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劲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而备受学界推崇。是书《经部·诗类》著录《四库全书》已钞历代《诗》学典籍六十三部(含附录一部)，另有存目八十四部，堪称纵论先秦至清代《诗》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故有“18世纪《诗》学目录、《诗》学批评史”之誉。受乾隆帝王意志和编纂者治学宗旨的影响，《总目》于历代《诗》学著述偶有选录失衡或褒贬不当之处，但参稽比照而言，提要所论仍是公允精当者居多，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凡例》所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与“义在衡鉴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的自我要求。因此，历来称许《总目》持论公平者亦不在少数，如清代周中孚曾言“自汉以来，簿录之书，无论官纂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郑堂读书记》)，江藩与阮元亦分别赞赏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持论务得其平允”(《纪文达公遗集序》)。寻根溯源，《总目》所获“持平”之誉，实乃根植于“参稽众说，务取持平”(《经部总叙》)的编纂理念与实践。细绎《经部总叙》、《诗类序》及历代《诗》学著述提要，可知“持平”不仅是四库馆臣惯用的评骘术语和去取标准，还内化为提要之线索贯穿《经部·诗类》的批评体系；而“持平”理念在批评实践中的有失偏颇，亦能折射出这项政治文化工程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内涵。惜于前人对此论述未详，本文试以“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