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传统传记——历史的文学研究方法辨析林语堂的多种传记资料与具体小说文本，阐述二者之间存在内容、语言上的互文性特征。林语堂在创作中以多维度的人物形式合成其真实个人信息、生活素材以及真实历史事件或重写前人的文学作品，小说中众多男女主角、配角的人物形象充分展现其浓厚的自传色彩。

关键词：《京华烟云》；林语堂；虚构；互文性；真实；自传色彩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8）02-0025-09

目前，林语堂小说三部曲之一《京华烟云》的研究成果颇丰。国内学术界主要探讨小说中译本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包括异化、归化、直译、意译、回译、音译、文化翻译、显性翻译、翻译美学、语用翻译以及分析小说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和评述小说的人物形象等。在论述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时，几乎千篇一律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或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意识等。林语堂也承认，小说的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是以《红楼梦》为创作模本，模仿或仿效《红楼梦》的人物形象。他说，《京华烟云》“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而加入陈芸之雅素），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妹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体仁]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娘，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于宝玉。”[1]林语堂除了提及体仁和阿非这两个次要人物与《红楼梦》的薛蟠和宝玉有关外，并未提及小说其余众多男性形象及其人物原型。因此，进一步分析小说中其他主要男性人物（如姚思安、孔立夫等）的创作原型可以丰富《京华烟云》的人物原型研究，并为林语堂其他小说研究的拓展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指出：“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2]通过传统的传记——历史的文学研究方法即传记式研究法，详细对比《京华烟云》的小说文本和林语堂传记资料（自传和他传）的相关文本，可以揭示小说中体现作者个性的真实成分。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论述艺术与个性相互关联的变量时曾说：“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不仅是风格，而且连同作品的人物、构局和总的主题内容都必须被认为是由其作者个性中的各种形成力使然，因而也表现了这些形成力。”[3]换言之，文学作品创作的动力因素需要考虑作者个体性情、经历等，文学作品的风格、人物、结构和主要内容都是融合作者个性的能动因素。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论述文学的本质时也提出，文学是互文性或自反性的建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多部小说的作品，是关于再现和塑造，或者赋予经验意义的作品。”[4]《京华烟云》中的许多人物、故事、情节与林语堂的人生经历具有更多相似或吻合，是一部挖掘林语堂“真实生活”及其所阅读的其他文本和他对生活经历的理解方式二者之间关系的“自传小说”。该小说与林语堂的传记资料之间从内容、语言上的互文性特征体现了小说虚构与社会真实之间的互动及二者间边界的模糊性。

一、姚木兰形象中的自传色彩

《京华烟云》的女主角之一姚木兰是林语堂在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最为成功的典型女性。她“集《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多情，薛宝钗的才德，史湘云的风姿，《浮生六记》中芸娘的恬静、柔美与浪漫，《桃花扇》中李香君的刚烈与正直等诸多林语堂心仪的美德于一身”。[5]姚木兰身上集中体现出道家的自然洒脱、儒家的近情明理和佛家的性灵练达等多重性格，她是林语堂集儒、佛、道于一身的“一捆矛盾”的化身，她与林语堂独特的个性相联贯的因素包括基本性情、兴趣、欲望、爱好和厌恶等。

首先，林语堂在小说中有意突出姚木兰喜欢游名山大川的爱好。林语堂多次详细描写姚木兰的旅行体验，他“精心巧妙地设计了木兰与立夫前3次的北京相遇、郊游，人物前后旅行的情节安排环环相扣，让读者难以释卷”，[6]姚木兰的旅行生活痕迹实际源自于林语堂的生活经历，他热衷于在小说中自我指涉和自我想象。众所周知，林语堂既偏爱孤游又喜爱同家人朋友游历山川名胜。他欣赏大荒旅行者，视自己为在大荒中孤游的人，“或是观草虫，察秋毫，或是看鸟迹，观天象，都听我自由。我行吾素，其中自有乐趣。”[7]林语堂在多个城市、国家的漂泊行旅为他日后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他不断地把自己旅行生涯的细节、情景等融入到自己的旅行书写中。林语堂的大女儿认为自己的父亲“爱参观新的地方，发现新事物。最可取的是，他不论中外娱乐，城市乡村，都能享受。”[8]在旅行中，林语堂细心观察、思考自己所到之处的景、物，以致他对杭州、北京等地的景色描写如此熟悉达到信手拈来的境界，这在《京华烟云》《红牡丹》等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林语堂认同姚木兰的旅行偏爱是有其根源的。因为“作者首先是读者。在他创作文学艺术作品之前，他已经读过许多文本。作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以前的文本进行吸收、借鉴和改造。”[9]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林语堂对旅行书写的痴迷除了体现在其创作大量与旅行有關的散文、小说之外，还热衷于翻译中外相关的旅行类书籍，参与中国旅行书写的对外译介活动，英译的作品包括刘鹗的《老残游记》、《寡妇、尼姑与歌妓：英译三篇小说集》（包括节译刘鹗的《老残游记二集》）、屠龙的《冥寥子游》、金圣叹的《论游》、张岱的《扬州瘦马》、张岱的《西湖七月半》、苏东坡的《石钟山记》、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他在《西风》（上海）（1936年第1期至1939年第29期）陆续发表《浮生六记》的中英文对照本，并在1939年由上海西风社出版《浮生六记》汉英对照全译本。1936年8月，林语堂携妻女离开上海赴美写作之前还曾只身前往苏州，并在万福山寻找《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陈芸夫妇的坟墓。这足以看出他对《浮生六记》的喜爱，他甚至称陈芸“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10]

