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逊

【内容提要】明人有关情感的论述非常发达，且徘徊于“言志”“缘情”二端。无论尚情抑或重理，一应认识往往深受特定的政治形势、社会思潮，反映了他们的心态律动。革新派的情感论述狂放恣肆，七子派便觉有所束缚，观念上或有不及，但他们坚持文学本位，拘谨的背后往往是对文学规律的深刻体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探讨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艺术的本质，由此诞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理论——“诗言志”和“诗缘情”。学人研究指出，“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的志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肓言’的情，是二而一的东西”，传统文人的理想正是要实现情与理的和谐相容。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总不免会出现某一方较为突出的现象。“情为诗本”乃明人的一般认识，但对于“情”之内涵的理解，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歧异面貌，摇摆于“言志”“缘情”二端，呈现出在特定情境下的心态律动。

一

有关明代情理关系的发展线索，学人论之已详，但历史梳理总要建基于一定的立场，遵循必要的逻辑，呈现出的面貌、规律和评价往往大相径庭，故而此处不必烦琐，仍要有所交代。凡为共识处，则但略述其大要，若有与前贤论断不同处，或对前贤有所补充处，则详为申发。明初立国，出于文治的需要，宋濂、刘基等人大都注重实际、强调事功，论文主张“文道合一”。当然，他们的一应主张并非是对传统“文以载道”说的狭隘承袭，更没有因道废文、忽视“文”的价值，只是鉴于其时的现实环境突出强调了社会关怀的一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