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伟

(吉林财经大学 外语部，吉林 长春 130117 /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1.0 引言

21世纪初，美国犹太文学写作重心发生前移，许多苏联解体前后移民美国的新生代作家在其“移民叙事”中不断加大对主人公移民前生活的描写①。Furman在分析这些俄裔美国小说(Russian-American Fiction)的创作特点时，刻意强调连字符的作用，指明新时期犹太文学在叙事层面，存在对“‘上等’俄国文化”的观照(2011：19)。这种带连字符的移民叙事摒弃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典犹太小说的书写范式——重点着墨于移民者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而是将写作重心逆推向前，以求更加完整地重现移民者生活的全貌。玛丽·安亭(Mary Antin)的自传《应许之地》(ThePromisedLand,1912)与新世纪犹太新作在书写形式上存在某种契合，而在写作时间上先于其百年。许多评论家诟病安亭过于强调同化、一味迎合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文本长期未得到公允的评价。然而，从叙事的角度看，《应许之地》颇具策略性。文本在肯定美国社会包容性的同时，又巧妙地展现了主人公杂糅的俄国犹太身份，客观上实现了移民者言说祖籍国异质文化的愿望。本文通过分析《应许之地》的文本结构、互文性书写、话语语境制约、“属下”言说四个方面的叙事特征，揭示早期俄国犹太移民初到美国言说自我，追求话语空间的意愿与诉求。

2.0 剪不断的祖籍国情怀

一般来说，故事主题与文本内容直接相关，文本结构的意义往往被忽视。《应许之地》在内容上倡导俄国移民要积极融入美国社会，而结构上却对其祖籍国经历保持叙述的独立性。安亭的自传共计二十章，前七章讲述了她与家人在俄国小镇普洛茨克②栅栏区内的生活，第八章以“出埃及记”为题，记录了安亭一家的移民历程；故事的后半部分主要描写主人公作为美国公民的生活经历。《应许之地》对安亭移民前后生活分庭抗礼的章节安排极大地规避了“一边倒”的叙述方式，有关主人公的俄国经历在文本结构层面最大限度地平衡其移民后的“美国叙事”，否定了主人公彻底背叛俄国传统、一心融入美国社会的偏谬论断。

安亭的自传在行文布局上，体现出主人公剪不断的祖籍国情怀，为书写犹太人与俄国的有限互动提供有效的叙事空间。《应许之地》源于安亭写给舅舅的一封长信，而后以札记的形式出版，名为《从普洛茨克到波士顿》(FromPlotzktoBoston)。在札记的序篇，安亭写道：“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席卷俄国各地，把大批的犹太人带到了彼岸遥远的新世界——从暴政到民主，从黑暗到光明，从奴役、迫害到自由、正义、平等”(Antin，1899：11)。序篇所奠定的叙事基调，将接下来的移民历程变成犹太人逃离罪恶与残暴的有力证据，而这本札记的内容在《应许之地》中，则被置于第八章。安亭不但剔除了她对犹太移民史的主观评价，还用前面七章描述了俄国犹太人相对安稳的生活状态。安亭的外祖父是“开明的”犹太人，他从不阻拦家人接触俄文、了解世俗文化。因此，安亭一家似乎并没有深陷囹圄，反而被人们津津乐道地称为“俄国人拉斐尔的后代”(Antin，1912：75，117，197)③。新作的叙事安排，更加客观地反映了部分犹太人当时在俄国的生存状况，肯定了移民美国前，俄国曾是数百万犹太人百余年的栖居之所。

作为纪实性的传记文学，《应许之地》并没有隐匿俄国排犹的历史。文本采用割裂叙事内容的方式，将历史与人物情感分开叙述，使主人公免于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有关犹太人的苦难经历，文本多采用零聚焦的叙述方式置于故事开篇，最大限度地保持与历史的吻合，但尽量不参与其它故事情节的建构。犹太人被迫生活在隔离区，时有被侮辱或残杀的遭遇：“那些农民用镰刀、棍棒、斧头杀害他们、拷打他们，烧毁他们的房子……他们当着犹太人母亲的面，把婴儿肢解……”(8)。安亭无意抹煞犹太人受苦受难的经历，但她也不愿捕风捉影，把民族创伤强加给自己。所以，在第五章，她以“我的记忆”为题，单独记录了她亲身经历的快乐童年。“现在我知道了，普罗茨克的奶酪蛋糕有雏菊和苜蓿的味道；德维纳的河水多么甜美；我赤手光脚模铸过的新翻土是何等的肥沃；市场上买回来的那舀红樱桃早已成熟；还有那些我童年夏日里所感受到的芬芳”(92)。安亭还回忆了冬日里滑雪橇、闲暇时打牌、女人们围坐缝补、讲故事等惬意的生活往事。她把那些超出自己认知的历史事件，留与他人评说，给美国读者讲述了一个懵懂女孩真实的童年经历。

