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

摘要：中国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早期中俄文化交往是两国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1917年前的中俄文化交流为整个中俄文化关系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早期中俄文化关系中，俄国政府向中国派遣的来华使团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担任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早期文化交流的内容主要包括中俄两国早期的俄汉满语教学、图书、美术、医学交流等。1917年前的中俄文化关系是整个中俄文化关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中俄 文化关系 传教士团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7-0091-02

文化交往作为国际交往的先导，是两个国家由物质层面的相互联系转向精神层面的深入了解。关于中俄文化关系究竟起源于何时，学界对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起源于元代，更有人认为可以追溯至汉代，还有人认为是明末清初。但无论是哪种观点，学者们都承认1917年前的中俄文化关系为整个中俄文化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17年前的中俄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俄汉满语教学，图书、美术、医学交流等方面。

一、俄罗斯馆与俄国早期的汉满语班

教育是中俄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不仅是这一交流的主要载体，还是举办教育活动的主要基地。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俄罗斯馆”是俄国人最早的汉满语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俄国培养满、汉语人才的唯一基地，这一机构为俄国培养了大批懂汉语的学生，基本满足了俄国对华外交翻译人才的需求。

19世纪上半期，俄国高等院校开始发展起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喀山大学东方系。1804年创办的喀山大学从1807年起有东方系，原设有阿拉伯波斯语、突厥鞑靼语、蒙古语教研室。在喀山大学校长洛巴切夫斯基的努力下于1837年创办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并在1844年增设满语教学。

其次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819年成立的圣彼得堡大学从1855年开始设东方系，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里便是俄国东方学研究中心和东方语言人才培养基地，其教学和学术研究成果举世瞩目。但是办学工作进展得相当困难，开办之初仅有三名学生，最多时也不过十几人。另外，俄国政府于1899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东方学院，学院开设了汉满日朝等语言专业，主要培养行政、工商业界、教学和翻译人才。此外，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伊尔库茨克等地也进行过满、汉语教学或是开办过汉语学校。

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和早期俄国开设的满、汉语班的双重作用下，催生了一批早期的俄国汉学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俾丘林、卡缅斯基、西维洛夫等，他们在中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俄罗斯文馆与中国早期的俄文学校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两国进入了和平交往的新时期，中俄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两国交往日益密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急需找到合格的翻译。1708年康熙皇帝决定创办一所培养俄文人才的文馆，以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于是俄罗斯文馆开办起来了。与国子监俄罗斯学以培养俄罗斯人学习满、汉语不同的是，内阁俄罗斯文馆是为八旗子弟学习俄语而设的语言学校，“在中国外交史和外语教学史上均具有积极意义。”①

这所俄语学校最初被称为“俄罗斯学”，在1716年更名为“内阁俄罗斯学”或“内阁俄罗斯文馆”。俄罗斯文馆开办之初缺少能够教授俄文的中国人，清政府只能从滞留北京的俄国商队中挑选人来充当教习。但由于俄国商队回国，教习也随之离去，教学不得不中断。最后只能从归降的镶黄旗俄罗斯佐领中挑选教师，教习问题才勉强解决。因这些人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所以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后来因为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来京使俄罗斯学的师资力量得到改善。

随着外交事务的日益繁忙，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专门办理外交。为了给外事部门配备懂外语的官员，便在次年成立了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中的学生均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的十三四岁以下的聪颖少年，这是一所多语种的学校，专门培养多国语言的翻译人才。1863年京师同文馆设俄文馆，俄罗斯文馆并入到京师同文馆中去。京师同文馆从1863年设立起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而停办，一共历时13年。京师同文馆停办后，于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该校的一部分，又在1903年改名为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后来译学馆逐渐脱离京师大学堂，由清政府学部大臣管辖，所以又有“译学馆”的别称。

三、中俄两国的图书交流

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自成立以来就重视中国图书的收藏，“中俄频繁的商队贸易、科学院与北京耶稣会士的学术联系以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建立均为汉籍俄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②。来华的俄国传教士及其成员所带回的大量中国版图书被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图书馆所收藏。随着中俄交流机会逐渐增多，图书馆中的中国版书籍也越来越丰富。此外，东正教经书的翻译和刊印也是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在华活动的重要内容。