就兴趣爱好而言，林语堂和姚木兰、陈芸都有相同的特征。这既是林语堂个体因素的体现，更是林语堂认同当时提倡思想解放时代特征的直接反映。沈复曾对陈芸说：“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邀游天下，不亦快哉！”[11]可见，沈复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女子只能呆在家里感到遗憾，他希望与陈芸结伴遍访名山。这种愿望即使是两人结伴前往“离余家半里许”的洞庭君祠（即水仙庙），也需让陈芸女伴男妆，“易髻为辫，添扫蛾眉，加余冠，微露两鬓，尚可掩饰，服余衣长一寸又半，于腰间折而缝之，外加马褂。”[11]陈芸还借口回娘家和沈复同游太湖，沈复在第1卷《闺房记乐》中多有记载诸如此类的游玩经历及同游过程中的趣事。沈复在《浮生六记》记载陈芸与憨园在虎丘相遇同游的经历：“芸、憨相见，欢同旧识，携手登山，备览名胜。芸独爱千倾云高旷，坐赏良久。”[11]这与林语堂在小说第13章中描绘木兰、曼娘同游北京西山碧云寺的情节类似。“曼娘最喜爱的是玉泉山邻近的田园景色，各处都是农家的房子，雪白的鸭子在小溪中游水，环抱北京城的西山就像抱着孩子的母亲的两臂。木兰家的别墅就在一带农村里。……第二天，他们去游秘魔崖，悬崖峭壁，风景最美，但是看着令人触目心惊。”[12]在此期间，木兰还和喜爱游历名山大川的傅增湘等人爬山赏景，“木兰喜爱攀登高山，喜爱看壮观的景色。”[12]木兰一行人登高望远，“往下望，是深谷和陡峭的碧绿山坡，往远望，是青翠的山峦。在那高山之上，云雾之间，木兰觉得真是适心怡性，如鸟归深林，如鱼返深渊。这时春风吹来，使人精神爽快，小鸟也像木兰一样，觉得突然精力充沛，在山谷中飞来飞去，鸣声充满了天地。”[12]小说中的木兰在登高望远时感受到的旷达与快活的精神背后，其实是林语堂“高地人生观”的具体写照，他曾在自传中认为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故乡西溪的山水。家乡令人敬畏的高山，化为其内心心灵和精神的高度，即便到了80岁的黄昏暮年，林语堂依然情不自禁地回忆自己家乡的山水。

此外，林语堂在1936年8月赴美写作之前还专程去北京饱览文化古都的风光，作深情的告别。“他还专门到过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在参天古木之下，雕栏花卉旁边，回味《语丝》诸友欢聚的美好时光。”[13]这个让他充满怀旧感的“老北京”并非过去的帝国北京，而是活生生的民国北京，这个现实存在的城市俨然成了充满怀旧感的记忆。1937年8月15日，林语堂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Captive Peiping Holds the Soul”一文，此时他到美国恰满一年，在文中他特别提到了游览圆明园废墟的细节：“或者你可以在那从前给欧洲兵士焚毁了的圆明园中的意大利宫的废墟中散步，你再也不会看到更凄凉而孤寂的景象了。”[14]林语堂把他对北京的怀旧情感也融入到小说的创作中。在小说第13章中描写立夫、木兰等人游览北京白云观、香山，在回程途中，木兰意外听到立夫认为废墟是最美景物的神秘话题；在小说第16章中描写木兰、立夫等人欣赏什刹海自然风光时又第二次提及废墟的话题，木兰还建议去凭吊圆明园的废墟；到第24章，木兰向荪亚提议邀请莫愁、立夫择日同游圆明园遗址。林语堂在小说中三次精心设计的这个环节说明，北京文化各个层面的细节展示及其他对中国古都文化的迷恋之深完全超出常人的想象，这与林语堂在北京近六年（1916-1919，1923-1926）的生活及其足迹遍布北京大街小巷的经历密切相关。后来，该文又题“Captive Peking”，收入在《讽颂集》中，于1940年由约翰·黛公司出版。1961年，林语堂离国赴美已达25年，他用英文出版了探讨北京文化的专著《辉煌的北京》，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神游北京的胜景。叙述者通过150多幅图片以一个游客的身份置身北京的各个角落，并着力描绘了北京内城与外郛、市区与郊野融为一体的帝都生活。可见，林语堂在北京生活的印记与小说中姚木兰偏爱旅行的细节描写相互印证。

