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菲

【摘 要】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与数以十万计的劳工、商贩、普通阶层相伴而来的南来“右翼”影人，自踏入香港的那一刻，便开始体验着自我身份的情境转换。这种断裂的身份体验使他们面临着一种“自我认同的焦虑”。

【关键词】南来；电影；导演；身份焦虑

中图分类号：J9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2-0214-02

香港是一个边缘化的城市，它地处国土南端，政治上远离中原的管辖，身份上自近代以来又隶属于英属殖民地，这都使香港被视为沦落之地，香港本土人民在内陆“大中原心态”下被视为一种具有奴性意识的混合精神状态的群体，他们是“殖民化的、封建的、乡土气的、落后的”①。同时香港充斥着商业气息，文化贫瘠，其低俗落后的文化风气被三十年代从大陆流亡至香港的进步爱国主义精英看在眼里，形容这座城市是一个“文化沙漠”。

当大陆的作家、电影人南来香港，他们政治身份的边缘性因这块“异己”的土地而成倍地放大。首先，这批流亡知识分子在身份上叠加了香港本地的边缘性，“分享”了香港本土居民习以为常的政治上边缘化、被殖民化的属性，无论是大陆政权、台湾政权，还是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的政策，对这块地域都是消极和漠视的，尽管左右阵营都对香港这块自由土地大肆争夺利用，借以宣传自己的政治口号，但在港英政府“消极不干预”的政策下，任何一支力量也未能形成强有力的意识主流。此外，这些被放逐的流亡者还在香港本土居民的眼中扮演了边缘化的“他者”，陌生的语言、落后的文化、深受排斥的环境，南来文人以他们鄙夷的神情和自我边缘化的姿态与本土文化保持着距离。

当大陆文人及电影人南下香港，他们的身份便经历了某种“裂变”，从一种固定的身份，如知识阶层、社会精英，裂变为多重不同身份的“混杂性”和多元性形态。正如《半下流社会》中折射的，他们虽然在知识层面仍然是上等人，可是在經济层面已然变成贫穷的劳动阶层，从过去的社会精英下降到如今的社会边缘人。他们生活在殖民地，远离故乡，远离象征民族文化核心的中原，他们无法代表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成为文化的失语者和边缘者。为了在陌生的文化环境寻求生存，他们必须进入当地的文化主流，不得不与岭南文化中的“商品意识”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合流，努力对其建构文化上的“认同”。作为代价，他们也不得不暂时失去所固有的民族文化身份。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这种断裂的身份体验使人们失去心理的“稳定感”，使人们面临着一种“认同的焦虑”，这种焦虑体现在一些诸如痛苦、困扰、哀伤的情绪表达上。存在主义者也将孤独、烦恼、畏惧、绝望等心理体验视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烦”（care）实际上是人们与外界事物发生各种关系的最根本、最原始的生存状态。②

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谈到的，身份并非一种固有的属性，它是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③与数以十万计的劳工、商贩、普通阶层相伴而来的中原知识分子，自踏入香港的那一刻，便开始体验着自我身份的情境转换。面对陌生和崭新的生存环境，他们不可避免地体会到不适应，与过去的生活落差巨大，而前途是渺茫的，随之而来的是紧张、烦恼、焦虑、恐惧，甚至还有对政治纷乱挥之不去的愤懑。在进行文化身份建构的初期，他们首先要直面生存的残酷和身份的断裂，而这种日复一日不断涌现的痛苦、烦恼是他们过去所未能体会的，而当下也不能靠着对艺术的幻想去跨越。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南来文人对日常收支进行巨细无遗的记录习惯。易君左在日记中写下：“1950年1月从台湾抵港，与当时住在九龙钻石山的左舜生一起，个人分租一间房间，月费百元。经常要外出办三件事：领购米证、换美钞、洗澡。易君左认为香港的生活费太高，很想做点小生意来帮补一下，他计划筹点钱开理发店，但始终没有实现。”④易文社交广泛，广结良缘，可是在记事册中对重要的人际交往没有只言片语的记录，却详细记载了每一场“雀局”（麻将局）的战果，张彻、王天林都是他麻将台上的常客，“输赢由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⑤，而张爱玲更是为了钱与宋淇夫妇闹得濒临决裂。

