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曾 颖

鸭肠是我自幼就喜欢的美食。那时候，我奶奶在食品公司下辖的板鸭店打零工，经常能捡回一些别人不要的鸭肠。奶奶用剪刀将它们剖开，然后用盐和小苏打把它们搓洗得白白净净。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鸭肠这么好吃，却总能白捡到？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剖洗鸭肠是一件既脏且臭而且如果不得法就永远清理不干净的烦琐之事。而任何鸭肠，只要经过我奶奶的手，都会变得清爽干净，色泽诱人。

洗好的鸭肠切成寸段，加酸姜、酸辣椒和蒜瓣，入油锅滚炒。鸭肠在满是烈火的锅里翻卷奔腾，成一截截好看的卷筒，再佐以大葱段，然后起锅，既香且脆，不论是一盘还是一盆，通常渣也不会剩。

但今天这个故事，不是讲奶奶做的鸭肠，而是讲一个可爱又有趣的年轻厨师。那是2010年至2012年间，我当时的办公地点在成都市红星路。公司附近有条小街，小街上既有小饭馆又有小茶馆，我们平时的午饭和饭后的短暂午休时间，大多在这条小街上消磨掉。而那位小师傅，也就是在这里认识的。

他所在的那家小饭馆是一家典型的“苍蝇馆”，两间门面，一间是操作间，门口摆着两排保温桶，装着土豆烧排骨、大蒜烧肥肠、雪豆炖猪蹄花之类的现成菜，作为揽客的招牌。保温桶背后满是油烟的玻璃笼子里，挂着油汪汪的鸭子和香肠、卤肉之类。而这些只是舞台的前景，它们烘托的却是以灶为中心的舞台，厨师们赤膊穿着围裙，炒得热火朝天。成都人有句口头禅：“真正的好川菜，只有‘苍蝇馆’还有！”以我在成都生活近20年的经验来看，是认同的。

我们第一次从小师傅的店经过时，并没打算进去。当我和几位“饭友”从小店经过时，听到从灶前传来一阵欢快的歌声。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帅气的年轻人，一面在锅里快速翻炒着，一面唱着歌，中途节奏变换时，还顺势将左手的锅扬起，让锅里的菜作一次短暂的飞行。锅里飞起的菜，正是炒鸭肠，红色的泡椒、白色的蒜、黄色的酸姜、绿色的葱，正围在卷成筒的鸭肠周围，欢快地跳舞呢！

平时，我在外面是绝不点鸭肠的。原因之一，是怕他们洗不干净；原因二，则担心他们炒不出奶奶炒的那个味儿。奶奶的炒法我也学了个八九不离十。我自信他们不会比我炒得好。

但此时，我却突然很想点一份那位小师傅炒的鸭肠，因为我觉得，能够欢快地唱着歌劳作的人所做出来的东西是值得信赖的。这个观念来自于一位瑞士钟表匠，他认为金字塔不是由奴隶修的，而是一群能从劳动中体会到创造乐趣的自由民修成的，因为那么庞大的工程，能修得那么精密细致，决非满含痛苦和恨意的人能够完成。

基于这个原因，我相信这家能够让厨师唱着歌工作的小餐馆的老板不是刻薄之徒，用菜、用料不会太克扣，墩子不会满怀情绪乱切，服务员也不会心怀不满往菜里吐口水找心理平衡。

我们改变了计划，将原本打算吃的红油鸡改成了火爆鸭肠。菜不出我预料的乖巧和精致：小笼蒸肥肠软硬合适，青椒炒回锅肉香腻适中，豆花牛柳爽滑可口，连免费送的泡莲白都酸咸冰脆，恰到好处。而此餐的主角鸭肠，更是让我尝到了久违了的童年美味，跟奶奶做的一样，我们吃得连渣都不剩。这家小店渐渐成为我们的食堂，而这份百吃不厌的鸭肠，也被我与同事们心照不宣地命名为“唱歌鸭肠”。

之后的大半年，随着吃饭次数的增多，我们与老板和小师傅熟络起来，偶尔开玩笑，说“小师傅的手艺，就是去大饭馆也吃得到票子”。每当这时，老板都会面露尴尬，而小师傅则含羞不语。

一次加班，我又去小店吃饭，老板不在，小师傅照例给我炒了一份鸭肠，煮一碗豆尖汤，开一瓶冰镇啤酒，然后坐到我旁边，小声说想求我一件事。我以为他是被我们说动心了，想跳槽。谁知他求我的却是请我们今后不要再夸他可以在别处挣大钱了，那样会伤老板的心。当初他从乡下来，一直没找到工作，最绝望的时候，都准备去飞车夺包了，而就在那个时候，老板收留了他，还教他炒菜。现在，小餐馆的利润有三分之一归他，他感到很知足，也很开心。他说话的表情认真得令人肃然起敬。

之后不久，小店因街区总体改造，突然而迅猛地消失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逛街，每碰到“苍蝇馆”时，都会伸长耳朵，冲着厨房听。但我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伴随着炒鸭肠飞扬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