其次，林语堂对自己婚姻抱以自然发展的态度与《京华烟云》中姚木兰的经历极为相似。林语堂在大学期间的自由恋爱因对方父母深受传统门当户对婚姻观念的束缚而宣告失败，他在《八十自叙》中对此经历依然历历在目：“我由上海回家后，正和那同学的妹妹C相恋，她生得确是其美无比，但是我俩的相爱终归无用，因为我这位女友的父亲正打算从一个有名望之家为他女儿物色一个金龟婿，而且当时即将成功了。在那种时代，男女的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15]林语堂后来虽然被迫接受“先成家，后恋爱”这一中国传统婚姻方式，但其婚姻生活却是快乐美好的。现实生活中的他从旧式婚姻中创造美好的爱情：“我和我太太的婚姻是旧式的，是由父母认真挑选的。这种婚姻的特点，是爱情由结婚才开始，是以婚姻为基础而发展的。我们年龄越大，越知道珍惜值得珍惜的东西。由男女之差异而互相补足，所生的快乐幸福，只有任凭自然了。”[15]林语堂与陈锦端相恋无疾而终，但却与廖翠凤携手到老。尽管林语堂起初对自己的婚姻有些丧气和犹豫，“但得知富有的廖家不嫌贫家子弟，心为之动，也就同意了……林语堂的恋爱和婚姻后来在他的小说中依稀可見。”[16]

除了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之外，林语堂的恋爱和婚姻经历最明显体现在姚木兰身上。从孔立夫走进姚家生活圈之后，姚木兰姐妹都心照不宣同时深深爱上孔立夫，在曾家到姚家提亲时，“正赶上木兰刚感觉到精神上的自由，刚感觉到他以前未曾经过的甜蜜、陶醉、幸福的味道，这种幸福的味道里，是有立夫这个异性青年的。”[12]与实际生活中的林语堂一样，姚木兰听从家庭安排，不存反抗之心，而是任凭命运摆布。“她觉得自己的命运，不管怎么样，恐怕就要决定，在自己还没清清楚楚打定主意之前，恐怕就要一步踏上命运之船，终生难再有所改变了。……好多不由人做主的事情发生，演变，终于使人无法逃避这命定的婚姻！她心里想荪亚向她注视的神气，想到和荪亚一块儿混，可是真容易。……她心里又老是想到立夫，想到立夫的学社和立夫说过的‘残基废垒。在四五夜以前，她和立夫互相敬酒的时候，当时多么快乐！”[12]小说中的姚木兰在订婚前后流露出的对曾荪亚和孔立夫的矛盾情感，正是现实中的林语堂在陈锦端和廖翠凤之间矛盾情感的翻版。

需要提及的是，该小说似乎具有十分巧合的预见性。在小说的结尾，木兰不仅支持儿子参军抗战，还亲自救助失散孤儿。无独有偶，林语堂的长女林如斯在1940年随林语堂回国时就想留在国内参加战时工作，但因种种原因并未成行。1943年，她在陶尔顿学校毕业后再次回国，到昆明参加战时医务工作，在昆明军医署任林可胜署长的英文秘书，林语堂以默许的态度让其女儿实现参加抗战的宿愿。同年10月，林语堂再次回国时在西安观看了战时孤儿收容所孩子表演歌舞后，决定收养一个会唱会跳也会弹钢琴的女孩金玉华，他资助她上学，“后来金玉华真的成为林语堂的养女，到了美国。林语堂说这是他生活中最难忘的事，一位新人来到他的生活圈中。”[16]

可见，林语堂与小说文本中的姚木兰互为指涉，遥相呼应，通过姚木兰这个参照符表现自传的意识，展现自己的个性，塑造了一个热爱家庭、热爱自然的自我形象，并且林语堂精心选择模本《浮生六记》，对陈芸加以个性化的重述，成功地塑造姚木兰的人物形象，但“由于自我是以他者的面目出现，所以作者就不容易把自我写得切实、详尽”，[17]因此，姚木兰是在婚姻、爱好和传统思想这三个方面与现实中的林语堂产生了密切关联。

