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少军, 芮明杰, 赵付春

一、引 言

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新制度理论已经成为组织与管理研究的主流视角之一。该理论认为，组织嵌入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将会给组织提出制度要求，带来制度压力，进而影响组织行为（Meyer和Rowan，1977；DiMaggio和Powell，1983）。然而，这一理论所隐含的制度与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正在不断削弱：一方面，现有的制度研究过多地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制度和制度过程本身，而不是运用制度这一视角去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组织及其行为（Greenwood等，2014）；另一方面，新制度理论假设组织对制度压力的反应具有同质性，即组织只有服从制度要求才能获得合法性和生存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从而导致组织在制度环境约束下出现行为趋同倾向，但这一默认假设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当组织面对多重竞争性或冲突性制度要求时，完全和迅速的服从往往很难做到，满足某一制度要求的同时很可能会以违背其他制度要求为代价（Heimer，1999）。

制度逻辑视角（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被认为是弥补新制度理论上述缺陷的一种突破。这里的制度逻辑是指社会层面的假设、价值观、信念、规则等，它包括了“如何解释组织现实、哪些是合适行为以及如何获得组织成功”的一系列原则（Thornton等，2012）。该视角更多关注的是多元化制度环境下不同制度逻辑对组织结构和行为异质性的影响（Thornton和Ocasio，2008；杜运周和尤树洋，2013）。但是，现有的制度逻辑研究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如通常仅关注一种主导逻辑（dominant logic）或至多两种逻辑对组织行为异质性的影响，容易低估或错误解释实践中组织所面对的制度复杂性程度（Greenwood等，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