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

一年多前，有幸结识了文学编辑赵芳女士，她告诉我，她和丈夫都是巴别尔的崇拜者，在这个极度物质化的社会，他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令我动容。他们不仅读过我翻译的巴别尔小说《骑兵军》（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而且还赠送我一套美国精装版《巴别尔全集》（2002年版），这个版本是由巴别尔的女儿娜塔利娅·巴别尔编订的。

我真正接触苏联文学及翻译是在1982年，那时，翻译家石枕川先生给我们讲授苏联文学。1982年末，石教授提起苏俄小说家巴别尔和他的代表作《骑兵军》，他说这位作家很独特，高尔基觉得他才华横溢，其文风与莫泊桑接近。石教授告诉我，《苏联文学史》鲜少提及巴别尔，他的小说在苏联消失了16年。原因是，巴别尔1939年被捕，1941年被枪决，直到1954年才恢复名誉。由于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奔走努力，巴别尔的小说1957年得以在苏联重见天日。

1982年，我还读不懂原文版的《骑兵军》，所幸有石教授手持原文，逐字讲解。他嘱我学好俄语，多读原著，修炼中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翻译巴别尔的《骑兵军》。上世纪80年代末年，我开始研读和翻译《骑兵军》时，先是戎装在身数载，也曾骑马扛枪走天涯，之后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苏联文学编辑，算是体验了巴别尔两个方面的人生。但是，作为一个只有29岁的年轻人，我没有对俄国庞杂、纷乱和厚重的历史做过梳理，没有直接感受过巴别尔笔下的南俄风情，没有造访过巴别尔的故乡敖德萨这个被称作俄国汉堡的城市，没有在巴别尔的故事现场，对俄语、乌克兰语以及当地乡间各种土语、俚语、成语和谚语的反复揣摩和玩味，仅仅靠对俄语书面的理解，靠青春的激情和想象，怎么可能用译文展现巴别尔这座20世纪初苏俄文学的丰碑呢？

高尔基当年看好巴别尔的创作，他曾把巴别尔打发到民间去，让他体验生活，写出好作品。巴别尔一去多年，之后好文连连。我自90年代初也踏上了巴别尔曾经走过的路，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从基辅到敖德萨。十多年过去了，巴别尔的故事在我的眼前渐渐变得立体丰满，有声有色。我曾三次走访海港敖德萨和古城尼古拉耶夫，巴别尔昔日读书的学堂已成关门，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如生命夕阳中最后的巴别尔，破帽遮颜，对未来半喜半愁。

我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拜访过巴别尔的故居，不仅去过他的中学，看过他童年踯躅的犹太人街道、商铺，也去过他最后几年居住的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还读到了他的前妻卡什琳娜和后妻比洛什科娃所写的回忆录——巴别尔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逐渐丰满。原来石教授推荐的苏俄犹太作家，竟是个外表奇特、性格复杂、内心难以把握的人，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不仅善与他人也与自己玩着幽默，这就是他的全部魅力所在。难怪卡什琳娜说，巴别尔最高的智慧，就是他会说俏皮话。他的女友金斯伯格也说：巴别尔是一个讲神秘故事的高手。

高手也不一定被大多数人认可，巴别尔的老家敖德萨，就不认可他。我曾经三访敖德萨，在当地市政府、高校和文化机构问及巴别尔，当地人反应淡然，绝对出乎中国读者的想象。

当年，敖德萨歌手、乐队指挥乌焦索夫是当地第一个读到巴别尔小说的人，后来他还将其剧本搬上莫斯科舞台。如今，在敖德萨市中心，塑造了乌焦索夫铜像，却没有巴别尔的。曾听说巴别尔的中学要为其立像，后也没了下文。目前，绝大多数敖德萨年轻人仍不认识巴别尔，即便知道，他们也会因为小说语言晦奥，难以读懂而望而却步吧。

1938年，苏联正值“大清洗”高峰，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批准巴别尔出任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编委。这标志着苏联对巴别尔文学地位的认可。1939年苏联画家瓦涅齐安给巴别尔画了一幅肖像，成了巴别尔留在人间的最后身影。次年4月，巴别尔在列宁格勒举办了最后一场小说朗诵会，5月15日，他便在莫斯科郊外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被捕，罪名是“参与反苏阴谋恐怖活动和间谍活动”。秘密警察逮捕巴别尔的时候还没收了他的一些手稿，具体数量是15个文件袋、11个写满字的本子和7个写满字的活页夹。他构思和写作中的一部描写契卡（苏俄安全部门）的小说，至此不见踪影，并且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