二、孔立夫形象中的自传色彩

小说中另一主要人物即孔立夫的人物刻画也是以林语堂为模本。首先，在人物形象描绘上，小说中贫苦家庭出身的孔立夫与林语堂最为接近。孔立夫的少年形象首次出现在小说的第13章中，“那个男孩子生得眉清目秀，鼻子笔直，满脸聪明。穿着灰蓝布大褂儿，那灰蓝色和他那小白脸儿，敏捷的身子，正好相称。”[12]孔立夫的声音、面容、衣着、举手投足之间等各方面彰显出来的书生意气和少年的林语堂极为相似。孔立夫于大众面前神情自若地给母亲讲故事，“儿子显然是能使生活本来孤独的母亲感到生活充实而快乐，会不断使母亲觉得，想不到会生这么个儿子。”[12]少年时期的林语堂与小说中的立夫一样，曾给母亲讲故事，对母亲天高地厚般的慈爱同样感德报恩，“二姐和我总是向妈妈说些荒唐故事，以逗妈妈为乐。等妈妈发觉我们逗弄她，好像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就喊道：‘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们说来逗我乐的。”[15]孔太太以子为自豪的心理思想也和林语堂深感幸福的母亲一样，“每逢在大家面前笑时，总是习惯用手捂着嘴。”[15]

孔立夫能言善辩，说话得体，首次出场便给木兰、莫愁留下深刻印象，“姚家小姐觉得那个故事很有趣，那个男孩子说故事的活泼灵巧的样子也很好玩儿……木兰心里很喜欢他那表情生动的面容和说话的态度……立夫的话说得很快，似乎是巧于应对，在大庭广众之间，能够从容镇静。”[12]林语堂少年时期同样以善辩而知名，他甚至以开一个“辩论”商店为理想，他晚年回忆说：“我当时显然是以有此辩才而为人所知，因而兄弟姐妹们都叫我‘论争顾客。”[15]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二年级期间，又多次在校际辩论赛中获胜，成为学校的名人。可见，小说中的孔立夫与现实中的林语堂都喜爱辩论。

孔立夫和林语堂同样都为了追求知识真理而认真求学，二者都视藏书馆或图书馆为书林，视求学若渴的读书人为猴子。傅增湘惊叹孔立夫的才气，“把自己丰富的藏书供他阅览。立夫就像一只小猴子放在树林子里一样，学爬树、打秋千，从这个枝子上跳到那个枝子上，根本不用教导。”[12]林语堂对书籍的渴望同样强烈，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五千本藏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书籍）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胃口。“我所需要的乃是一个完备的图书馆，可是那里却没有。后来到了哈佛大学，得在那图书馆的书林里用功，我才悟到一向在大学的损失。”[15]勤学的林语堂在赴欧美留学时，同样把自己比喻成一只猴子，懂得如何凭借本能在丛林中挑拣坚果吃，他说：“我一向认为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我当时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样的果子的盛宴。对我而言，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而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15]

其次，在婚姻生活方面，孔立夫与莫愁之间的夫妻关系也是林语堂与廖翠凤的体现。莫愁之于孔立夫，犹如廖翠凤之于林语堂。莫愁反对丈夫介入政治与廖翠凤反对林语堂介入政治如出一辙。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孔立夫表现相对激进，他对莫愁的警告不以为然。“立夫，本来会成为一个孤独的书呆子，本来会以与草木，鸟兽，农夫，樵叟相处为乐，而不喜居于城市的……如今却有一个富足美满的家，有一个稳健实际的妻子，精于规划善理家事。”[12]立夫说：“……我不是写文章用来敲诈，我是要唤醒民众。”立夫于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妓说》，里面指的是谁，暗示得很清楚。这篇文字登出来之后莫愁才看见，她很生气。她对立夫说：“不要锋芒太露。这样儿会太突出，会招人攻击，这样树敌没有好处。得罪人干什么？”[12]

林语堂回国在北京任教期间，曾为《语丝》撰稿，对北方军阀统治下的腐败社会进行攻击，写有《祝土匪》（1925年12月28日）、《文妓说》（1926年12月23日）等杂文。在小说中，莫愁根据现实情况对其革命激情加以抑制，以防孔立夫遭遇到更多意想不到的灾祸。因此，立夫与莫愁夫妻间产生不一致的看法：“莫愁在对立夫的舒适，甚至对他的种种幻想，都肯宽容，可是对他写这种攻击性的文章，则决不肯让步，一分一寸也不让。对于丈夫应当写哪些文字，不应当写哪些文字，她认识得很清楚，态度也很坚定。她对人生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求家庭和两个孩子的幸福，使立夫不要自己招禍。”[12]三·一八惨案之后，白色恐怖笼罩政局一片混乱的北京，林语堂等人因激烈批评政府而被列入通缉名单。根据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回忆说：“自从1923年回国之后，翠凤似乎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丈夫。比较起来，他们在外国辛苦的四年，好像日子好过得多。北京政治如此混乱，而他偏偏要写批评政府的文章。她怎么劝他，他都不肯听，一定要写。‘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教书？不要管闲事了！她厉声说。”[18]另一方面，孔立夫与林语堂对各自妻子的反驳也几乎一致。立夫自己辩护说：“我只是替龚自珍的那句‘盗圣贤，市仁义者作一篇历史性的评注而已。”[12]而林语堂对妻子善意的批评也做了同样的辩护：“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凡是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要涉及骂人。”[18]对夫妻间互补互惠的关系，晚年的林语堂也有自己深刻的体会：“妻是外向的，我却是内向的，我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我们就这么互相恭维。气球无坠头儿而乱飘，会招致灾祸。她做事井井有条，郑重其事……妻是水命，水是包容万有，惠及人群的；我是金命，对什么事都伤害克损。”[15]

