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进雄 阮天成 常大伟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政府、社会以及学术界把注意力逐渐转向教育公平，尤其是教育的城乡公平方面；党的十九大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进教育公平。一些研究指出重点大学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如果考虑到全国人口构成比例，这种差异就更加显著。①杜瑞军：《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标准透视教育公平问题— —对新中国50 年普通高校招生政策的历史回顾》，《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4期。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迅速扩大招生规模，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走向“大众阶段”，虽然大学扩招的本意并不在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教育决策之一，扩招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突然性政策，也为学术界研究我国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自然实验机会。

多数已有文献研究认为，扩招后城乡间的教育不平等上升，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趋势（李春玲，2010；吴愈晓，2013）。①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②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但是也有不少研究得出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如杨舸和王广州（2011）③杨舸、王广州：《户内人口匹配数据的误用与改进——兼与〈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平等〉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发现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趋于下降。杨奇明和林坚（2014）④杨奇明、林坚：《教育扩张是否足以实现教育公平？——兼论20世纪末高等教育改革对教育公平的影响》，《管理世界》2014年第8期。考察了教育扩张前后中国县域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演化模式，发现整体教育机会不均等有所缓解。还有一些文献考察了扩招对教育收益率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吴要武和赵泉，2010；⑤吴要武、赵泉：《高校扩招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常进雄、项俊夫，2013⑥常进雄、项俊夫：《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工资及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3期。）。总体上看，这些文献丰富了我们对高校扩招和教育平等的认识，但也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尚未有专门文献讨论扩招对城乡大学教育差距和平等的研究，虽然有一些文献触及这一主题，但是并未深入探讨。第二，现有的文献主要研究不同阶层或者城乡居民入学机会的差异，并探讨制度变迁以及市场转型与这种教育差异之间的存在的关系，但这种教育上的不平等理应反映在教育回报率的差异上，并进而影响城乡居民的教育决策，目前还鲜见这方面的研究。第三，目前文献采用的数据都比较早，多数是2005年之前的，由于距离扩招时间比较短，因此难以很好观察到扩招所带来的效果。大学入学机会和教育回报率是衡量城乡居民教育平等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利用CHNS数据，考察1993—2011年我国城乡大学入学机会和教育回报率的变化，并着重分析扩招所带来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CHNS，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该数据库是在辽宁、黑龙江等9个省区进行调查的数据，调查时间为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和2011年。该项调查采用了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调查年度共调查的农村住户和城镇住户达到4000个左右，涉及的家庭成员有13000多个。由于CHNS数据从1993年开始统计关于居民户籍的信息，所以相应变量统计从1993年开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杨晓青（2003）、⑦杨晓青：《如何计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中国高等教育》2003年第10期。隗斌贤（2001）⑧隗斌贤：《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统计问题的探讨》，《统计研究》2001年第6期。等关于高等教育入学率的计算方法，将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或大学毕业以上的归纳为高等教育，将18—23岁人口选取为适龄人口。对于样本户籍确认问题，采用样本个体16岁时的户口信息。虽然按标准学制，高中入学年龄应是15岁，但是16岁还在读初中的比例仍然不小，采用16岁户口信息既能覆盖在正常学制读高中的个体，也能覆盖16岁仍在读初中群体，会比较全面。

（二）研究方法

对教育收益率的估计，本文采用含义明确且计算相对简单的明赛（Mincer）工资方程。

Wage为个人工资；Edu为教育年限；Exp为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计算方式为=年龄－教育年限－6。从式（1）中得到教育收益被称为毛收益率，包括了教育对个人收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部分，其中直接效应为教育的纯收益。对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不区分是假定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教育收益率在不同地区、行业、所有制企业等之间是无差别的。为了比较城乡户籍居民大学教育回报率的差异，本文加入了户籍与教育回报率的交叉项。同时，考虑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假设难以成立，为此我们在方程中加入一些相关控制变量。

在式（2）中的HR为户籍， X为控制变量，主要是控制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这些变化对工资及教育收益率有显著影响（尹志超、甘梨，2009），①尹志超、甘梨：《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这些控制变量主要是：第一，所有制，分为国有和非国有，国有单位包括政府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国有企业，其他算非国有单位；第二，户籍，分为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第三，性别、婚姻和地区变量。

