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福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1.0 引言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苏联时期无可置疑的短篇小说大师”(Rougle,2003:4)，俄罗斯犹太作家巴别尔(Исаак Бабель/ Isaac Babel,1894—1940)以小说、剧作、札记、随笔、日记等多种艺术创作而享誉世界：马·高尔基、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亚·沃隆斯基等众多作家与评论家对他赞赏有加；马克·斯洛尼姆、莱昂内尔·特里林、哈罗德·布罗姆、辛西娅·奥捷克等著名学者与作家对他推崇备至(王树福，2013：71-79)。根据主题与风格的不同，巴别尔小说大致可分为四类：反映革命战争的《骑兵军》，在1920年作者参加布琼尼第一骑兵军经历基础上加工而成；反映犹太人生活的《敖德萨故事》，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描写十月革命前敖德萨豪放不羁的犹太强盗；描写生活体验的《我的鸽子窝的故事》，在作者童年经历和黑海沿岸、彼得堡等经历基础上写成；以及描写国外生活的少量短篇小说(Moser,1986:157;Carden,1972:ix)。

较之1920—1930时代的俄罗斯小说，巴别尔小说的情节设置明暗交替，彼此对立，相互映衬，表现为两个或多个不同画面大相径庭，相邻而现，形成美丑相见、明暗交替的艺术效果与悖论风格。这在《骑兵军》中表现为浪漫的诗意描写与残酷的自然呈现前后对照，在《敖德萨故事》中表现为热烈的暴力叙述与幽默的温情眷念明暗对比；在《我的鸽子窝的故事》中表现为鲜亮的叙述光线与内敛的心理暗影相互交替。巴别尔承袭1920年代盛极一时的“华丽散文”的风格，却带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异国情调，表现为自然主义描写和抒情沉思并置，讽刺怪诞和五彩斑斓同在(Moser,1986:157)。在巴别尔的所有小说中，几乎都存在难以摆脱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生活中的那些不可能获得解决但又无法与之妥协的冲突(矛盾抵触)”(哈利泽夫，2006：94)，交织着令人动容的“悲哀与同情”的思绪情致。

2.0 《骑兵军》：情节设置的前后对照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维埃早期小说作品中，巴别尔的小说创作极具个性和特色，令人过目难忘。就本质而言，巴别尔是一个自我意识极强的个性主义者：“巴别尔可以被阅读，但却无法模仿”，“他的声音，一个丰富多彩而令人惊讶的融合着抒情、悲悯、神秘、戏剧和嘲讽的混合物，如此独具个性，很难设想有其他作家像他一般”(Ehre,1986:148)。较之同时代人，“巴别尔与别的作家最大区别并不在于独特的创作手法，而在于他对世界独特的理解，尤其是那种特定的、具体的和多方面的战争人道主义观”(戴骢，2003：2)。巴别尔的个性认同与创作风格之间呈现出微妙的双向关系：前者经由艺术构思、创作灵感和叙述技巧，生发出一种悖论修辞、矛盾并置的艺术风格；后者经由情节悖论、主题对立和语言杂糅，塑造出一个特立独行、奇崛隽永的个性形象；二者恰如同天平的两端，彼此之间既变动不居又相对平衡，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张力模式。在《骑兵军》中，“哥萨克士兵身上展露的是人性与野蛮、理智与放纵、革命与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结合。巴别尔的语言功力后人难以比拟，包括他的地域感、幽默感和个性魅力。他善于在同一个故事、同一个画面和同一个性格中将相互矛盾的事物协调地组织在一起。并且，他擅长以绘画般的技法来运作文字，以突显他所要表现的客体”(戴骢，2003：1)。