再次，在留学生涯的描写中，尽管孔立夫赴日和林语堂赴欧美留学的地点有所不同，但经历却十分相近。他们都是在新婚后偕妻一起留洋求学，妻子在留学途中扮演了相同的作用。“在赴日本去的航海途中，莫愁，青春貌美，派头儿摩登，给立夫结交了许多朋友。若是立夫一个人旅行，他是无法办到的。”[12]莫愁在生活方面对立夫的照顾，从衣裳、鞋袜到金钱支出管理等，都事无巨细为立夫考虑。林语堂同样承认自己在社交方面的幼稚，“我与我妻在海外游学那几年是我最大的知识活动时期，但也是我社交上的极幼稚时期。”[15]林语堂妻子廖翠凤同样在生活上都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说：“我妻的常识比我为多，所以她可以把逐个银元拿在手上数数，借以知我们可以再留外国几天，而我却绝对不晓得我们的经济支绌情形。”[15]尽管各自的妻子都不是自己一见钟情的对象，但通过生活中的接触、观察，都与各自的妻子建立了非常稳固的婚姻关系。在孔立夫眼里，“莫愁像一个水母，总是黏着他，包围着他，不肯放开他。像水母一样，她富有弹性，极其柔软，常改变其外形，以适应他的愿望，适应他的任性，这样之下，就保卫了他，免遭外界的伤害。……立夫，本来会成为一个孤独的书呆子，本来会以与草木，鸟兽，农夫，樵叟相处为乐，而不喜居于城市的……如今却有一个富足美满的家，有一个稳健实际的妻子，精于规划善理家事。”[12]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也把现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喻成海葵：“她像个海葵，牢牢地吸在一块石头上，吸住不放。这石头就是她的生命。石头如果迁移到哪里，海葵也跟到哪里。海葵圆筒状身体的前端有彩色的触手，伸张时其形宛如菊花，能伸缩自如。触手上有刺胞，可自卫，可攫取食物。”[18]同样，贫家出身的孔立夫和林语堂在留学费用上都得靠妻子的嫁妆。在小说中，“立夫现在花的是莫愁的嫁妆钱，他对钱完全不在意，而莫愁却节省金钱。可是在结婚后一年之中，莫愁没有一次使立夫感觉到他花的是莫愁的钱，因为俩人相信他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立夫终于感觉到娶个富家之女究竟不坏。”[12]林语堂在自传中直言不讳得描写对妻子的感恩：“我太太出嫁时，家里给了她一千银元做嫁妆。因为有这笔存款，我们才踏上出洋的旅途。”[15]在德国留学期间，林语堂与妻子还遭遇经济窘境，“逼得要变卖我妻的首饰以充日用之资”[15]以化解经济危机。

从整体上看，在《京华烟云》的下卷，林语堂把生性思想激进的孔立夫，尤其在历经牢狱之灾后，描绘成无政府主义者。“莫愁坚持立夫必须放弃政治活动，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她想限制立夫，不让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实在不容易，不过她成功了……她已经做了最后决定，硬是不许丈夫涉身政治，决定就是决定，不能动摇。”[12]孔立夫尽管是被迫放弃政治，但在迁移南方定居后，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发现自己可以说根本是个草食动物，只喜欢自己在草原上吃草，而在教育圈内有不少同事，可以说是肉食动物，专喜欢伤害别的动物，不许人家在草原上舒舒服服吃草。”[12]孔立夫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互为矛盾的转变也是林语堂自身政治立场转变的写照。1936年4月1日，林语堂曾在《宇宙风》第14期发表《吃草与吃肉》一文声称，“……做学问工作如吃草，做文人时论如吃肉……两种工作都重要，但须各凭其性情而行，不能勉强。”[19]林语堂同样自称：“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15]他认为自己是草食动物：“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15]造成这种互为矛盾的思想转变看似偶然，但其实是必然的结果。林语堂对自己的出身深感骄傲并心怀感恩：“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染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深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染力。……在孩童时我的居处逼近自然——有山，有水，有农家生活。因为我是个农家的儿子，我很以此自诩。这样与自然得有亲密的接触，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简朴。这一点，我视为极端重要，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而不致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15]小说中的孔立夫也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在他心灵深处，记得自己是穷人之子，颇以此为荣，颇以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硬性为荣。”[12]可以看出，林语堂简朴、健全的思想观念得益于其孩童时期农村生活的美满和简朴。

