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敏 张煜 汤梦佳 马腾杰

摘要：民国早期教育界在新文化的涌入下开展了学生自治运动，青年运动随着学生自治风生水起，五四运动的爆发让学生自治和青年运动到底一个顶峰，学生群体国民意识觉醒，被赋予了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但是学生自治本土化表示出极大的不适应，青年运动和学生自治走向失控，最终学生自治失败，青年运动寻求了新的思想指导。

关键词：学生自治；青年运动；浙江一师

民国早期是西方思想涌入中国的重要时期。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成功地摆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思想开放包容，新文化百花齐放，科学与民主大行其道。在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漫漫长夜里，社会各界已经看到黎明的曙光而奋勇向前，寻常救国、强国之良策。学生自治的有关思想便是从那时开始在中国教育界中大量传播，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经亨颐等教育家纷纷践行，从思想上为青年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准备。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浙江新文化的阵地，较早地建立起了学生自治会，曾在浙江“五四”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在此期间与上海、北京等学生联合会产生过密切联系。一师风潮的爆发又使其在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师风潮后一师中文学社、诗社兴起，直到五卅运动的前夕。因此在研究上时间段确定为1911-1925年。

对于青年运动的研究大多关注青年运动的先锋作用，突出其向封建文化开炮的斗争作用，重视学生自我意识觉醒的积极一面。青年运动多以学生为主体，大量密集的运动使学生学业荒废，正常的教学秩序难以进行。学生自身的政治力量并不强大，学生运动往往需要社会各界的舆论声援。本文青年运动的分期以“五四”为界，“五四”运动是青年运动的正式开端，在民国早期，浙江地方的青年运动由“五四”运动开始到“一师风潮”爆发进入高潮，青年运动的矛盾由全国性转入地方性的学生与当局的对立。“一师风潮”的和平解决使矛盾暂时缓解，青年运动转向文学。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当下各级学校的组织机构学生会面临新时代的转型，在学生会自身管理出现僵化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地加强学生会在广大学生群体中的引领作用，如何正确定位学生会的价值理念，如何将学生会与广大的学生群体相结合，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巨大力量，都成为了新时代下学生会需要解决的命题。从学生会的渊源考察，在中国，学生会是如何产生，与学生群体如何产生“化学反应”，其中又包涵着哪些问题，从历史现象及其发展变化中为当下提供借鉴。

一、青年运动的爆发与学生自治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学生阶级进入政治舞台，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浙江“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全国性的社会原因，也有地方性原因。受到“五四”运动的触动，老师、学生均看到了学生群体巨大的力量，推动着学生自治走向实践，又促使着使“新青年”们自发地传播新文化。

“军国民主义”的推行使学生能迅速且有序地集合从而发动数场集体运动，使“五四”运动中规模庞大、校际间的学生运动爆发成为可能。“军国民主义”概念由来已久，其主旨以日本为例，强身健体，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在清末留学日本的热潮中，浙江派遣时间早，留学人数多。他们在“军国民主义”的思想策源地日本接受教育，毕业后在浙江各校中任教，或成为教育界的中坚力量。经亨颐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南京教育部、北京教育部内的浙籍官员在入民国之前，多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友和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同事，时任浙江的教育会长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他对于举办集体、大规模的学生联合会操和学生联合运动会有更大的热情。1916年，在经亨颐的推动下，杭州的西湖湖滨兴建起了一座公众运动场，并在修建完成不久后举办了第一届全省联合运动会。而“五四”运动期间，运动游行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正是通过了这样有效的组织训练和校际间的大会操，大大加强了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和校际交流，使“五四”中学生集体政治成为可能。