当年赴美的张爱玲在生存、创作、研究等各方面频频碰壁，直至来到美国西海岸以后逐渐重拾信心。野心勃勃的她计划写一部新的小说打入纽约市场，一方面五六十年代的纽约是美国出版业的中心，另一方面张爱玲向往大都市的生活。于是张爱玲打算以张学良为蓝本写作小说《少帅》（Young Marshall），企图东山再起。她于1961年信心满满地赴台欲采访张学良，顺道去香港给“电懋”写剧本赚回程机票和未来的生活费，不料张学良拒绝访问，而张爱玲的丈夫赖雅又再度中风。为了弥补这一趟尴尬旅程的开销，并为丈夫赚取医疗费和未来的生活费，张爱玲不得不于11月来到香港赶写剧本。据张爱玲给赖雅的家书中所述，她每日从早上十点写到凌晨一点，手足肿大，眼睛充血不止，使她不能戴隐形眼镜和使用她喜欢的化妆品。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回忆张爱玲暂住家中写作时深度近视却不戴眼镜，看东西要俯身向前。张爱玲在港期间给丈夫的每一封信都谈到对收入和完工时间的预期、对家庭经济的节省态度，包括对丈夫找到一个便宜的公寓大加赞扬，惦记着要把母亲黄逸梵留下的一箱遗物拿到拍卖市场变卖，说自己在香港“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⑥。然而夜以继日写作《红楼梦》上、下两部剧本的结果竟是“电懋”公司放弃拍摄这部影片，原因是“邵氏”公司已经抢先开拍了。作为一个未通过的初稿，张爱玲没有拿到一分钱的稿费，为了补偿这趟香港行的损失，她不得不多逗留一些时日再写一个新剧本。从1961年11月抵港至1962年3月返美，张爱玲不间断地写作，忍受着与丈夫的两地分居，遭遇着经济上、精神上、感情上的多重挫折。这一趟远东之行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下宋淇夫妇数百元的医疗与食宿费，更与宋淇夫妇友情交恶。

这种迷惘、困惑、烦躁、崩溃般的感受，在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精神世界模型中，都属于位于底层的原欲潜流，源于生存的原动力。当人们在异地文化求生存，并且遭受挫折时，人们不可避免地面临这种生活的苦闷和“身份的焦虑”。既要配合本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生存惯例，又在心里架设起不信任和感情上的疏离；既要像变色龙一样依照外界环境变换自己的肤色，又要像伪装术一样遮蔽起自己的原有属性。在这种具有张力的“混杂性”（hybridity）身份的生成过程以及往返不断的“带有差异的重复”（repetition with difference）⑦中，久而久之，身处异地的人们会产生挥之不去的“怀乡情结”。

注释：

①[美]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M].刘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8.

②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编.现代外国哲学，存在主义专辑，第7辑[M].人民出版社，1985：5.

③[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A].文化研究读本[C].罗钢，刘象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08.

④⑤易文.有生之年：易文年记[M].蓝天云编.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9：22，24.

⑥张爱玲1962年2月10日写给赖雅的家书，转引自周芬伶：张爱玲梦魇——她的六封家书[A].记忆张爱玲[C].陈子善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226.

⑦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在拉康（Jaques Lacan）的“模拟”（mimicry）概念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带有差异的重复”的概念基础上，阐述后殖民文化中的“混杂性”特征，认为被殖民者通过对殖民文化的话语进行模拟和“带有差异地重复”，使殖民话语变得不纯，进而从内部解构、颠覆殖民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