两个层次，因而在单纯的学术论争之中又掺入政治性的考量。正如《诗类序》所言，“诂训相传”的汉学和“独研义理”的宋学为经学的两大主流，而《诗经》学史上的汉宋分歧则主要表现为毛、朱之争。对此，四库馆臣的看法较为持正，认为《小序》与《集传》各有得失，如《毛诗原解》提要所云：“夫《小序》确有所受，而不能全谓之无所附益。《集传》亦确有所偏，而不能全谓之无所发明。”学者立说，本为探求学术之公理，故而不可因门户之私心而切割真知。否则，无论是拘泥《小序》还是固守《集传》，纵有所得亦皆非“持平”。以王柏《诗疑》为例，《总目》评曰：

此书则攻毛、郑不已，并本经而攻驳之；攻驳本经不已，又并本经而删削之……柏何人，斯敢奋笔而进退孔子哉？……后人乃以柏尝师何基，基师黄干，干师朱子，相距不过三传，遂并此书亦莫敢异议，是门户之见，非天下之公义也。

对于王柏执意攻击毛郑，进而删削《诗经》的做法，四库馆臣极为不满，并在《经部·诗类》中屡次斥责其篡改圣经。对于后人以王柏为朱熹传人而不敢驳斥《诗疑》的“门户之见”，四库馆臣更是愤慨不已。与之相对比，能够融会汉宋而兼取诸家所长者，便自然会得到四库馆臣的称许。如前文提及的《虞东学诗》，“大旨以讲学者诸家尊《集传》而抑《小序》，博古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传》，构衅者四五百年，迄无定论。故作是编，调停两家之说，以解其纷”。又如，严虞惇“玩味研求于毛朱两家，择长弃短。非惟不存门户之心，亦并不涉调停之见，核其所得，乃较诸家为多焉”(《读诗质疑》提要)。不过，博采众长并不等于左右摇摆。类似《诗经详说》“欲尊《集传》而又不能尽弃序说，欲从《小序》而又不敢显悖传文”者，其实仍是无法突破门户的另一种表现，最终也只能流于模棱两可而了无新意。

在《总目》中，门户往往表现为纵向的师承和横向的朋党。一方面，四库馆臣对于师承的态度较为通达，在着力表彰突破师说局限的同时，又对维护师说者表示理解。元代的许谦虽受学于王柏，但因其《诗集传名物钞》博采陆德明《释文》与孔颖达《正义》而得以著录，并且得到“醇正则远过其师”的赞誉。至于谨守师说如刘瑾者，四库馆臣也并不苛求：“然汉儒务守师传，唐疏皆遵注义，此书即专为朱传而作，其委曲迁就，固势所必然，亦无庸过为责备也。”(《诗传通释》提要)另一方面，深鉴于明末东林党、清初索额图与明珠党争以及鄂尔泰与张廷玉党争，《总目》又严斥朋党之弊，并将学术与政治联系起来。乾隆在《题〈东林列传〉》中曾言：“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至国破家亡。汉、宋、明其殷鉴也。”这种“讲学—门户—朋党—亡国”的判断在《总目》中屡次出现。如《史部总叙》称“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集部总叙》亦指出“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上述门户与师承、朋党的纵横交织在《经部·诗类》中亦呈现为：既不弃师承以明学术“渊源之有自”(《诗序》提要)，又直面门户所分来响应“破除朋党之见”(《经部·诗类》案语)的政治诉求。

平心静气探求《诗》之本意，不意气用事，更不为取胜而负气相争，这同样是“持平”的题中应有之意。本着平心静气方能品味诗意的认识，四库馆臣在评论《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时，先后引用《直斋书录解题》“大旨不甚主《小序》，然平心静气，玩索诗人之旨，与欲存成见，必欲攻毛、郑而去之者，故自有疏”与《温州志》“平实简易，求圣贤用心，不为新奇可喜之说，而识者服其理到”等论，以揭示其成功经验。“持平”之论贵在以理服人而非预存成见，倘若无法平心静气，为“盛气所激”(如毛奇龄)或“负气求胜”(如朱熹)，便极易偏执。因此，欲存成见如郝敬《毛诗原解》者多半会遭到四库馆臣的批评：