安亭极力区分个人经历与历史事件，以此展示犹太人移民美国前在对俄国态度上的分化。像安亭一样，许多开明的犹太人在俄国开始学习俄文，了解世俗知识，成为杂糅俄国文化的俄裔犹太人。安亭明确告知读者：“我父母可以讲述我忘却的记忆，或者我从未注意过的事情，但是我想仅从那些多年后重现的碎片中重建我的童年，它们在我的记忆里充满苦楚，但也有惊奇”(79)。这种叙述方式符合作者的心理真实。犹太人对俄国的记忆并非满是悲怆，这也是安亭不惜用近半篇幅回顾俄国生活的原因之一。《应许之地》有关俄国的记述确保了移民叙事的结构完整，这种对犹太典籍④书写形式的重现，在结构和主题上都放弃了创新性，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功能性上。Kramer认为：“作品前一半主要是用来凸显并强调人物在后一半中深刻转变的”(1998：122)。所以，文本中的俄国反犹政策，并不是否定主人公的乡愁，而是建构新移民叙事在书写体例上的起点与动因。

3.0 互文性书写与犹太性宣言

文本与文本或者文本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增强了叙事作品的张力和文学性。Kristeva认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对其他文本进行吸收和转化” (1980：66)。她称这种文本间特殊的相互作用为“互文”。《应许之地》在书写体例上极力重现“出埃及记”的叙述模式，故事本身又与犹太移民历史相互映衬。互文使安亭的移民叙事突破了自传的可释边界，实现了其特殊的指涉性。透过个人移民经历，安亭重现了希伯来人逃离苦难之城、奔向希望之乡的英雄壮举，起到宣誓自己犹太身份的作用。

纵观美国犹太文学，有关民族身份问题的记载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保持犹太人特有的民族性；二是去犹太性，做世俗化的犹太人。《应许之地》作为最早的犹太文学，并未高举犹太教义大旗，而是字里行间散发着民族性。首先，《应许之地》具备同类移民文学所有的叙事要素：犹太人在原居住地或祖籍国遭致迫害，而移居地或移民国存在某种先在的优势，犹太人历尽千辛来到应许之地，而后重获新生。这种叙事形式始于希伯来人逃离埃及的移民经历，在《圣经》中固定成为一种书写范式。安亭把俄国比喻成“另一个埃及”(7)。犹太人在俄国常受到非犹太人无端侮辱与嘲弄。他们远渡重洋，踏上应许之地——美国，在这里实现自我、获得重生。“应许之地”原指希伯来人按照上帝的旨意，所拥有的“流淌奶与蜜的地方”(HolyBible,1970:Exod.3.8)。安亭执意将美国定义为应许之地，不仅仅是对其“后俄国生活”的肯定，更多地是对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的再次宣誓。

为了增强文本与《圣经》之间的互文，故事的部分章节题目直接采用“智慧之树”、“出埃及记”、“应许之地”、“吗哪”、“燃烧的荆棘”等经典典故命名⑤。安亭通过重现古老的移民叙事，将自己置身于民族共同的记忆之中，凸显民族性。此外，安亭所表达的犹太性还体现在她对“受难”与“救赎”关系的理解上。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受欺负时，她第一次告诉妈妈，第二次仅偷偷抹眼泪，第三次便什么都不想了(5)。犹太人是历史的替罪羊，他们通过受苦拯救自我。安亭对苦难身体力行，既是对自身犹太性的隐喻与诠释，也是对其民族特殊性的真实再现。

《应许之地》所记录的移民叙事与俄国犹太移民潮也产生了历史的互文。19世纪80年代，有200万俄国犹太人涌入美国，其后十年还有300万之多(Sowell，1981：80)。文本书写的是一个时代犹太人共同的经历，作者对此是清楚的：“如果我不知道我在为成千上万的人而言说，那么我怎能坐在这儿谈我童年的经历？如果你不晓得我也曾为你呐喊，你又怎会坐在那里体悟我的喋喋不休？”(87)由于安亭的经历与万千犹太人的经历具有历史相似性，因此，文本表现出记录“普遍性”的文献价值。新历史主义认为文本具有历史性、历史同样具有文本性(Montrose，1989：20)。《应许之地》作为单一文本与历史宏大叙事之间的互文模糊了文本与非文本之间的界限，将文本之外的历史文献纳入故事隐喻，把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与作者的写作目的联系在一起。这种书写打破了自传的局限，使其更具文学的解读性，从而赢得更多美国读者的关注。

4.0 强势语境下的书写策略

文本内容的书写常受到社会语境的制约，语境压力影响文本叙述的可靠性。“在某些情况下，(真实)信息可能被推延或者隐匿，一个原本不受限的叙述者或叙事人物会选择隐藏某些信息……”(Kafalenos，1999：35)。《应许之地》在文类上，属于自传体非虚构叙事，读者必须接受人物在讲真话的事实。但是，即使是自传，要获得出版发行，也得考虑读者群的期待。比较安亭的《从普洛茨克到波士顿》和《应许之地》，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先在的受述者发生深刻变化这一事实是有明显感知的，其文本叙事基调受到很大影响。一定程度上，后者的书写必须采用更恰当的叙事方法，间接地表达人物真实的心理感受。