综上所述，孔立夫随遇而安的性格、家庭婚姻生活、留学生活等都与林语堂颇为相似。此外，孔立夫在留学归国后，无论在潜心研究甲骨文、出版古文字学著作、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还是在南京担任政府监察院参事一职等学术、政治经历（第41章），都与林语堂的生平紧密结合。总之，林语堂在小说的故事虚构中，反复虚实并用，作者的现实世界与小说的想像世界屡次重叠。

三、姚思安形象中的自传色彩

文学传统是一个可以为作家提供宏大社会背景、广阔创作空间和丰富创作素材的体系。林语堂认为，明清小品内容丰富，存在不少优秀散文，他在创作中不断汲取其营养，他极力推崇的性灵文学与明清小品的“性灵说”一脉相承。在《论文》中，他曾说：“……性灵派文学，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而足以启近代散文的源流。性灵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议论最畅快的，见于袁宗道《论文》上下二。……‘性灵二字，不仅为近代散文之命脉，抑且足矫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7]就取材与思想而言，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论语》《人间世》等刊物以及其大量小品文都与明清小品存在内在的联系。如王兆胜所言：“明清小品给林语堂一个非常有力的支点，使他能够撬动人生和文学这块巨石，从而产生与众不同的效果。”[20]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接受与认同同样体现在小说的人物思想上，姚思安的塑造就是一个典型。

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提出互文性的概念，即文学文本的互文性问题。她说：“任何一部文学文本事实上都是由其他文本以多种方式组合而成的，如这一文本中公开的或隐秘的引用与典故，对先前文本形式特征及本质特征的重复与改造，或仅仅是文本对共同累积的语言、文学惯例与手法不可避免的参与等方式。”[21]换言之，作家在创作虚构小说文本时借鉴已有的文本，任何文学文本实际上只有通过自身与其他文本的联系才得以存在，互文就是其他无数文本交叉之地。就文学艺术中的积极互文性而言，李玉平认为：“文学艺术文本中很少有直接引语式的互文性，更多的是经过作者消化吸收和改写变形后的互文性。”[9]在小说中，姚思安对自己外出十年云游四方进行了阐述，他所进行的旅行既是游山玩水观赏风景，也是自我寻求解脱。他说：“自我解脱的基础在于身体的锻炼，人必须无钱无忧虑，随时死就死。这样你才能像个死而复生的人一样云游四方……我在路上向人家乞讨，村里的人对老人很慈善。我能躺在硬石头上过夜。到了庙里，人家总是给我饭食住处……”[12]姚思安云游中所持的居无定所、随遇而安的旅行姿态与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1937）里英译屠隆的《冥寥子游》全文所阐明的“旅行之法”如出一辙。冥寥子携友出游，“两人乞食，无问城郭村落，朱门百屋，仙观僧庐。戒所乞，以饭不以酒，以蔬不以肉。……行不择所之，居不择所止。其行甚缓，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十、五十里而止。”[22]行旅者如果遭遇天灾、疾病、野兽等，“如其不免，则游止矣；幸而获免，游如初。”[22]林语堂显然认同屠隆所阐述的旅行之道：“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不成其为旅行……一个好的旅行家绝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23]林语堂出于对《冥寥子游》的喜爱，他在《生活的艺术》里谈论“旅行的享受”一章中全篇翻译引用了屠隆的文章，并以汉英对照方式于1940年在《西风（上海）》第41-48期连载刊发。王瑾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必然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24]其实，林语堂在小说中刻画姚思安这种流浪式的旅行者的概念是林语堂较早之前提出的“大荒旅行者”的进一步阐发，“在大荒中孤游的人……一日或二三里或百里，无人干涉，不用计较，莫须商量……在这种寂寞的孤游中，是容易认识自己及认识宇宙与人生的。”[25]林语堂推崇孤游者的快乐，因此把其第二本书籍取名为《大荒集》。

可见，林语堂对姚思安阐述云游四方的描述借鉴了《冥寥子游》中的观点。这其实也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谈到的小说家在创作时经常使用的“戏仿”或“改编”的手法，他认为这类手法有助于塑造人物的饱满形象：“戏仿和改编却有极大的助益……已有的作品或者已经存在的文学传统或可对他们有所启发——这类小说家或可在它们的画栋之上寻得合适的图样开始勾画自家的蓝图，或可在它们的雕梁间反复观瞻，汲取力量。”[26]