《泅渡兹勃鲁契河》以冷静客观的话语叙述，构拟出一幅明暗交替的战争行军画卷，其情节设置形成典型的对比或明显的对照。小说开篇写道：“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市已于今日拂晓攻克”(II:43)①，战争胜利的喜讯给军队带来喜悦的欢庆。在这种快乐的氛围中，周围环境染上了一层轻松的基调：“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荞麦宛若处子，伫立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逶迤西行，离开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II:43)。此处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平静美丽的风景画，充满俄罗斯传统文学的美感和画卷的质感，这种充满诗意的无韵诗式的描写，营造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轻松明快的风格，给人一种身心愉悦的美感。然而，作者笔锋急转，叙述基调突变，叙述场景也随之截然改观，画面呈现出战争的残酷和人心的疲惫：“橙黄色的太阳在天际浮游，活像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变黑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II:43)。平静的描写让人心惊肉跳，画面的转换令人目不暇接。此时，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夜晚，朗月与波涛共生，咒骂与喧嚣同在，歌声与口哨混杂，人畜与圣母交织，构成一幅富有诗意又混乱不堪的泅渡河水图：“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II:43)。显而易见，作者有意舍弃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高贵单纯、静穆伟大的古典气息，以富有蒙太奇之感的画面营造出动态、变化的现代美感，在悖立中创造出更高意义的和谐美，在矛盾中巧妙建构出更深印象的整合美。

深夜，叙述者“我”随着骑兵军大队人马住进一个犹太孕妇家里，睡在一个犹太男人身旁。“我”疲惫至极，倒头就睡，梦见骑兵师长枪毙旅长，于是骇然而醒。孕妇用手指摩娑“我”的脸，请“我”挪一下，免得踢着被波兰人杀死的父亲，接着讲述波兰人的残酷与父亲的善良。此时窗外，“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住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II:44)。如此画面描写让人惊奇骇异，过目难忘。生存与死亡，残忍与善良，黑暗与光明，月亮与人头平静地共处，没有夸张，没有煽情，点到即止。巴别尔很擅长把对立矛盾的东西组织在一起，以强烈的明暗对比造成独特的艺术效果。诚如当代俄罗斯作家罗辛所言，巴别尔善于在同一个故事、同一个画面和同一个性格中将相互矛盾的事物协调地组织在一起；擅长以绘画的特点在文字上点染，以凸显要表现的客体；色彩变化、明暗变化和疏密变化等作为美术和电影方面的技巧，在他的小说里运用自如(孙越，2001-02-14)。

巴别尔准确地传达出时代的氛围，创造出意味隽永的艺术画卷。这不仅关系到写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写，一如巴别尔所言，他不满足于“写什么”，更感兴趣于“为什么和怎么样”(Falen,1974:63)。《骑兵军》系列中高超的明暗交替的表现手法令人叹为观止：《意大利的太阳》中，城市成为一片废墟，到处弥漫着尸臭味，战争近在咫尺，然而在夜晚的间隙，报纸编辑西多罗夫却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在“弥漫着夜间潮湿的臭气”中，伴着“那扇映满月光、亮闪闪的窗子”(II:70)，写信回忆起意大利、古罗马的圆形演技场、古罗马的朱庇特神殿，以及芬芳馥郁的意大利坎帕格纳大平原，幻想着远在天涯的意大利异国情调。小说描写到：“意大利让我中了邪，迷住了我的心窍。一想起这个从未见过的国家，我就打心底里感到甜蜜，一如女人的芳名，一如您的芳名那么甜蜜，维克多丽娅……”(II:69)在战争间隙，名叫萨什卡的年轻梅毒患者心情愉悦，向沮丧的战友唱起歌谣，赞颂起美丽的家乡：“田野的星星，田野的星星高悬在父亲的小屋上，我母亲忧伤的手……”(《歌谣》，II:190)失去一只眼睛的加尔金，在前线一家军报当编辑，在炮火轰鸣的战场上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夜》)。在《骑兵军》系列中，战争的死亡恐怖仿佛已被遗忘，瞬间的美感被放大到极致。阿列克在爬满虱子的茅舍中唱歌，西多罗夫在传播瘟疫的死尸的恶臭中写到意大利，加尔金在炮弹的爆炸声和伤员的惨叫声中大谈美好的未来。总之，在巴别尔的小说中，“色彩丰富的抒情味和事件的无慈悲的残忍性，美丽的自然和杀戮与暴力的阴暗的场面两两对照着”(巴别尔，1948：27)。对于此悖论式情节设置，斯洛尼姆指出：“这些悲惨情节又不断被突然出现的富有诗意的意外事件所冲淡。这种大相径庭的情节的运用，正是巴别尔的风格和艺术的特点：他在描写粗鲁的同时，又描写温柔；在描写凶狠残忍的同时，又描写高尚的理想；在描写放荡和亵渎之后紧接着就是英雄的牺牲”(Slonim,1977:72)。