序或有所难通者，辄为委曲生解，未免以经就传之弊。而又立意与《集传》相反，亦多过当。……敬徒以朱子务胜汉儒，深文锻炼，有以激后世之不平，遂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尔反尔，示报复之道尔，非解经之正轨。

《总目》认为《毛诗原解》已沦为“报复之道”，并指出郝敬在著书前便已认定朱子不及汉儒，因而处处指摘《集传》，这就与朱熹反《小序》的性质相同，是以朱子反《小序》的态度反对朱子，那么争胜之心也就遮蔽了学术切磋的本义。当然，像《风雅遗音》那样“至于旧音舛缪之处，动辄嫚骂，一字之失，至诋为全无心肝”，将预存成见愈演愈烈而成诋毁谩骂者，更是背离了解经之正道。

所谓论学切磋有破有立，如何处理新见与共识也是四库馆臣必须考虑的问题。《朱子语类》曾言：“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对此，四库馆臣倡导以严谨征实的治《诗》态度，来抵制务立新奇的不良学风。孟子曾言：“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不过，作为读解《诗经》方法的“以意逆志”又很容易流为“务立新奇”。所以四库馆臣在肯定欧阳修《毛诗本义》平心静气、以意逆志的同时，又将其与后世学者的务立新奇、妄自揣度联系起来：

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后之学者，或务立新奇，自矜神解。至于王柏之流，乃并疑及圣经，使《周南》《召南》俱遭删窜。则变本加厉之过，固不得以滥觞之始归咎于修矣。

在四库馆臣看来，以意逆志还有一个度的问题，拘守师法而不知创新是为下乘，但一味标新立异同样不足为取。对于“务立新奇”，尤其是明代的“喜骋虚辨”(《毛诗稽古编》提要)之风，《总目》常常是态度鲜明而措辞严厉。如评黄文焕《诗经考》为“爱博嗜奇，颇伤冗杂”，说丰坊《鲁诗世学》是“变乱经文，诋排旧说，极为妄诞”等等。不可否认，相较于清朝，《总目》对明代《诗》学研究多有偏见(下文详)，但在批评务立新奇这一点上，四库馆臣基本做到了一视同仁，即不分朝代，只要是逞才爱奇、强申己意者，一并归入“持论疏偏”(《毛诗说》提要)之列。四库馆臣还认为务立新奇者往往不能严谨征实，如清代陆奎勋的《陆堂诗学》“虽间有辨证精核之处，而以爱奇嗜博，反掩其所长”；而一旦流于考据不精乃至肤浅穿凿，即便是不拘泥于门户之见，也只能被收入“存目”而难以著录。明代陆化熙《诗通》(“颇异乎株守门户者，但所得不深耳”)与顾懋樊《桂林诗正》(“博采众说，参以己见，然多不根之创解”)、清代阎若璩《毛朱诗说》(“泛论两家得失，非章句训诂”)等等，皆为例证。此外，对于由考证而陷入琐碎者，四库馆臣也并不讳言，如引陈振孙之言指出《毛诗名物解》“征引琐碎”，怀疑朱朝瑛《读诗略记》“传写者病其繁琐，并为六册”。

可以说，“持平”理念的疗治范围相当全面。前述“学凡六变”之中，历代经学之局限依次为“拘”“杂”“悍”“党”“肆”“琐”。倘若将其置入汉宋学术竞逐的框架观之，则汉学得之“递禀师承”“征实不诬”而失于“拘”“琐”，宋学“独研义理”却又流为“悍”乃至于“党”，而“各自论说，不相统摄”之“杂”与“各抒心得”之“肆”，亦游离于两者之间。由此说来，“主张博采众长，反对门户自囿”恰可破解治学之“拘”与“党”，“倡导平心静气，防范意气用事”针对的是争论之“悍”，而“赞赏严谨征实，贬斥务立新奇”又在统摄“杂”“肆”的同时还不忘规避“琐”之风险。