四、姚阿非形象中的自传色彩

姚思安最小的儿子阿非身上也有林语堂自己的生活素材。他与姚木兰之间的关系尤同林语堂与其二姐的情感关系。林语堂对其二姐的婚姻经历的记忆尤为深刻，在自传中提及常镂刻在他记忆中的生平之事就是其二姐之出阁。林语堂把其二姐在出嫁时对林语堂的深情嘱托移植到小说中。林语堂在鼓浪屿的中学念书，“那时她快要嫁给一个乡绅，那是大违她的私愿的，因为她甚想入大学读书，而吾父以儿子过多，故其大愿莫偿也……我们是贫寒之家，二姐在出嫁的那一天给我四毛钱，含泪而微笑对我说：‘我们很穷，姐姐不能多给你了。你好好用功念书，因为你必得要成名。我是一个女儿，不能进大学。你从学校回家时，来这里看我吧。不幸她结婚后约十个月便去世了。”[15]林语堂在自传中回忆与其二姐共同经历的家庭姐弟深情的种种片段：“那是我童年时所流的眼泪。那些极乐和深忧的时光，或只是欣赏良辰美景之片刻欢娱，都是永远镂刻在我的记忆中。”[15]林语堂还在《从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的第1章《童年及少年时代》和《八十自叙》（1974）的第2章《童年》中用更长的篇幅回忆了儿时与二姐的多件家庭琐事，他深知，其二姐在22岁上完中学时很想接受高等教育，但又不得不妥协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即便到了谈婚论嫁也依然坚持读书，拒绝谈论亲事。在林语堂去上海读大学时，其二姐被迫应允婚事，“在婚礼前一天的早晨，她从身上掏出四毛钱对我说：‘和乐，你要去上大学了。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要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有名气的人。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我深深感到她那几句话简单而充满了力量。整个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觉得我好像犯了罪。她那几句话在我心里有极重的压力，好像重重地烙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学……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永远不能忘记。”[15]

在《京华烟云》中，木兰对自己婚姻妥协的心声，其实也是林语堂二姐对自己婚姻无法驾驭的矛盾心理反映。在第21章，姚木兰在出嫁时对阿非所透露的心声及其影响与林语堂二姐对林语堂的期待及其影响互为指涉。木兰出嫁时噙着眼泪嘱托阿非说：“……你十一岁了，要立志做好人，做个名人……你要给姚家争气，我们姐妹也会脸上有光彩……姚家将来的希望，就全在你身上。我们姐妹是女孩子，没有用。”[12]林语堂还以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描绘姚木兰出嫁前的嘱托对阿非所产生的强烈影响：“姐姐眼睛里的爱是那么真挚，阿非后来一直字字记在心里，常常用心想。这几句话在阿非成长的那些年，一直使他规规矩矩，后来他每逢提到这件事，就非常感动。他姐姐的这些爱，比母亲的爱还重要，在他一生当中影响太大了。”[12]

此外，在小说第34章中，阿非和宝芬订婚后前往英国留学的情节与林语堂夫妇完婚后赴美留学的经历互为融合。在他们启程前往英格兰时，“宝芬的父母去送行。阿非向父亲告别之时，喉中梗塞，几乎不能成声。”[12]而在1919年，在林语堂与妻子刚刚完婚准备赴欧美留学启程前，林语堂的父亲也曾到上海与其子告别：“我出国时，我们已经走上轮船的跳板，这时父亲送我们的那种景象，我始终不能忘记。父亲对我们双目凝视，面带忧伤。”[15]换言之，小说中阿非与其父姚思安告别的情节是现实中林语堂夫妇与其父亲离别情景的再次上演。

五、傅增湘形象中的自传色彩

林语堂在小说中描写了多个具有真实身份的现代文化名人，包括宋庆龄、林琴南、齐白石、辜鸿铭、王克敏等，但傅增湘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在叙述时事的演变时又往往以人物活动为中心，写到不少真人，这是其他现代小说作品所少见的。有的真人已进入作品的故事情节中，如来自四川的学者傅先生，就是清末的著名藏书家、在北洋政府当过教育总长、鲁迅在书信和文章中多次提及的傅增湘（沅叔）。”[16]傅增湘和林语堂同样互为印证，两人的妻子都同样受过现代教育，在北京居住时同样到名山游览古迹、在山里度过一段隐居生活。傅增湘的旅行途中的起居生活习惯也与林语堂相似，“在旅行途中，他只带一卷铺盖，里头有几双袜子、几件长袍，就是行李，另外是一箱古版书籍，穿脏的袜子也塞在书箱子里。”[12]林语堂早年在学习英语过程中，先是钟情于《简明牛津英文字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后又沉溺于研读《袖珍牛津英文字典》（Pocket Oxford Dictionary）。他在《我所得益的一部英文字典》（1930）一文中，极力赞赏这本袖珍字典在英语习得和教学中的重大影响。他说：“十年以来，无论家居远游，确乎不曾一日无此书。因《袖珍》名副其实，不满盈握，携带便利。既可开卷有益，自不妨于行李夹袋中，留出两双袜子的空位，来放这本不可须臾离的枕中秘。而且在我几年教书的经验中，确乎单单依靠这本《袖珍》，作为疑难时的参考……”。[27]他在《八十自叙》第4章《圣约翰大学》中回顾自己在圣约翰大学的求学经历时说：“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15]他还详细列举该字典的编排体例、英文短语用法和词汇搜罗等特色，“……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旅行，都随身携带。”[15]

