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亚飞

摘 要： 《人性的污秽》是美国知名犹太裔作家菲利普·罗斯“美国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主要人物科尔曼的成长历程，运用创伤理论对其悲剧命运进行深入探析，揭示当代美国社会中仍存在的种族歧视的危害，进而探究罗斯在其作品中对有色人种生存困境的思考。

关键词： 菲利普·罗斯 《人性的污秽》 科尔曼 种族文化创伤

一、引言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在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自1959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再见，哥伦布》至2010年推出封笔之作《复仇》，罗斯的创作生涯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其创作的二十多部小说几乎囊括了美国文学的各个奖项。《人性的污秽》是罗斯“美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2000年问世之初即获《纽约时报评论》等众多媒体力荐，次年获福克纳奖和美国全国犹太人作品奖。小说讲述了非裔美国人科尔曼·西尔克利用自己的浅肤色，隐姓埋名从黑人变成一位犹太大学教授，晚年却因一次“幽灵”事件被诬陷为种族主义者。在随之而来的被迫辞职和妻子去世之后，科尔曼与年轻女清洁工福妮雅的情人关系渐渐浮出水面。与此同时科尔曼遭到来自家人、学院和社会的诟病，最终科尔曼被流言、匿名信和跟踪者逼入绝境。本文应用创伤理论对主人公科尔曼的悲剧结局进行分析，主要探讨科尔曼所遭受种族创伤的原因，以及其在经受创伤后的症状和应对方式，进而指出罗斯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反对种族歧视、追求平等自由的美好愿望。

二、代际传递的种族创伤

作为贯穿故事始末的核心人物，科尔曼从父辈开始就有了代际传递的种族创伤体验。“代际间创伤”理论，也称“代际间幽灵论”，即指“家族中某种隐秘的创伤像幽灵般纠缠在后代身上，造成他们人格和心理的缺陷”（王晶，140）。这种承载家族隐秘的幽灵“在后代的心理空间中重复表演，形成作为创伤间接承受者的后代自我心理的分裂”。“创伤寄生在下一代的心理空间中，导致自我身份的紊乱或丧失”（陶家俊，120）。小说中科尔曼的父亲西尔克先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他对于孩子的用词非常挑剔，“他时刻都在教授他们英语，甚至那些到他们家来的孩子，他孩子的朋友，都在英语方面接受过西尔克先生的教诲”。“父亲从不发脾气。父亲有另外的办法叫你服输。用言词。用话语。用他所谓的‘乔叟的、莎士比亚的、狄更斯的语言，用任何人都别想从你身上夺走的英语，用西尔克先生以浑厚的嗓音说出的始终完美、清晰、满怀激情的英语道白，仿佛即使在日常对话中他也是在朗诵马克·安东尼在恺撒尸体旁发表的演说”（Roth 82）。殖民主义不仅仅表现为外在形式的政治经济殖民，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文化和心理层面。比如“黑人刻意模仿学习白人的語言和文化，形成受白人意识形态主宰的政治无意识”（121）。西尔克先生教育子女英语用词上的严苛要求正体现了其父辈所遭受的种族文化创伤，这种文化创伤又像幽灵般寄生于科尔曼内心深处，为其之后的心理分裂埋下隐患。

“种族创伤之根源，是白人主导的文化强制及其逆向建构的白人的黑人恐惧症。”（122）西尔克先生为科尔曼早就预想好了一切：科尔曼进入霍华德从医，在那儿遇见一个正派黑人家庭出身的浅色皮肤的女孩，生儿育女，再将他们送入霍华德。因为只有在全黑人的霍华德，科尔曼才能凭借智力和相貌上的优势进入黑人社会的最高阶层。西尔克先生想要为科尔曼挑选一位浅色皮肤的伴侣表明了白人主导的文化强制的成功，印证了白人主导的文化强制乃种族创伤之根源；他所希望的世世代代都进入霍华德大学是“白人的黑人恐惧症”的体现，也就是西尔克称之为这个国家的“恐黑症”。在殖民统治之下，白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话语否定黑人与白人文化认同的欲望，将黑人建构成恐怖、邪恶、肮脏、野蛮等暴力形象，使整个国家都充斥着黑人恐惧症。因此，西尔克认为黑人身份无法在白人的世界里谋得生存，他的子女唯有留在全黑人的霍华德才能免受种族创伤。

