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祥 薄红昕

[摘要]清未民初时期，大量日本移民为实现淘金梦开始涌入具有殖民地性质的关东州、满铁附属地置产兴业，聚集生活。他们与当地中国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语言接触，导致显著的语言变化。日伪时期“协和语”中常见的中日语音杂糅、词汇借用、特殊的語法句式等特点都能在清末民初文献中找到佐证。因此，“协和语”并非只是日伪时期特有的语言现象，其萌芽在清末民初已经出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

[关键词]清末民初；中日语言接触；笔谈；协和语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354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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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通过效法西方列强大幅提升了自身的综合国力，并很快走上了对华侵略扩张的道路。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战胜后强行割占中国台湾省；1904年又发动日俄战争，夺得旅顺口、大连湾附近地区的租借权（后被改名关东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的一切权利。同一时期，日本开始向上述地区大规模移民，导致短时期内当地形成中日两民族之间高频度接触的社会环境，出现了一种既非汉语又非日语的语言形式。到伪满时期，这类语言形式已经泛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讽刺其为“协和语”。20世纪90年代，社会语言学者陈原就“协和语”现象特别指出：“‘协和语是在日本政治力量高压下产生的一种非驴非马的被污染的语言，其主要特点是生吞活剥地将日本式语法和语汇强加到汉语中，搞乱了汉语的习惯用法。”[1]（pp.496 -504）

同一时期，日本学者中尾佐助就其个人经历过的侵华战争中的语言生活情况做了如下描述：“（译文）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大量日本军民来到中国东北和华北等地，在与中国人交流时所使用的是一种非常怪诞的‘协和语的语言形式，日本人将其当作汉语使用，而中国人则认为是日语。‘协和语的语法和词汇主体是汉语，但发音方式却是日语式。”（pp.247 - 248）中尾所主张的“协和语”现象存在长达几十年，它符合客观事物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开展中日语言接触研究。大桥理枝指出：“（译文）在日本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发生语言接触的可能性非常大，但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接触语言的实际状态并不为我们掌握。”（p.15）

到目前为止，语言接触研究多以英语为基础的皮钦语及克里奥语为研究对象，日语被纳入研究视野也仅仅只有十余年。KAISER Stefan指出：“（译文）在开港时期的横滨港出现了双向皮钦语现象，其主要特点是当地人和外国人交流时使用的是一种语法项目简化、英语等语词汇皮钦化、日语化的词汇、英语风格发音的日语语言混合体。”（pp.35 -50）杉本丰久进一步考察后指出：“（译文）横滨港开放初期的皮钦英语的主要特点是借用的日语词汇发音用罗马字标记的，多用拟声拟态词，省略几乎所有助词。”（pp.26 -32）大久保明男针对伪满作家多篇文学作品进行考察后指出：“（译文）伪满作家个人差异较大，但总体来说，日语词汇借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 pp.68 -77）

张守祥通过考察带有文字及漫画的日军明信片资料，认为：“（译文）侵华日军在与中国人进行语言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具有大量借用汉语词汇或短句、借用的词汇日语语音化、‘的字使用扩大化等倾向。普通中国人使用日语时则出现了‘丁，L，形式的多样化、日语格助词、形式名词的省略化等倾向。” （pp.41 -48）张守祥进一步考察了抗日战争亲历者的13部文学作品及回忆录后指出：“日语词汇的大量借用，‘的字汉语形式及少数汉语叠音词（如‘大大 ‘统统）的高频使用，是抗战时期汉日混合会话的常见形式。” （pp.25 -32）

如上所述，系统进行中日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数量不多，其中对清末民初时期语言接触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末民初时期的中日语言接触史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理应得到我们的重视。

本研究在对日本国会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料62部历史文献资料（主要为1894-1920年间）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在清末民初时期的一些日本人回忆录中，存在大量中日语言接触情况的文字记述，其内容多为个人生活记录，由于当事人不可能也无必要对自身语言能力进行自我矮化描述，因此资料的可信性是不容置疑的。

二、中日语言接触形式及其演变

根据清末民初史料，笔者把该时期中日语言接触形式分为笔谈形式和会话形式。

（一）笔谈形式的语言接触

自隋唐以来，日本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学习汉学蔚然成风。尽管目前学界并不存在关于江户时代识字率的调查统计数据，但一般推测江户末期，日本普通百姓的识字率已经达到相当程度。1854年五六月间为胁迫日本实行开国政策，美国海军柏利提督初次带兵踏上日本国土的时候，对日本人爱读书的习惯及识字率之高感到非常惊讶（p.185）、

