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睿 宋雨儒

一、前言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区域及城市的产业结构开始转变，市区内资本和旧有产业的外移，产生城市空间重构的挑战。尤其在“退二进三”的政策提出后，积极调整城市的市区结构，逐步迁出或关闭市区污染大、占地多等不适应城市功能定位的工业企业，如何再利用历经衰退与产业撤出的工业空间，已成为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环节。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象征经济（Symbolic economy）或美学经济（Aesthetic economy）等城市发展策略，成为政府振兴城市的手法，文化政策开始不再只是单纯装点城市形象、美化生活质量或提升城市景观，而是构成了文化治理的具体作用机制，成为涉及资源分配、社会控制，及其过程的象征化、美学化与正当化[1]。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工业遗产所具备的历史特性，使得它不仅作为一个重要的新兴产业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更被看作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2]。因应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支持以及人们对工业遗产价值的重新定位，近年来我国涌现了许多有关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研究和论述，如2006年国家文物局召开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及《无锡建议》的产生，标志着工业遗产保护的新局面，显示出遗产保护已受到多方关注。然而，目前中国城市在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城市在处置工业遗产方面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3]，导致不少工业遗产处于边发现边利用的状态，加之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涉及多方利益，包括政府、市场和地方居民[4,5]，工业遗产转型的经验更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