对式（1）和式（2），通常的估计方法是OLS方法，如果样本分布是随机的情况下，利用OLS方法估计可以得到一致的结果。然而，如果劳动者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比如劳动者在地区、行业或者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选择存在着偏向性，那么OLS方法得到的结果就是非一致性的，因此需要采用其他方法，比如控制偏向性选择的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就可以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来说，因为对某个高中生在高中毕业之后是否选择上大学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可能存在着偏向性选择，即能力比较强、比较聪明的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后选择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比高中毕业生更高，并不完全是因为多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年限，还可能是因为上大学的人更聪明、能力更强。在解决选择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方面，学术界一般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来研究此类问题（Heckman, 1976；②Heckman J. J.,“The Common Structure of Statiscal Models of Trucation, Sampal Selection,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a Simple Estimator for Such Models”，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no.5, 1976, p.475-492。尹志超、甘梨，2009）。

三、扩招对城乡居民大学教育回报率的影响

从图1可看出，1993年对于具有大学学历的城乡劳动者而言，两者工资几乎相等，但是随后差距逐渐增大，到2011年，具有大学学历的城镇户籍劳动者的小时工资达到14.74元，而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小时为10.81元。本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对明赛工资方程进行估计，为了更好观察大学教育回报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同时也为了更好分析大学扩招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本文逐年估计了大学回报率，详细见表1所示。

第一，在第二阶段的估计中，除了1994年的方程之外，λ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样本中存在选择性偏差，即某个高中生在高中毕业之后是否选择上大学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可能存在着偏向性选择：能力比较强、比较聪明的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后选择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大，而选择不上大学则可能是那些能力比较弱、学习能力不强的学生，他们更多选择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来分析这一问题是恰当的。

第二，从教育回报率来看，扩招前的1993年和1997年，教育回报率分别为4.12%和5.73%；扩招后教育回报率逐渐上升到2011年的9.80%，说明高校毕业生的教育收益率总体趋势不断上升，并未受到扩招的负面影响。一些文献也指出（吴要武、赵泉，2010），高校扩招的主要影响是给大学新毕业生的就业带来困难，但是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收入差距，“上大学”仍然是一个获利丰厚的人力资本投资。这和本文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我们认为尽管大学扩招速度很快，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①汤萱：《技术引进影响自主创新的机理及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国软科学》2016年第5期。而技术进步与高素质人才是互补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扩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发现与教育收益率快速上升相比，经验回报率则有小幅下降趋势。性别也是影响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这说明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

图1 1993—2011年具有大学学历的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水平变化趋势

表1 逐年讨论的大学教育回报率

第三，从“教育*农村户籍”这一交叉项的估计结果来看，除了1993年，其他年份的估计结果都是显著为负，这说明对于农村户籍且具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而言，其教育回报率要比城镇户籍且具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要低一些。以2011年为例，具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是9.80%，农村户籍的劳动者要比这个回报率低2.69%。这实际是教育质量差异所引起的，如在城镇户籍劳动者中有更高的比例是来自于985高校、211高校。因此，有不少文献认为扩招后城乡居民之间的教育公平更多体现在教育质量方面，如杨东平（2006）②杨东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发现，扩招之后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

由于大学教育入学机会和大学教育回报率的城乡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中等教育有关，为了检验中等教育质量是否存在城乡差异，本文在式（2）中加入了中等教育，并利用新样本对方程进行了重新估计，详细见表2所示。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与表1的估计结果没有显著差异：第一，大学教育回报率虽有小幅下降，但是依然可以看出，扩招之后大学教育回报率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总体来看，扩招对高校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负面影响不大。尽管大学扩招速度很快，但与此同时，由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技术进步与高素质人才是互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扩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从“高等教育*农村户籍”这一交叉项的估计结果看，除了1993年，其他年份的估计结果都是显著为负并且逐渐上升，这说明对于农村户籍且具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而言，其教育回报率要比城镇户籍且具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要低一些，逐渐上升也在一定程度说明城乡户籍居民在大学教育方面的分层。从“中等教育*农村户籍”这一交叉项的估计结果看，所有年份均显著为负，且也有逐渐上升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等教育质量上存在着城乡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进一步传导到大学教育。