一师进行教育改革，实行学生自治。经亨颐是“个体生活”学生自治提倡者的代表人物，其充分发挥了“个体生活”的精神。经亨颐自称“理想派”，主张人格教育，“重在公民个人方面的，伦理的修养、人格的陶冶”。他看到有些学生“出了学校门，换了一个人”，认为这是学生在学校中完全处于“他律”境地下造成的。浙江一师在经亨颐的主持下，进一步采取了“与时俱进”的教育方针，主张"动的教育"，以深化管理体制和课程标准改革为突破口，顺应时代潮流。经亨颐利用学生暑假期间积极筹备，拟定进行四项重大的改革：一是教职工不得在外校兼课，要参与学校一切事物的研究和讨论，集思广益，努力办学；二是在学生中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的精神，实行学生自治；三是以白话文教授国语课；四是试行学科制等，致力发展新式教育、提倡新文化。1919年11月16日，浙江一师正式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出席成立大会的学生和来宾多达两千余人。经亨颐为自治会作自治歌：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治。1学生自治会负责的事项包括身体健康、研究学术、发表思想、涵养德性、衣食住行、课外作业、社会服务、校内整洁、同学行为上之惩处及劝戒、储蓄贩卖、同学课外出入等一项。学生自治会成立后，禁烟、请假、食堂等学校一直很头疼的事情都轻松解决。2

二、青年运动的失控——一师风潮

在我国新国民意识逐步形成的民国前期，是学生群体在大环境的潜移默化下，突破“臣民”限制向新型国民、现代公民身份激烈转向的斗争时期。但并非所有学生都热衷于“运动学生”，寻求身份确定。在“五四”时风席卷之下，一师内部学生自治所形成一种假象：在不断运动中学生地位不断抬高，饱尝了权力的滋味，在社会上制造“青年崇拜”的舆论，在时人眼里，他们又何止是将来之主人公？学生群体对于自身的认同又是怎样？他们本是十七八岁的少年，血气方刚，爱出风头，学生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成为国民运动的前驱，同时也日益“行出其位”，深深卷入国家事务的纷争漩涡3。对于学生角色和身份的定位，他们自身也陷入了迷茫：运动还是读书？运动苦于无学识，只是在时人的“恭维”里运动；读书又如何救国，大部分学生迷失在迅速变化的新时代，传统经验丢失，文化重建中充满了对自我的不确定感。

这种不确定性使部分学生难以坚持运动，也不易静心学习，在频繁的运动中热情被极大地消磨了。在五月十二日的杭州学生联合会成立会上学生代表商定于五月二十九曰全市罢课，检查日货。五月二十八日晩，官厅下训令：学生明日不得私行结会、演讲、调查，否则将武力干涉。到了第二天，五月二十九日，虽有几个学校自行上课或放学返里，但一师和其它学校的大部分学生仍如期进行。各校学生分组到车站、码头、商店中检查日货。有一批日本布贩运到杭州，在上海已为学生联合会查出，因为火车速开，全国学生联合会急电之江大学，之江學生就在城站等候，火车一到，学生就将价值万余银元的布在公众运动场付之一炬。4但绝大多数的学生实际上并未査到多少日货，更多的只是利用搜査日货之名行消遣玩耍之实。一中的阮毅成和他的同学被派到南星桥车站，送个车站只是杭州到江干的一个中间小站，平时就无多少洋货进出，这批中学生就在车站上捡石子玩，打磨时间，直到最后一列火车过站，才回家休息。5

这种不确定感使学生在运动中爆发出过激行为。1919年，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北京政府与德奥两国绝交，取消了两国的庚子赔款，同时美国、俄国、日本、法国等国相继退换或抛弃庚子赔款。浙江省也由此分得退还款四百万元。经亨颐曾向省议会建议以此四百万元建浙省大学。5月22日，北京的学生代表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杭州的学生，自动列队到省议会请愿，并且旁听会议。议会上再次提出建设浙江大学这一议案。议员当场拒绝，更有议员徐成周等人六十人提议：以退还款为基础，增加每议员八十元薪水（原定议员月薪80元，当时可购米1500斤）。旁听学生顿时哗然，高省抗议，议长周萍洄以维持议会尊严为借口，决定择日再议“浙江大学案”和“议员加薪案”，遂摇铃闭会。学生们顿时群情激奋，将痰盂扔向议员，并且冲入会场，殴打议员。“……人声喧闹，（学生）共入院门而进，守各津要，搜捕议员张洪奎，拖至场中，观者上下皆圜拍手，呼打声，有血气盛者累累下身，或者居平和摇手相戒。又搜捕得方殿华、會廷矣、叶亘东等六七人，皆围之质问诟骂，甚者饱以老拳、对于国家社会语语出诚，令人愤不胜愤，竟以民贼之词加之，彼则战栗易色而已。”学生们大闹会场，议员们纷纷躲避，吓得瑟瑟发抖。代表民主共和的议会的神圣性在这场闹剧中被打的荡然无存。局面失控，议员们无奈之下只能请浙军二师师长张载阳出面调解。张表示反对议员加薪，也希望一师学生适可而止，担保道：“今者议员无理，公民实不胜愤，今事既至此矣。但秩序、文明决不可不守。敝人担任加薪事必打消，令议员通过，否则敝人作首，附从毁议员，行之无妨。”随后学生们顺手推舟，放回捉住的议员，离开议会现场，浩浩荡荡地回学校去。

