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进，张宇东

南开大学 商学院，天津 300071

引言

医疗保健成本的渐增和对亚健康等社会问题的担忧，促进了消费者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追求，这些努力得到商业部门和量化自我运动的支持。随着Nike+、Fitbit和Apple watch等商业性智能应用和可穿戴量化设备的出现与推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量化自我，持续监控自身活动水平和健康状况等[1-2]。量化自我点燃了个体数据新文化，带来了消费者如何理解自身的变革。数字化技术和量化自我的应用，设备支持消费者收集自我日常活动和生理机能数据[3]，用以引导、帮助消费者理解和改善其健康状态，优化工作和消费等行为活动[4]。随着量化自我活动和观念的不断推行，消费者的行为过程日益变得图形化和抽象视觉化。量化不断嵌入和规范于消费者的日常活动，通过直观的量化数据塑造消费者的行为实践和活动参与。社会越来越朝着量化的方向发展，数据驱动的量化自我时代正在到来[5-6]。

消费者的量化自我行为引起学术研究者和商业实践者与日俱增的兴趣和关注[7]。然而，量化技术的进步远远超越了我们对量化如何影响消费者的理解[8]。相关研究界定了量化自我概念，对量化自我的积极效用进行了充分探讨[9]，但已有研究尚未建立关于消费者量化行为改变机制的理论。学界虽强调对量化自我所具有的效应及其影响消费者活动参与行为的心理机制进行探究，但分析探讨尚处于初始阶段，相关要素关系暂不明确[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