表2 逐年讨论的大学教育回报率和中学回报率

四、扩招对城乡居民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

（一）扩招前后城乡户籍居民大学入学率和教育年限的变化

大学入学率和教育年限是衡量城乡居民教育平等的重要指标，虽然教育年限并不是针对大学教育阶段的，但是这个指标依然可以比较直观感受城乡教育平等。

1.城乡居民适龄人口的大学入学率。第一，扩招之后城乡居民适龄人口的大学入学率迅速上升。扩招之前的1997年大学入学率为8.98%，扩招之后的2011年大学入学率迅速提高到33.32%，相对于1997年，2011年大学入学率提高了271.05%。第二，扩招前城乡居民适龄人口的大学入学率差异很大，但是扩招之后两者的绝对差异还在增加，但是相对差异则在缩小。1997年城镇户籍居民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为16.22%，而农村户籍居民的大学入学率为5.12%，城镇户籍居民的大学入学率要比农村户籍居民的大学入学率高10.10%，城镇户籍居民的大学入学率是农村户籍居民的大学入学率的3.16倍。在2011年，城镇户籍居民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为46.94%，而农村户籍居民的大学入学率为20.74%，两者的差距扩大到26.20%，但是此时镇户籍居民的大学入学率与农村户籍居民的大学入学率的比率则缩小到2.26倍。从1997年至2011年，农村户籍居民的大学入学率增长了305.08%，而城镇户籍居民大学入学率的增长速度为189.39%。

2.城乡居民的教育水平差异。在扩招之前的1997年，城镇和农村户籍居民的教育年限为9.308年和6.387年，在2011年城镇和农村户籍居民的教育年限分别增长到11.35年和7.876年，分别增长了21.94%和24.86%。本文把样本按照收入中位数划分为两个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1997年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教育年限分别为7.299年和7.848年，到2011年1997年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教育年限分别为10.09年和8.226年，分别增长了28.57%和12.90%。本文在城乡内部再按照收入对样本进行了划分，从1997年至2011年，在城镇居民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教育年限分别增长了24.19%和8.42%；在农村居民样本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教育年限分别增长了20.73%和15.79%。从性别来看，1997年男性和女性的人均教育年限为8.088年和6.682年，至2011年男性和女性的人均教育年限为9.804年和9.389年，分别增长了21.22%和40.51%。

（二）扩招对城乡居民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了解扩招对城乡居民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本文利用LPM模型和Logit-AME展开分析。假设个体在18岁时高中毕业，进而面临是否有机会进入大学的时刻，利用CHNS中不同个体在18岁时所在省市高等教育升学率来代表扩招规模，进而估计扩招规模对于不同背景个体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在这一部分，还将区分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要考察扩招对于城乡个体大学教育选择的不同影响。本文选择接受正规教育为高中及以上的样本，为了考察户籍制度对高中生选择高等教育的影响，采用可追溯的上大学前的户籍作为户籍变量，高校招生规模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第一，从LPM和Logit-AME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招生规模与城镇户籍居民和农村户籍居民上大学的机会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都很显著，这说明总体来说，扩招增加了城乡居民上大学的可能性，在大学扩招的情况下，城乡居民进入大学的机会更多。但是，我们也从估计系数可以明显看出，大学扩招尽管增加了城乡居民进入大学的概率，但是城镇户籍考生因为扩招进入大学的概率要比农村户籍考生进入大学的概率要高得多。也就是说，扩招对城乡考生进入大学的影响是有较大差异的。第二，城乡考生进入大学还与以下因素有密切关系：家庭收入、父亲受教育年限与城乡居民选择上大学呈现正相关关系，家庭收入越高、父亲所受教育越多，上大学的可能性也越大；家庭孩子数量越少、如果是女性那也会增加上大学的可能性。