在明暗交替的情节画面中，巴别尔“把抒情的章节和自然主义的叙述，诗意奔放的想象和对肉欲的赤裸裸描写交织在一起”(Slonim,1977:72)。《萨什卡·基督》中尽情地描写萨什卡父子与讨饭女人之间的肮脏放荡和龌龊苟且，接下来写父子俩回家的路上，看到的却是四月温馨而甜美的田野：“四月的土地湿漉漉的。黑乎乎的坑坑洼洼里闪烁着像绿宝石般的嫩草。绿芽在黑土地上绣出一行行精巧的针脚。……头一批出来放牧的牲畜从土岗上奔了下来，小马驹在空明澄碧的天边嬉戏”(II:97)。不同的画面互相衬托，互相映照；大千世界的善恶美丑交迭变幻，浓缩在尺寸之间。《拉比之子》讲一个抛弃家庭参加革命的犹太王子伊利亚，最后被从逃兵中拉上溃逃的列车。他下身赤裸，死在几行犹太古诗、一缕青丝和几发子弹中间，被埋葬在无名的火车站旁。小说对共产党员伊利亚遗物的描写，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明暗交替的画卷：“这是些五花八门、互不搭界的东西，有鼓动员的委任书和犹太诗人的纪念像，有列宁的金属浮雕头像和织在没有光泽的绸缎上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1204)绣像，而且两人的头像并放在一起。第六次党代会的决议汇编中夹有一缕女人的发丝，而在党的传单的页边密密麻麻、歪歪斜斜地写满了犹太古诗。几页《雅歌》竟然和几发左轮枪子弹搁在一起”(II:193)。显而易见，小说描写的每组物品包含的意义都是对立的，如惊叹号般刻画出人物的复杂性，如放大镜般呈现出人性的多样性。

巴别尔的《骑兵军》是一部由特定风格形成的艺术整体和一个中心行动或情节共同组成的书(Ehre,1981:228)，其风格大致可以划分为史诗性和悲剧性两种。史诗和悲剧的模式功能作为对立的两极，构成与众不同的二重性风格，将散乱的故事巧妙地组织起来的。每一种风格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鲜明的意象，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织，使小说形成强大的艺术张力和思想内涵。其中史诗式风格在小说中占主导和优势地位，它是英雄行为的典范，如同一条直线贯穿小说始终，虽时有间断，却又重新恢复，呈波浪式形态前进(Ehre,1981:228)。深谙印象主义绘画之道的巴别尔，善于把对立矛盾的元素组织在一个故事，一种性格，一个情景，一个片断中，以强烈的明暗对比造成独特的艺术效果。因此，欢乐的事件中加入了悲剧情节，流血的事件中夹杂着生活琐事，通过这种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江文琦，1990：319)。巴别尔熟练掌握了19世纪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善于选择素材和布置小说的格局，精于描绘色彩鲜明、光线阴影交叉的画面，但对阴暗面的客观描述较多。他的人物形象塑造，一方面体现出红军战士的革命热忱，另一方面受到自然主义人物描写中生物学观念的影响，往往强调哥萨克本性中残暴的一面(彭克巽，1988：61)。高尔基也曾指出，巴别尔富于想象力，具有叙事才华，“但他的简洁既有利又有弊；它可能使巴别尔进步，也可能毁灭他”(Зильберштейн,1963:389)。