19世紀中叶中俄两国互赠了一批书籍，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之一。起因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向清政府索要佛教经卷中的《丹珠尔经》。在道光帝的批准下，清政府将藏于北京雍和宫的经卷800余册赠送给俄国。俄国政府在收到这批书的几个月后，回赠了10箱357种共700余册俄国图书作为答谢清政府的馈赠，由俄国第十二届传教士团成员携带到北京。俄国回赠给中国的图书种类相当齐全，包含了俄国民族、宗教、语言、美术、医学等。但这批书却命运多舛，到民国初时只剩下80多册。

四、中俄两国的美术交流

1917年前中俄文化交流除了图书互赠外，在美术领域也有交往。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从第十一届开始配有职业画家，从第十一届到第十四届的传教团中，都派有一位职业画家。这些画家在华期间进行了大量以中国为题材的绘画创作，有一部分作品至今还保留在俄罗斯的博物馆或画廊中，是中俄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有俄罗斯艺术理论家甚至认为“俄国来华画家的活动与俄国汉学家的研究构成了中俄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两个方面”③。

如列加舍夫是随第十一届传教士团来京的第一位专职画家，他在京期间绘画了大量的肖像画、风情画等，其中有很多作品被带回俄国。他是第一个用画笔向俄国人展示中国风土人情的画家。科尔萨林是随第十二届传教士团来京的第二位专职画家，在京期间他为政府机构的官员画了100多幅肖像，并绘制了一幅《万寿山风景图》，现藏于圣彼得堡博物馆。伊戈列夫是随第十四届传教士团到京的专职画家，他在北京期间正遇上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中国此时民不聊生，所以他创作了《饥寒交迫的中国乞丐》一画来反映中国乞丐生活。

这些画家用自己的画笔，运用欧洲素描、油画、水彩画等绘画艺术，从不同角度描绘了中国的人文景观和风土人情，将东方文明展现在俄国民众前。而他们为中国人绘制的肖像画等，则是将俄国的绘画艺术介绍给了中国民众。

五、中俄两国的医学交流

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俄之间有了医学交流。1693年俄国赴华使团商队中就有一名“药剂师兼医师”，他的任务是来中国寻找“可以入药的根茎、草和种子”。18世纪初，康熙帝在允许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宗教士团来华的同时，要求俄国派一名“良医”来华。1716年俄国政府派遣圣彼得堡的英籍外科医生哈尔文随传教士团来华。

1719年俄国派遣英籍医生约翰·贝尔随使团前往中国，此后医生弗朗茨·叶拉契分别于1747年和1753年两次来华。沃伊采霍夫斯基是随传教士团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俄国医生，当时中国人对西医并不认可，所以并没有人上门求医。当沃伊采霍夫斯基出乎意料地救好了一位被中国医生认为无法救治的病人后，人们对西医才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尤其是当他治好了礼亲王的病后，前来问医求药的人络绎不绝，为后续来华的俄国医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些来华的俄国医生在北京工作期间除了给中国患者治病外，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其他活动。他们利用一切时间学习满、汉语，在掌握一定的语言基础后，专研中医著作，并将许多中医理论著作翻译成俄语，同时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医的文章和著作。他们在华期间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这些活动对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六、结语

1917年前的中俄文化关系是整个中俄文化关系的起源和开端。中俄最初的文化交流是依靠丝绸之路和蒙古西征建立起来的，属于间接的文化交流。17世纪初俄国来华使团和商队为中俄两国带来了直接的文化交流。之后，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承担起中俄文化交流的载体，为两国带来了两个多世纪且涉及多个领域的文化沟通与交流。纵观1917年前的中俄文化关系，可以发现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比中国对俄国文化的研究要主动，俄国向中国传播俄国文化比中国向俄国传播中国文化要积极，两者之间呈现着明显的不平衡性。

注释：

①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153.

②闫国栋.18世纪中俄图书交流研究[J].俄罗斯研究， 2007（1）：82.

③Нестерова Е.В.Русские художники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Зарубежные художники и России.Ч.2.СП6.， 1991.

參考文献：

[1]宿丰林.十七八世纪俄国来华商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J].西伯利亚研究， 2001（6）.

[2]欧阳哲生.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京活动述评[J].安徽史学，2016（1）.

[3]Соловьева Е.В.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проблемы//Ойкумена，2009，№1.

责任编辑：刘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