表3 扩招对城乡居民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

表4 扩招对城镇户籍不同收入组别居民大学教育选择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了解家庭收入对城乡居民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本文根据家庭收入的排序，以均值为界，分别将城镇户籍家庭和农村户籍家庭分为两组：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并采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4所示。第一，对于城镇户籍的低收入组别来说，招生规模与大学入学机会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大学扩招增加了城镇户籍低收入家庭上大学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关系对于城镇户籍高收入家庭并不是一样的，两者的关系不显著，说明扩招对城镇高收入家庭大学入学机会没有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高收入家庭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到海外上大学。第二，对于农村高收入组家庭来说，招生规模与大学入学机会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大学扩招增加农村高收入家庭上大学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关系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并不是一样的，两者的关系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著，说明扩招对农村低收入家庭是否上大学影响不大。吴愈晓（2013）认为，虽然1999年高等教育开始大幅度扩张，但同时学费和各种费用也急剧上升，而且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形势越来越不乐观（预期收益下降），而且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教育决策对后面两个因素更加敏感。杨奇明和林坚（2014）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由于受到几乎同时推进的高等教育收费和大学生“自主择业”两项高等教育改革，以及其他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使得扩招带来的新增受教育机会并未在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中得到均等的分配，而是更多为父亲阶层地位高、家庭经济条件好，拥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所享受，从而使得教育扩张的同时，教育机会不均等未能全面下降，甚至反而上升了。第三，大学入学机会还与以下因素有关系：父亲受教育年限与城乡居民选择上大学呈现正相关关系，即父亲所受教育越多，上大学的可能性也越大；家庭孩子数量越少、如果是女性也会增加上大学的可能性。这些都与前面的研究结论基本相似。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前面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根据邢春冰和李实（2011）①邢春冰、李实：《扩招“大跃进”、教育机会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4期。关于扩招政策变量设定的办法，定义扩招政策变量为Policy。选取接受教育为高中及以上的样本，假设18—23岁群体为适龄参加高考人群，如果该人群在1999年以后参加高考，则Policy=1，否则为0。考虑到上大学后学生的户籍会发生改变，因此采用可追溯的上大学前的户籍作为户籍变量。估计方法采用Logit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见表5所示。第一，从所有样本的估计结果来看，扩招增加了城乡居民大学入学机会的可能性，对于城乡户籍居民的分样本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扩招惠及了城乡居民。通过考察城乡不同收入组别得到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农村户籍居民而言，扩招主要惠及高收入组，而对低收入组别影响不大，原因已经在前面分析过，高收入组对学费等政策不够敏感。对于城镇户籍居民而言，无论是高收入组还是低收入组，都因为扩招而增加了他们入读大学的可能性。第二，是否愿意入读大学，以下因素有重要影响：父亲受教育年限与城乡居民选择上大学呈现正相关关系，且都很显著，也就说父亲所受教育越多，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也越大；同时，家庭孩子数量越少、如果是女性也会增加上大学的可能性。总体来看，研究结论没有改变。

表5 扩招对城镇户籍居民大学教育选择的影响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CHNS数据库考察了1993—2011年之间高校扩招对大学教育收益率和大学入学机会影响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1）扩招之后大学教育回报率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扩招对高校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负面影响不大，这表明扩招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入学前是农村户籍且具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要比城镇户籍且具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要低一些，两者差距逐渐上升也在一定程度说明城乡户籍居民在接受大学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着分层现象。（2）扩招前城乡居民适龄人口的大学入学率差异很大，但是扩招之后两者的绝对差异还在增加，但是相对差异则在缩小。从城乡居民的大学入学率来看，扩招前的1997年城镇户籍居民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为16.22%，而农村户籍居民的大学入学率为5.12%；在2011年，城镇户籍居民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为46.94%，而农村户籍居民的大学入学率为20.74%，两者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但是从增长速度来看，在此期间农村户籍居民的大学入学率增长了305.08%，而城镇户籍居民大学入学率的增长速度为189.39%，由于两者增长速度的差距，可以预计城乡大学入学率的差距将会逐渐缩小。从教育水平来看两者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1997年城镇和农村户籍居民的教育年限为9.308年和6.387年，在2011年城镇和农村户籍居民的教育年限分别增长到11.35年和7.876年，分别增长了21.94%和24.86%。

基于LPM模型和Logit-AME模型展开的分析表明，大学扩招尽管增加了城乡居民进入大学的概率，但是对城镇居民更加有利。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大学扩招增加了城镇户籍低收入家庭上大学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城镇户籍高收入家庭而言，扩招并不影响其大学入学机会，可能的原因在于，高收入家庭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到海外上大学。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大学扩招增加农村高收入家庭上大学的可能性，但是扩招对农村低收入家庭是否上大学机会影响不大。

总体来看，扩招后由于农村居民在大学入学率和教育年限的增长要快于城镇居民，所以从长远来看可以认为扩招有利于缩短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从大学教育回报率及其城乡差异来看，扩招由于适应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需要，大学教育回报率持续上升，所以扩招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同时，扩招之后城乡居民在大学教育方面的差距还体现在大学教育质量方面。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重点将从能否享有机会转为享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因此，要促进城乡之间在大学教育质量方面的平等，限制中央部属院校招生的本地化倾向、以及继续实施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都是有助于促进城乡之间更好实现教育平等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