3.0 《敖德萨故事》：情节设置的明暗对比

在《敖德萨故事》中，情节的明暗交替以热烈幽默、夸张诙谐的方式体现出来，随处可见，形成悖论式的风格魅力。借用马克·斯洛尼姆的话说，“这种对立事物的相互抵触同样也给他的敖德萨故事带来一种独特的、浪漫的和相互矛盾的情调”(Slonim,1977:72)。巴别尔的小说像他的情节一样有趣迷人。他使用了一种源自象征主义的高度华丽的风格(a highly ornamental style)——非同寻常的比喻，色彩鲜亮的意象，传神微妙的通感，栩栩如生的拟人，抑扬顿挫的措辞，流畅顺达的排比，意味深长的重复。这一切都是在如18世纪上半叶著名英国绘画家和雕刻家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式的自然主义(Hogarthian naturalism)语境中得以实现的。他的混合式手法，以精湛的艺术技巧，将象征主义的庄严隆重适当降低，转换成充满异国风情的奇思异想(Ehre,1986:49)，以适应1920—1930年代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普遍不高的知识水平，由此在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达到超乎寻常的艺术效果。

在《敖德萨故事》系列中，巴别尔热烈幽默的艺术风格特征，得到集中而鲜明的体现。充满暴力的鲜血不断闪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以蒙太奇手法和油画般质感冲击着读者的视觉，营造出一种幽默奔放的奇特感觉。在《国王》中，去信勒索艾赫鲍姆的钱财不成，黑帮头领别尼亚率众夜间突袭杀牛，以示报复：“浸满鲜血的大地上燃烧着火把，如同火红色的玫瑰，同时枪声四起”(I:62)。在《日薄西山》中，犹太青年别尼亚·克里克与兄弟密谋杀掉父亲，继承家族黑帮开创新业。“女儿们都闭上了眼睛，免得看见老头儿牙齿被打光的嘴和鲜血淋漓的脸”(I:115)。“他们把老头儿抬到水龙头下，就像当初把特沃伊拉抬到水龙头下那样，打开了水龙头，鲜血像水一样顺着斜水槽往下流去，而水像鲜血一样往下流去”(I:115)。在《耶稣作的孽》中，谢廖加因阿里娜偷情而使用家庭暴力：“一场死命的抽打，直打得男人流出了眼泪，娘儿们流出了血”(III:101)。在《我的第一笔稿费》中，“我”与妓女维拉同床共枕，喝着热气腾腾的红茶：“茶红得像砖头的颜色，冒着热气，像是刚刚流出来的鲜血”(I:222)。

与此同时，在《敖德萨故事》中又不乏温情脉脉的怀念，对家庭和亲人的温情关爱，以及对敖德萨犹太人聚居区的眷恋想念。充满温情的亲吻散落在章节段落中，舒缓鲜血造成的紧张气氛，带来一种轻松幽默的别样情调。在《带引号的公正》中，黑帮老大别尼亚和科利亚无意中撞了车，彼此不但没有大打出手，而且在街道上彬彬有礼地向对方展示着真诚和温情：“别尼亚站立着，科利亚站立着。他们握手问好，互致歉意，互相接吻，他们每个人都握着道友的手，握得那么用力，像是要把对方的手扯下来似的。拂晓已开始眨巴它朦胧的眼睛，莫嘉已去警察段换岗，两辆运货马车已满载着一度曾称作‘公正’合作社的财物扬长而去，而国王和科利亚仍在伤心，仍在相互鞠躬致歉，仍在用手搂住对方的脖子，像醉鬼那样温情脉脉地亲嘴”(I:106)。在《父亲》中，海边夜晚墓地周围一片死寂恐怖，然而迎着徐徐清风和湿润海风，恋情和爱意却肆意随风挥洒：“那时一群小伙子正把姑娘们拽过围墙，墓盖上响起此起彼伏的亲嘴的声音”(I:92)。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1905年残酷的敖德萨排犹暴动中，“一群雇佣暴徒砸毁我父亲的店铺，活活打死我的堂祖父绍伊尔”(I:167)；而十岁的男孩“我”却因缘际会，被带到沙俄军官卢勃佐夫家中，受到加利娜·卢勃佐娃的柔情款待，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初恋”。先前“我”渴望接近加利娜的身体，得到她的爱抚：“但我害怕她的目光，与之相遇便扭开脸，心里乱跳”(I:166)，而此时她却给了“我”亦真似幻的抚慰：“她搂着我……我的头贴着加利娜的臀部，臀部移动着，呼吸着。……她说，用她的丰满嘴唇吻了一下我的双唇，然后把头扭开了”(I:167-168)。于是，残酷和狂欢、忧伤和喜悦、苦难和浪漫、泪水和幽默、死亡和爱情、疯狂与宁静等对立的特质或矛盾的因素，和谐而完美地并置在一起；作者巧妙地把冲突的内容和复杂的情感调和在一起，以亦庄亦谐、热烈奔放的笔法，构拟出一幅色彩斑斓、声情并茂的民族画卷。