三 “以不平平”：宗经、奉旨与“持平”理念的偏失

“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固然是一种理想，但正如朱子所言“这心之正，却如称一般，未有物时，称无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称便不平了”。主张博采众长，反对门户自囿；倡导平心静气，防范意气用事；赞赏严谨征实，贬斥务立新奇——上述有关“持平”的三条特征，既是《总目》评骘历代《诗》学著述的外在标准，亦应是四库馆臣撰写提要时的自我要求。所谓“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庄子·列御寇》)，作为尺度的“持平”首先要经得起校准。大体而言，《总目》本着持平据实的态度，基本上做到了论学的平允精当。不过，如果严格按照《总目》评判历代《诗》学是否“持平”的标准来反观《总目》自身，便不难发现，四库馆臣的批评实践也并非绝对的“持平”，至少是在“尊汉学者居多”，严守经学立场而抵制以文学解《诗》，以及评判明代《诗》学研究等方面存有偏见。

尽管《凡例》宣称“一本至公，铲除畛域”，但正如多数学者指出的那样，《总目》时常流露出对于宋学的不满和批评。这首先与四库馆臣推崇考据有关，正如梁启超所言“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即便少数提要出自翁方纲、姚鼐等持异见者之手，其中偏向宋学的思想也并未被删除净尽，但《总目》所体现出的整体思想特色还是以汉学为主。在“参稽众说，务取持平”的整体框架下，四库馆臣的汉学旨趣往往表现得比较隐蔽。“一般而言，在各部之总叙、各类之小序中，于汉宋学术采取的是比较持平的态度，对程朱的理学著作多予肯定，而在各书之提要中则时时暴露出崇汉抑宋的学术倾向。”学界对此多有举证，兹不赘述。相较而言，《经部总叙》倒是直接承认了“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在陈述理由“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时，更是影射宋学为“空谈”。有学者推测四库馆臣有可能觉察到《钦定诗义折中》以及乾隆御诗“晦翁旧解我疑生”一句中的圣意转向，从而实现了其汉学旨趣与乾隆修正宋学意志的合谋。前文已述“主张博采众长，反对门户自囿”是四库馆臣一再申明的“持平”理念，然而《总目》梳理出汉学与宋学的对峙，却又几近一边倒式的以“门户之见”来指责宋儒，显然有失偏颇。宋儒固有门户之弊，可四库馆臣在划清界限的同时，是不是也落下了门户自囿之嫌？更不用说此后江藩踵武《总目》，作《国朝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录》，强化门户之别以至其牢不可破。

宗经意识与政治考量的交织，使得《总目》反对以文学解《诗》并对明代的《诗》学研究多有贬斥，也由此造成了“持平”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另一条裂隙。据龚鹏程先生统计，《总目》所录以文学解《诗》之作凡十九种，除著录《诗经稗疏》和《诗所》外，余下十七种均入存目。按照《总目》的观点，即便是被著录的《诗经稗疏》也是取其“辨正名物训诂”可“补传笺诸说之遗”，至于其中的文学因素则不啻为全书之败笔。推崇汉学的四库馆臣反对竟陵派的文学解《诗》路数，甚至还连带着否定了大部分明代《诗》学，如评价《言诗翼》所言“直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每篇又从钟惺之本，加以圈点，明人解经，真可谓无所不有”，言辞之间已将钟惺一人之失泛化为全体明人之弊。对于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总目》更是恪守宗经立场，斥其“于经义一字无关”(《诗经图史合考》提要)。明人解《诗》是否如此不堪？洪湛侯先生认为明代虽承“诗经宋学”之余绪，却也带来了《诗经》古韵学的兴起，并开启了以文学解《诗》的新途径。有明一代诞生《诗》学著述六百余部，而《总目》著录仅十部，远低于清朝(二十二部)和宋朝(十八部)，即便是加上存目中的四十四部，亦不及明朝《诗》学总数的十分之一。其间淘汰率之高，可与“明人解经，真可谓无所不有”(《言诗翼》提要)，“明代说经，喜骋虚辨”(《毛诗稽古编》提要)，“明季说《诗》之家，往往簸弄聪明，变圣经为小品”(《毛诗陆疏广要》)等判语互证。这一“持平”背后的裂隙涉及“不同诠释路数间的质疑、对诤”，所以宗经者反对的不单是文学，还有科举时文。他们追求“穷经”(《诗故》提要)的纯粹与独立，因而决不允许“以经为戏”(《毛诗通义》提要)。这一裂隙中还暗含着“国朝”与“前明”的对比，故有“我国家经学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毛诗正义》提要)式的自诩。可以说，在这项政治文化工程中，乾隆宣扬“稽古右文”“嘉惠后学”而又“寓禁于征”，其清查的重点对象就是明朝。那么，“持平”之于四库馆臣，便是在宗经与奉旨之间所寻求的学术旨趣与帝王意志的结合点。《经部总叙》开篇即言“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四库馆臣否定以文学说《诗》，在维护经典地位、捍卫传统经学的意义上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以其所设定的“持平”标准反观，经学中心观念对文学阐释的抵制，对竟陵派的持续攻击，乃至由此贬低整个明代的《诗》学研究，恐怕难称平心静气。