在代际间创伤中，“死者并未返世，但他们生活中的未竟之事却以无意识的形态传递给后代”（Abraham， 167）。西尔克先生生前竭尽所能使自己的孩子远离种族歧视，是一面为他们“抵挡巨大美国威胁的巨大屏障”，同时他的这种对后代无意识的保护又将其所受到的种族创伤传递给了后代，科尔曼成了其父亲所遭受创伤的间接承受者。“但这并没有使得他在霍华德的生活有丝毫的改善，尤其是当他开始与他同室的孩子相比时，他都能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黑鬼的东西”。“他从入学第一天起就痛恨霍华德，不出一星期，就痛恨华盛顿”（94）。在进入霍华德之后，他无法以正常态度对待同学、对待生活，这种承载父亲幽灵般的创伤始终弥漫在科尔曼心间。西尔克先生为宾州铁路公司工作，却不得不在餐车里忍受侮辱和歧视，由于黑人的身份，他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西尔克先生总是告诫家人：“每当一个白人跟你打交道时，不论他意图有多善良，他总会以为存在着智力低下的问题。即使不直接用言词，他也会用面部表情，用语气，以他的不耐烦，甚至相反，以他的忍耐力，以他美妙的人道的表现跟你讲话，仿佛你是个白痴，而倘若你不是，他就会非常惊讶。”（92）科尔曼常目睹父亲因工作不顺心，事实上在父亲日常的转述中他早已体验到父亲传递的种族创伤，而在西尔克先生倒地身亡后，在失去了父亲的这面防护墙后，科尔曼必然独自体验这一切。

三、由“黑鬼”到“自由”身份

科尔曼在华盛顿市中心的沃尔沃买热狗遭到拒绝，且被当面叫做黑鬼后，首次直面种族创伤。在东奥兰治他曾是成绩优秀的学校代表，在种族隔离的南方却只不过是一名“黑鬼”。在来到霍华德后，突如其来的种族压力令他手足无措，他害怕、无助，却别无他法，只有走人。父亲死后，科尔曼选择利用自己的浅肤色隐瞒黑人身份，摆脱这种身份带来的种种限制和无形的屈辱。“他重新充电，自由自在地想当什么就当什么，自由自在地追求最高的目标……不仅摆脱了他父亲，而且摆脱了他父亲忍受的一切。强迫。羞辱。阻挠”（97）。他谎报自己的种族，以犹太人的身份参加二战，却在海军的差事中遭遇生命中最糟糕的夜晚：被撵出诺福克白人妓院事件。科尔曼本是才貌出众，却连妓女都瞧不起他。退役后科尔曼进入纽约大学，学业上的出色表现使科尔曼登上人生巅峰，他继续隐瞒着自己的黑人身份。当他爱上白人女孩斯蒂娜后，他选择“不欺骗任何人”，向她坦白，带她回家并告诉她自己的黑人身份，结果却是斯蒂娜飞奔而去，从此杳无音讯。斯蒂娜的离开让科尔曼再次体验到种族歧视带来的心理创伤。

“种族歧视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整体文化身份”（洪春梅，2014）。黑人的种族身份使科尔曼失去了斯蒂娜，失去了爱情，导致了他沉重的精神创伤。在无尽的痛苦中他本想“丢掉秘密”，从埃莉“自然而然的处世态度中获得返回天然自我的乐趣和从容”。然而艾丽斯的到来将科尔曼重新拉回了竞技场，他重新捡回自己的秘密。在与艾丽斯相遇两年后，科尔曼决定与之结婚。他回到東奥兰治去见他的母亲，要求与其脱离母子关系。接二连三的种族创伤体验令科尔曼渐渐失去了建构文化身份的能力，正如他母亲所说：“你白得像雪，但却像黑奴似的思维。”种种族文化创伤在科尔曼的心中根深蒂固，他渴望逃脱却无力挣扎。终于他选择一劳永逸，为了心目中的“自由”身份义无反顾地和他与生俱来的一切东西一刀两断。为了摆脱种族歧视，科尔曼与家庭断绝关系，宣称自己是一名犹太人长达五十年。这一秘密也带给科尔曼无尽的痛苦与自责，他一生无法与家人见面，就连深爱他的母亲的葬礼也无法参加。

卡鲁斯将创伤定义为某些人“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Caruth， 11）。这些事件会在人们的内心留下创伤。在心理学和精神科的分类中，把较为严重的精神创伤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短暂或长期的）具有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性应激事件或情景发生的延迟或延长性反应。这类事件几乎能使任何人产生弥漫的痛苦”（施琪嘉，1990）。科尔曼在不断遭受种族歧视的过程中形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加之其无法获得足够的精神支持导致其“创伤后应激障碍”。在科尔曼生命中的一些美好时刻，他曾有过决心的动摇，就如在他成为父亲后，在他抛弃母亲两年后，他也有过在出差途中见母亲的冲动，但自身的警觉性还是把他拉回到了白人妻子和白人孩子身边。在双胞胎出生时，他的喜悦曾令他有过告诉妻子秘密的冲动，“突然把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往最好的方面想，完全抛弃对别人的怀疑、自我谨慎、自我怀疑”，最终也由于过度警觉而放弃，“他连最后一个孩子生下来都是雪白的，这几乎使他把自身最强大、最智慧的东西掏出来撕得粉碎”（161）。种族歧视给科尔曼带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使他在种族问题上过度紧张、易怒、易受惊吓，而在严肃对待种族问题的雅典娜学院，这位“犹太”教授的生活必然走向穷途末路。