美国学者帕特丽夏·卡登指出：《敖德萨故事》以文体取胜，这大概是巴别尔作为作家为苏维埃小说的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一种全新的小说口头结构形式(a kind of verbal texture)出现了，伴随着丰富多彩的文体：史诗般的故作勇敢，意第绪语式的幽默，希伯莱式的一本正经，强盗匪徒的行话——所有这些因素巧妙地交织在一部几乎天衣无缝的小说中，同时伴随着一种从早期作品中尚无法预言的艺术性。这种经由深思熟虑的丰富多彩的文体而产生的戏剧张力，很容易让人想起果戈理(Carden,1972:76)。巴别尔研究者王天兵也认为：“在其出其不意的叙述过程中，巴别尔穿越少年时代就熟读的法国作家拉伯雷《巨人传》，跨过豪迈的文艺复兴，进入更久远的狂欢时代，泼洒出酒神的澎湃情欲”(王天兵，2007：193)。巴别尔以细腻传神的笔触描绘出一幅热烈幽默的犹太画卷，在《敖德萨故事》系列之《父亲》中，随处可见有着犹太族裔特有民族特色和情调的场面和景象：

她(即格拉奇女儿芭辛卡)坐在长凳上，给自己缝嫁衣。几个孕妇跟她并肩而坐；一堆麻布在她支棱八翘的硕大的双膝上移动；孕妇把各种各样的吃食灌入她们的腹内，一如母牛在牧场上把春天玫瑰红的乳汁灌入它们的乳房。就在这时，她们的丈夫一个个放工回家了。喜好骂架的女人们的丈夫在水龙头下把他们乱蓬蓬的络腮胡子洗净擦干后，将地方让给弯腰曲背的老婆子们。老婆子们在洗衣盆里给胖嘟嘟的小不点儿洗澡，拍打着孙儿白嫩的屁股蛋，然后用她们的旧裙子将他们包裹好。由图利钦来的芭辛卡目睹了生养我们的富饶的福地摩尔达万卡的生活——生活中随处可见吃奶的婴儿，晾晒的尿布和充满城郊与大兵式孜孜不倦的新婚之夜。(I:83-84)

借用巴赫金描述拉伯雷的艺术世界的话语，“这个片段的主题是物质—肉体的丰裕，过剩的、生育的和成长的丰裕”(巴赫金，1998：253)，充满着轻松快乐的生活气氛和热烈幽默的情节对比。在俄罗斯文学传统范围内，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中的戏剧张力(playfulness)和文字美感(verbal exuberance)明显模仿了果戈理，尤其是他的早期乌克兰小说：其一，两者都将特写(sketch)这一带有某种高度原汁原味特点的文类，作为自己写作的起点；其二，他们带领读者浏览文化的穷乡僻壤——果戈理笔下的乡村狄康卡和米尔格拉德，巴别尔笔下的犹太人聚居区摩尔达万卡，通过彩色玻璃般的叙述可以看到独特的当地居民；其三，普通生活变得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巴别尔笔下的商贩、掮客、妓女、强盗，一如果戈理笔下的乡村粗人，不是以单调的现实主义的笔调写就，而是带有浪漫主义或是幽默喜剧的狂热(Ehre,1986:49)。正因如此，《敖德萨故事》在巴别尔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可以说，《敖德萨故事》打开了通往《骑兵军》的艺术之门，后者中情节对比更强烈，语言描述更绚烂，曲调表述更激越，与残酷现实的反差也更大，也更能彰显作者真实的内心想法。