《总目》成书历经分纂官起草、总纂官修订、总裁官裁正和清高宗钦定四个阶段，其间又形成了一个涵盖《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及四库七阁和《总目》殿、浙二本的差异性体系。那么，若要全面解读《总目》中的“持平”，便不应将这一历时性的版本变迁等同为共时性的文本呈现，而是要回到上述纵横交织的网络中找寻其踪迹。对读《总目》与《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可发现“持平”出现在前者中的频次要远高于后者。《总目》称许的“持平”之作，除欧阳修《毛诗本义》亦见于《四库全书荟要》以外，苏辙《诗集传》、范处义《诗补传》、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袁燮《契斋毛诗经筵讲义》、李先芳《读诗私记》、张次仲《待轩诗记》、朱朝瑛《读诗略记》、杨名时《诗经札记》、严虞惇《读诗质疑》以及深得《总目》赞许的《诗渖》《诗序补义》《虞东学诗》等书皆不见录。就连《总目》中“于学术持其至平，于经义乃协其至当”与“允为持千古之平矣”式的称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之辞，亦皆不存。在《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中，颂上的视角由“持平”变为“定一尊”(《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提要)和“归于一是”(《御纂诗义折中》提要)。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源自预设读者的不同，即《四库全书荟要》专供御览，而《四库全书》尤其是向社会开放的南三阁，便在学术之外兼具显示国家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的目的。对读分纂稿与《总目》，可由“持平”理念的强化佐证上述判断。现存《经部·诗类》分纂稿有限，但从以下三处版本差异之中仍可窥其一端。其一，《总目》在余集所纂《毛诗名物解》提要稿的基础上，增添“寸有所长，不以人废言”的主张，意在强调《总目》区别人品与学术的“持平”立场。其二，《总目》评欧阳修《毛诗本义》“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的经典之论，未见于余集的分纂稿，应出自总纂官的后续补写。其三，翁方纲分纂稿曾引“立意与《集传》相反，不得其平……不可废也”来评价《毛诗原解》，而《总目》改为“有以激后世之不平，遂即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尔反尔示报复之道耳，非解《经》之正轨也”。由“不可废”到“非正轨”的结论变化，亦可视作《总目》对于“不平”危害性的重视。

由此不妨说，“持平”自有其论说实质与预设对象。那么，明晰何为“持平”以及四库馆臣是在何种意义和语境下使用的“持平”，便成了不容忽视的环节。唯有经此寻根溯源方能更全面地观照这一理念及其批评得失，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以古为鉴。从分纂稿到《总目》是一个面向社会公众的过程，因而呈现出“持平”理念的不断强化；而《四库全书荟要》中“持平”的淡出，亦因读者(即清廷皇帝)本就“亲握权衡，明示衮钺”，自然也就无需特意标榜。所谓“衡之未有所加，则平而已矣”(朱熹《舜典象刑说》)，当四库馆臣在“持平”理念中另行加入宗经意识与奉旨心态后，宋学、文学、科举时文以及明代著述便难逃“不平”的待遇。于学术批评而言，四库馆臣论《诗》固然有所局限，但“持平”理念所倡导的宽广视野、平和心态与严谨论证，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破除门户之见、防范意气用事、不务新奇言论，既不曲循旧说，亦不苛求前人，论学的正确取径大致如此。章太炎先生曾言：“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在补偏救弊之时，论学之士亦需警惕是否但见他人之弊而不知己弊。从这种意义讲，四库馆臣论《诗》之自蔽与局限，还从反面昭示了反躬自问与标准校正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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