“聚众打人放火，难免犯法”，学生界的过激行为虽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但也遭受了相当的质疑与责难。余家菊对在校学生“拿着书本便是学生，放下书本便是国民”的两重资格也不赞许，认为他们多是“分心两途” 。时为北大讲师的梁漱误，其看法更为激进，他认为学生运动多是民众借着“国民意思”不受法律制裁才闹到今天。 上海巨商穆藕初也反对学生界轻易犯他人之地位”。

一师风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学生和政府矛盾对立的正面交锋。交锋的结果是学生的胜利。尽管学生界反复声明其发起运动的本意不在与政府对立，然而行动本身已然构成与政府间对立。本是“法律之内”的正义之举却致溢于轨道之外”。国民身份和学生身份如何调和成为当时学生群体内心命题。

浙江的自治运动在一师风潮后随着经亨颐的出走开始陷入低谷。而后来爆发的“一师投毒案”使自治会美好愿景的破灭。1923年3月10日，一师突发大毒案，全校师生二百余人，饭时中砒霜毒。两天之内，学生死于非命者有二十二人，校役死亡两人，急救成功者三十多人，但也因此几乎都成终身残疾。"一师毒案"既是全国性的大案，也是一植永远无法水落石出的疑案。主犯、从犯的犯罪证据，太不充分。警察、司法机关，只图搪塞破案的责任，迅速了事。就彼时浙江高等法院判决书所称；省会客察厅先逸捕之巧米、烧饭工役供词，系命尔衡所主使，俞之所议下此毒手，因他上学期任学生自治会膳食部干事，亏空公款三百余元，被自治会开除了会籍，遂恶向也边来，出此一手的。至于此大量化毒.供系化学室所存。毒案是否真是谕尔衡所为，早已死无对证。但在时人印记当中，这起惨案无疑与一师学生自治会相关，正如曹聚仁巧言，巧23年的送起大毒案，仿佛作了学生自治的终结。其实，又何止于学生自治的终点，一师与一师的自治一道，在这起惨案后一厥不振。事隔不久，一师与一中合校，合称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分设中学部与师范部。从此，再无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称了。

三、结语

一师作为浙江新文化的阵地，较早地实行学生自治，然后结果的是失败的。这个失败是民国早期文化迅速变化和重建中教育界的一次尝试，有地方的原因也是全国的缩影。尝试的结果是不理想的。在民国早期，学生自治随着文化浪潮的席卷达到浪潮的高峰，又随着中国化的水土不服迅速地从历史舞台上隐退。这是教育革新和文化革新中国化的一次缩影，也是在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本土化失败中的一次。学生自治推动了青年运动，同时青年运动扩大了学生自治的影响。学生自治和青年运动在相互促进中又相互疏离。学生自治仿佛是青年运动之下的一股暗流，当暗流因为时代之形式无法再推动青年运动发展之后，学生领袖必须寻找新的指导思想。他们需要的一个思想领袖。后来他们找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经亨颐：《经亨颐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26日。

2.董郁奎：《一代师表》，《经亨颐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164-167页。

3.马建彪：《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4.陈范予：《陈范予日记》，第128页。

5.阮毅成：《三句不离本杭》，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