4.0 《我的鸽子窝的故事》：情节设置的相互交替

作为一系列影响世界的历史事件，1905年革命、“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等革命事件极大影响着俄罗斯旧有的社会面貌，改变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轨道和所有阶层的生活，也影响着知识分子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正是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思想杂陈的环境中，巴别尔创作出被他称之为“真正遗产”的《我的鸽子窝的故事》系列。

在《我的鸽子窝的故事》中，巴别尔以幽默讽刺的语言描写十月革命前敖德萨犹太人的喜怒哀乐与怨恨情仇，以明暗交替的情节复现出童年时期敖德萨的风土人情。在他的笔下，美丽与丑陋并存，污迹与绿草同在，天使和恶魔共舞。《德·葛拉索》中最纯真的美感竟闪现在残忍的无情背后；《初恋》写出了犹太人死灭之前呈现出的惊异之爱，童心之美在血腥的屠杀中悄然伸展和蔓延；《童年·与祖母相处的日子》中，纯真无邪的童年消失在无穷无尽的经书卷牍中；《醒悟》写出了对自然的向往与对学琴的憎恶；《路》中混乱无序的街景与金碧辉煌的宫殿形成鲜明对照。饱读诗书的巴别尔，深谙各种异质文化的精髓，既无法摆脱自己民族的历史，又不安于被血色久远地包围，于是他选择以悖论式的艺术风格来展示他对世界、人性和艺术的独特理解。

在《我的鸽子窝的故事》中，小主人公“我”捧着期待已久的心爱的鸽子，兴高采烈心花怒放，转眼间情形急转直下，在随之而来的屠犹活动中哥萨克人当场把鸽子摔死在他的太阳穴上。该故事以一种不同的风格写作，是一篇堪与契诃夫比肩的小说。它以田园牧歌式的语调开篇，带着回忆的幸福和简洁的句子：一个犹太男孩喜欢鸽子，终于有了足够买一只鸽子的钱。小说中屠杀和歧视犹太人场面的描写，既是最让人惨不忍睹的段落，也是最令人思考不已的情节。渴望鸽子的少年“我”，拿着买来的鸽子往回走。不料，哥萨克残疾人猛然抢去鸽子，“用抓着鸽子的那只手猛打我耳光”，“我倒在地上，给砸成肉泥的鸽子的内脏从我太阳穴上往下淌去。内脏曲曲弯弯地顺着面颊淌着，喷出血水，迷糊住了我的一只眼睛。鸽子细软的肠子在我额头上滑动，于是我合上另一只没被糊住的眼睛，免得看到展现在我面前的世界”(I:162-163)。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诗意和象征共同作用，形成最终的情感冲击(Howe,1949:151)。在1937年发表的最后一篇童年故事《迪·格拉索》中，迪·格拉索美妙高尚的歌声与粗俗猥琐的商人的言行两相对照：票贩子科里亚却只知敛财骗钱，“我的老大是个骗子手，成天眯细着一只眼睛，蓄着两大撇柔滑如丝的唇髭”，“我已经把钱悉数还给了他，他还硬不肯把表还给我”(I:203)；与此对照，迪·格拉索以非凡高超的技艺征服了在场的每位观众，给观众带来无与伦比的艺术美感，“此次来敖德萨先后演出了《李尔王》《奥赛罗》《褫夺公权》和屠格涅夫的《食客》”(I:206)。这种文本的前后对照和彼此呼应，让人既懂得高贵的艺术喷发比任何的所谓规矩公正，也认识到人性的卑俗和世事的无奈。

简言之，主题与情节的对照反衬是巴别尔小说艺术的主要基础，光线与暗影的交织对比是其风格特点，其小说成功之处在于语言的铿锵有声，节奏的精致紧凑，题材的前后对比，笔法的相互对照(斯洛宁，2001：336-337)。双重元素的对照或多重元素的并置，形成一种巴赫金所谓的拉伯雷式文学风格：“巴别尔的拉伯雷风格的强盗，或者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笔下的流浪汉奥斯塔普·本杰尔德拐骗伎俩，出自同样的滑稽不恭，这在巴赫金那里也留下了印迹”(克拉克，2000：37)。