明治维新后的1872年，日本国内刊行了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学同④寸、幻》 （劝学），该书前后累计发行达340万部（p.89），大致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考虑到图书可重复利用的因素，可推断当时日本国内的识字率不会低于30%。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内也曾流行使用古汉文，受过教育的日本军人同有文化的中国人进行笔谈理应是一种可行的言语接触形式。本研究资料表明，清末民初时期，确有很多日本军人采用笔谈方式与中国人交流“‘卜73。伊东连之助文中记述了日军人通过笔谈形式与当地“老儒”辩论的全过程：

（原文略）译文：在金州马家屯驻扎期间，一日，我拜访临邑刘家屯儒者刘连发，白髯及胸，一见便知儒者，予执笔告来意，书日闻翁之芳名而来，彼大喜而书日，老拙才疏学浅，蒙将军大驾亲来不胜荣幸，优待无所不至。谈论半日兴致愈深，彼学博大谈诸子百家，不绝如缕。予终日：吾闻清国古来悉尊孝，其俗美，今游此地亲见其俗，妇女皆背天命以伤父母之遗体，强为小足，曾子日：启予足！启予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理应如此孝道，然好造小脚非孝道也，城邑中既有老儒，缘何习俗至此也。彼日：将军之言是矣，吾祖先乃亡明忠臣，我妻子女非小足悉大足。我亦书日：不知小足之非，先生何以谆谆教诲也，彼唯唯诺诺而退，清人每遇此问无不词穷。（p 194）

笔谈中的日军对汉文化具有相当造诣，深知清政府统治下的汉族读书人自卑这一特点，于是挟战胜国余威，笔谈至最后阶段，竟以汉族妇女裹足为例，引经据典以羞辱对方而收场。

甲午战争期间，作家国木田独步作为随军记者随海军参战，在其《爱弟通信》[13]（p.138）中记录了和舰员上岸后同中国百姓之间通过笔谈交流购买家畜禽的全过程。

（原文略）译文：午后，我同舰长以下的各位同仁离舰上岸，购买了一头牛，六头猪，数只鸡。中国人都认为只要是军人都会掠夺百姓的，因此把猪牛鸡等都隐藏起来，洒洒然对待我等。余独自入某农家时，一白发参半老者佯装笑貌接待了我。余欲尝试笔谈，彼先在地上写了“贫穷”，彼几近视我等为盗贼也。余乃用指尖在地书写日，我等非夺者，欲买东西也，可卖猪否？彼只是嘿嘿笑着，似乎尚深疑我等。主计长笔谈，仅约买牛一头。牛在山上，（老人）让从远处的山上把牛牵来。（中略）我等远望由山上牵来了牛，主计长试着问非老牛乎，（与我等）周旋的老人执笔答日，非大老。所谓非大老，真乃巧妙的答复，我等不由地大笑，见（牵来的）牛，果不其然为少老也。

以上两个不同場面的笔谈交流过程说明，在清末时期，尽管汉日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发音迥异之处颇多，但由于汉日同形同义词及近义词的存在，侵华日军通过笔谈跨越语言障碍，仍能实现和中国民众的交流。然而，笔谈交流多需要具备书写的条件和场合，受当时中国北方教育水平制约，能够和日军笔谈交流的中国人毕竟人数有限，因此它不可能成为语言交际的主流形式，而且此种形式的交流有时也受客观条件限制。宫崎小八郎文中记载，日军九人在庄河县花园口上岸侦察时，受到围观，中国百姓因惧怕日军也不敢过于靠近，于是有日军用汉语当场写出：“我们不害顺民，你们不要害怕”，而四五十当地群众中，除一人略懂大意外，其余皆为文盲：（p49）。

（二）会话形式的语言接触

1.甲午战争时期

散见于一些日军回忆录的文字描述使我们了解到清末民初入侵中国的日军官兵汉语口语水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军们面向基层官兵紧急发行了诸如《兵要支那语》（p.34） （1894年）等有限的汉语读本，而到了十年后的日俄战争时期，类似出版物已达数十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语学习教材，而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其特点是简单速成，忽视语音教育和语法讲解，汉语会话文字皆以日语假名标记发音。这些教材秉承实用原则，设定了日军可能遇到的各种场面（如天气、住宿、就餐、购物、演习、访问、询问道路、审问或打探情报等等），其中也不乏恫吓言辞。

宫崎小八郎（1895年）回忆，来到中国后的日常活动都有翻译陪同，不曾感到不便。另一方面，他也提到自己半年时间里学习的汉语口语有如婴儿学话，最后还特别以备忘录形式列出一些自认为学会的比较重要说法（参照下文，数字符号和斜线为论文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