小说中的傅增湘是才华出众的学者，他除了喜欢游历名山大川外还有搜集并编辑古书的癖好。1916年，大学毕业后的林语堂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他深切感觉到国学知识的贫乏。“我对于中国历史、中国诗、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学的知识，充满了漏洞。现在我是在北京，中国文化的中心。”[28]他反感自己在基督教学校受大学教育而弱化了国学的积累，于是带着羞耻的心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从阅读《红楼梦》开始补课，“借此学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是无可比拟的杰作。……我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15]林语堂通过购买与阅读国学书籍，很快可以与书商讨论古籍版本问题。留学回国后的林语堂在1923年发表《科学与经书》，提出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手段来整理国学。1934年，林语堂等人还倡议和推动出版了由他亲自校閱的《袁中郎全集》，并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上掀起了一股“袁中郎热”，积极提倡性灵文学。林语堂曾搜集新印的大批古籍，1935年12月16日，他在《宇宙风》第7期发表《记翻印古书》，赞赏出版界大量翻印旧籍的做法，售价低廉能使古书普及流通：“……书一便宜，读者便增多，且不论版本好坏，提倡大家读书之习惯，其功就不小。此习惯养成，其间接影响于我国文化也非同小可。”[29]他还详细拟定一张价值五元钱的“颇称完备的国文自修丛书”[29]的清单以及大量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国学珍本丛书、国学名著、文学名著丛刊等。1936年6月1日，他又在《宇宙风》第18期发表《古书有毒辩》，以幽默的言语驳斥当时社会盛行“古书有毒”这一偏激的论断，同年8月林语堂在离沪赴美时“带着20箱中国古籍，其中有他多年搜集的关于苏东坡的一百多种研究资料。”[30]身在国外的林语堂在参考多种中国参考书籍的基础上完成了《苏东坡传》等著作。如刘炎生所言：“林语堂不仅十分重视重新印行古代文化书籍，而且对许多国学著作也是颇熟悉的。”[31]在某种程度上，林语堂能够在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上有所成就，其根源是他长期搜集、阅读中国古籍这一习惯的养成。除此之外，傅增湘与林语堂在大学授课的方式也互为表述，形成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

六、结语

互文性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属性之一，一个文本的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相互依存的过程中产生的。林语堂的多种自传资料及其相关的传记材料与《京华烟云》的小说文本存在明显的互文性特征。《京华烟云》的生成和理解既和林语堂的生平（自传和他传）之间存在不少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又依赖于《浮生六记》《冥寥子游》等其他文本。林语堂在该小说中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或多或少使用其亲身经历中的素材，小说中诸多的历史事件、情节、人物等在其个人实际生活中可以得到验证。如美国现代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所说：“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32]艾布拉姆斯和哈珀姆在论述小说的虚构文本的真实性问题时也认为：“应该把‘虚构句子看成是指代作家‘创造的一个特殊世界，这个特殊世界近似于现实世界，但它有自己的背景、人物及其衔接模式。”[21]但这绝不意味着《京华烟云》仅仅是作家生活的真实摹本。相反，林语堂在小说虚构中通过引用、拼贴等互文写作手法对一系列文本进行吸收和改编，以塑造新文本，小说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既包括历时层面上的前人或后人的文学作品（包括自传和他传），也包括共时层面上的社会历史文本。总之，从构建生活中的作者个性的角度，即通过参照林语堂的性格、生平、家世、环境等具体个性因素。阐释《京华烟云》的具体文本发现，该小说通过众多男女主角、配角展现林语堂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文本与作家的自我形象和经历存在互为指涉、遥相呼应的现象，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让自我穿上他者的外衣，以独特的小说虚构来表现自我意识。具体而言，除了姚木兰之外，林语堂在小说中以自我为模本的人物创作主要体现在孔立夫、姚思安、姚阿非、傅增湘等众多男性人物形象中，这些人物形象的创作来源其实就是林语堂本人经历的复制。纵观小说里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林语堂在小说中的创作手法不仅呈现出碎片化、杂糅、拼贴的特征，这种多元化的写作带有后现代的典型特征，而且他还力图表明自身、心中的理想人物与小说的众多人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层意义上说，《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独具特色的自传体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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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utobiographical Color of Lin Yutang in Moment in Peking

Chen Zhigan

（English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Zhangzhou 363105， China）

Abstract： This author analyzes Lin yutang's various biographical data and specific novel texts by means of traditional biography-histor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laborates the intertextuality of the content and language between the two. Lin yutang compounded his real personal information， material life， and real historical events or rewrite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in the form of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 in the synthesis writing， many men and women protagonist and supporting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fully demonstrate its strong autobiography color image.

Key words： Moment in Peking， Lin Yutang， fiction， intertextuality， truth， autobiographical 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