四、无处逃脱的种族创伤

科尔曼隐瞒自己的黑人身份，并通过不懈努力成了美国雅典娜学院的大学教授，但似乎仍旧逃脱不了命定的悲剧结局。在他71岁的一次课堂上，由于称两位缺课的黑人学生为“幽灵”，科尔曼被同事诬陷为种族主义者。加之科尔曼在学院改革期间树敌众多，最终舆论将这位古典文学教授推向了风口浪尖，妻子的愤愤离世更让他丧失理智。“幽灵”事件给了科尔曼沉重一击，当种族歧视的指控不仅被新院长，而且被学院的黑人学生小组及来自匹茨费尔德的黑人积极分子小组所接受并进行调查时，科尔曼彻底崩溃了。“他们想杀的是我，却把她害死了”（12）。“此时的科尔曼丧失了所有的自控力，变成一个我并不认识，但无疑是个有修养、有地位，而此刻却精神完全奔溃的人”（10）。科尔曼闯入作家内森的家中，命令他以自己的遭遇为题材创作小说。当意识到内森不愿将他的磨难作为写作的题材后，他就一直在写一本叫做《幽灵》的书，一本关于他为什么从雅典娜退休的书。

“幽灵”事件之所以能带给科尔曼如此大的伤害，是因为种族创伤早已入侵到他的灵魂深处。在失去一切后，科尔曼变得自卑、空虚、彷徨，并开始了自我放逐之程。正如小说开头的描述：“她名叫福妮雅·法利，无论心中有着多少悲苦，她都将一切隐藏在一张毫无表情、同时又毫无保留地倾诉着无限孤独的皮包骨的面孔后。”（1）福妮雅的出现仿佛让科尔曼找到了生活的慰藉。34岁的福妮雅饱受生活的创伤，她的童年在继父的虐待中度过，前夫患有精神病和家暴，两个孩子也在意外中去世，备受折磨的她冷漠无助地活着。科尔曼在和福妮雅的性爱关系中试图用激情填补内心的伤口，可那只隐形的手注定要把他推向毁灭。“人人皆知你正在性欲上剥削一个受凌辱、没文化、比你小一半的女人”。德芬妮在发现科尔曼和福妮雅的私情后，化身为正义的代表对其进行虚伪的诽谤和迫害。事实上，德芬妮在将科尔曼诬陷为种族主义者的同时，她也怀有浓厚的种族歧视。她在寻求伴侣的广告上所标注的要求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地中海肤色。绿色眼睛更佳”（249）。接着她更是颠倒黑白的能手，在不小心将这则广告发送到系里的每一位老师手中后，她又将此事诬陷为科尔曼的所作所为。出乎意料的是那位在羞辱中退休的西尔克院长已被福妮雅的前夫，一个越战的伤残老兵谋杀致死。

小说中的莱斯特·法利是向福妮雅实行家暴的可憎前夫，也是越南战争的受害者。莱斯特在战争结束很多年后都无法投入正常生活，越南战场上的场景经常闪现在他脑海中，最终导致他精神失常。在得知福妮雅与科尔曼的私情后，他便开始了疯狂的跟踪行为。“还有谁个老婆和犹太老头睡觉的”，“犹太人杀了她”。莱斯特不能容忍前妻和一个犹太人在一起，罗斯也道出了对于犹太人遭受种族歧视的悲伤。科尔曼在隐瞒自己黑人身份的过程中，并不能安然享受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乐趣，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种族创伤。在和埃莉及福妮雅相处的过程中，科尔曼将自己的黑人身份及所遭受的不公对待向她们倾诉，他渴望能从她们身上获得理解同情以寻求解脱，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科尔曼的悲剧命运不是个人的偶然事件，是社会的污秽造成了他的迷失与灾难。

五、结语

尽管在南北战争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宣布了废除黑人奴隶制度，使黑人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但并没有改变黑人群体的弱势地位，美国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种族歧视。在雅典娜学院，科尔曼被指控为种族主义者，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本就是一名遭受种族歧视的黑人。因此，他不仅受到种族歧视的指控，而且遭受精神折磨，这种心理的双重创伤使他在歇斯底里的边缘徘徊。他渴望从与福妮雅的肉欲中获得解脱，可最终难逃莱斯特的另一种族歧视。虽然科尔曼不是黑人奴隶，但他却有像奴隶般的痛苦经历。本文通过分析科尔曼种族创伤的原因、症候和释放方式，揭示出菲利普·罗斯对当代非裔美国人艰难处境的思考。通过内森的叙事，罗斯呈现出种族歧视的危害，表达出有色人种群体对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的向往。

参考文献：

[1]王晶.《栅栏》中代际间创伤的文化转译[J].外语学刊，2012（1）：140-142.

[2]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4）：117-124.

[3]菲利普·罗斯，著.刘珠还，译.人性的污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Abraham，Nicolas & Maria Torok.The Shell and the Kerne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5]施琪嘉.创伤心理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0.

[6]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P， 1996.

[7]洪春梅.《人性的污秽》的创伤叙事[J].文学教育，2014（3）：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