5.0 两者之间与之外：小说情节悖论性的价值

就审美而言，独具魅力的悖论式艺术风格，不仅使巴别尔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独树一帜，而且使其小说叙述别具异彩，体现出恒久而璀璨的审美价值，在时间的考验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悖论式艺术风格包含着众多分属不同民族阶层的观念、不同思想意识的场景、不同文化系统的画面。它们巧妙地结合在同一个场景、同一画面或同一形象中，前后交替，彼此对照，形成强烈的文字冲击和画面质感，带来震撼人心的艺术想象空间。巴别尔深刻领会时代文学精神，将华丽的词汇、巧妙的修辞、丰富的意象等因素纳入讲述体中，形成别具一格的华美散文。同时，他积极响应时代文学主题，将革命的实践者、胜利者与战争的被动者、受害者并置在一起，融合各种不同的声音与意识，形成比较典型的复调小说(王树福，2009：117-127)。正是通过复调式叙述策略，巴别尔巧妙地实现着小说的审美价值，表达对身份冲突的隐蔽思考，传达对历史现实的个性考量。

就本质而言，作为一个备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犹太人，巴别尔对生活是感性的，对艺术是敏锐的，对人生是敏感的。在理解生活上，他既具有常人的感受和体验，也有非常人的感受和体验；在把握艺术上，巴别尔既体现出同于常人的思维，又体现出异于常人的思维；在思想认识上，他既有理性的一面，又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在行为方式上，他既有世故的一面，也有天真的一面。巴别尔的个人性格、知识结构和艺术感受，不是独白式的、单向度的，而是复调式的、双重性的、两极化的。他极力探索的生活现象，是被湮没的日常生活与被边缘的个体生命；他着力叙述的情节内容，是非理性的身体欲望与被压抑的肉体感受。“对于巴别尔来说，神圣的是现实、生活，是人的原始兴趣、动机、情欲、欲望、性格……他敌视基督教和唯心主义世界观，不认为肉体和物质是低贱的和罪恶的，而精神则是人类生活中惟一有价值的原初；……反对放任自流的冥思遐想、天堂的乌托邦、虚无缥缈的天国。相反，他热爱躯体、血肉、肌肤、红晕的脸蛋、蓬勃向上和生机盎然的能够呼吸和能够散发香味的牢牢固定在土地上的一切”(沃隆斯基，2000：127)。小说情节的悖论性与巴别尔的世界观和生活观密不可分，前者是具体而微的修辞表象，后者则是超越表象的人生诉求。

总而言之，在巴别尔的小说中，两极的事物或对立的品性经常不露痕迹地融为一体，构成一种具有双重特质、整合不同元素的悖论式风格。这极大延伸了语言的表达范围和思维的想象空间，具有无限的艺术魅力和恒久的审美价值。情节的悖论性不仅巧妙凸显巴别尔不同于俄罗斯官方主流的伦理身份和区别于西方价值的民族诉求，而且极大呈现俄罗斯作家对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独特审美取向，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20世纪早期俄罗斯小说的表现手段和艺术效果，拓展了俄罗斯小说叙事诗学的坚实基础，为苏联小说的发展和兴盛奠定不可忽视的基础。作为巴别尔小说诗学的重要表征，悖论风格与复调叙事融合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诗学理念，使多种文学传统和多样文化因子融为一体；用幽默诙谐的语言书写犹太族裔的苦难生活，以审美的力量消弥严肃文学与通俗小说的文学范畴；并见证着离散及漂流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与作家共同的悲剧命运(王树福，2016：86-95)。因此，巴别尔在身份、性格、思想和艺术上具有双重性、两极性或悖论性，既充分说明其创作的复杂性和包容性，彰显其小说的多样性和多重性，也表明巴别尔研究的重要性和丰富性。

注释：

① 参见Бабель,И.Э.C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4-х т [M].Т.2.М.:Время,2005.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随文标出该著卷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一一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