《应许之地》从第九章起，讲述主人公来到美国，感受到美国社会的优越性，内心上获得满足。安亭的“美国叙事”多是对美国的赞许，然而，这并没有淹没新移民在美国处境尴尬的社会现实。“阿灵顿大街栖居着许多穷苦的犹太人、黑人，还有稀稀落落的爱尔兰穷人。由此延伸开的巷道里，挤满了更多的犹太人和黑人”(195)。犹太人在俄国生活在栅栏区，移民美国后居住贫民窟，“隔都”的生活仍在继续，这与美国民主、平等的价值观是相悖的。而在叙事上，故事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手法——夸张(hyperbole)与含蓄(understatement)，放大俄国栅栏区内生活的艰辛，弱化生活在美国贫民窟中的负面效应，难免有屈从主流话语压力之嫌疑。因为文本内容的讲述，“可以是针对我的记忆……也可以是针对别人的期待”(Maftei，2013：2)。

面对强势的话语体系，作家有时不得不选择有目的地遗忘。她在开篇便提醒读者，故事中的安亭与自己有别。“我生过，活过，也被改造过。是该写我的故事的时候了。我只当自己已经死去，因为故事里的人不是我自己……她才是真正的主人公，而不是我。我还有我要继续下去的生活；而她的生活已在我的生活开始时结束了”(xi)。《应许之地》情节始于作者20多年前的经历，童年在俄国所受的委屈早已远去，初到美国的欣喜也已然平静。曾经的过往对于安亭并非全然苦难深重，期许的未来也并不注定一帆风顺⑥，文本后半部分的“美国叙事”记录的仅仅是自己早期在美国生活的成就，而非当下对美国的总体价值判断。情节中俄美经历的强烈反差“强调的不是身份的生成，而是身份的死亡”(Sheffer，2010：141)。“死去”的不仅是在俄国受到欺凌的“我”，也是初到美国为之倍感雀跃的自己。

语境压力一方面对《应许之地》的写作范畴起到规约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其传播扫清障碍。作品的出版很快在社会上获得不俗反响。文本中描写的移民历程，重现了清教徒背井离乡、奔向应许之地的场面，在美国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今天每一个俄国犹太移民，都像1620年来自英国的移民一样，是受到宗教迫害的难民”(Antin，1912：38)。《应许之地》在结尾营造了积极上进的氛围，故事定格于主人公成功步入美国社会，并收获了不凡的学术成就。这证明了在这个包容、平等、民主的国度，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发展、实现自我。安亭并不甘愿仅做一个落魄的移出者(emigrant)，她还要做一个体面的移入者(immigrant)，她“用英文征服了波士顿”(Kellman，1998：149)。文本中对美国社会“片面的”介绍，客观上建构了与主流话语体系相一致的表达机制。因此，《应许之地》从言说个人身份走向对民族神话的书写，这一转向符合作者心理的真实期待。

5.0 “属下”阶级的自我言说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大量犹太人涌入美国，给美国社会制造了天然的“属下”阶层。这些人不是美国社会原有阶级划分的产物，而是来自异域的“外国人”。Spivak(1988：308)认为，“属下是不能说话的”，他们在美国社会言说自我，需要策略。《应许之地》在很长一段时间未受到犹太评论家的足够重视，原因之一便是其含蓄的叙事方式掩盖了她为同族发声所作的努力。其实，安亭对于自己阶级属性的认知是清晰的。

俄国移民想成为美国人，涉及到一个身份跨越的问题。文本第十一章主要探讨该问题。题目“我的祖国”(“My Country”)是唯一一个加引号的小标题，安亭知道这是她“人生种族的转折点”(Sollors，1988：576)。美国并非乌托邦，移民者不是一到美国，便可以获得与本国民众同等的权利。“现在哪里是我的祖国？我该热爱哪面旗帜？我该去崇拜什么样的英雄？”(226)美国能否成为安亭的祖国，在她初到美国时仍显得十分不确定。对于移民者来说，要实现自我，必须付出超越原住居民更多的努力。文本用大量篇幅记录安亭一步步掌握英文的学习经历，具有特殊意义。要完成从俄国犹太人到美国公民的转变，语言的掌握是必经的第一环节。也恰是安亭在语言驾驭力上获得成功，她“才能代表她寻求代表的那些广大的移民者来进行创作”(Dayton-Wood，2009：86)。

安亭努力掌握英文，是移民者不得不接受的“自我殖民”的体现。对新移民而言，克服语言文化的障碍是必经阶段。“公立学校为我们这些外国人准备好了一切，当它把我们塑造成美国人时，也算是为了这个国家好吧”(222)。安亭所取得的成绩很快得到认可，并开始用英文发表习作，最终获得言说自己的语言能力。她实现了“外国人”讲述美国故事的意愿，也让美国人知晓了自己的存在。当她的自传成为一种话语，“文本便不再是一个客体，而成为一种(言说的)手段或行为方法”(Fowler，1981：80)。作品的出版，客观上实现了为俄国犹太移民发声的诉求，同时也为族人书写自我提供范例。

安亭移民美国的经历是成功的，主人公最终搬离贫民窟，这符合移民者对改变“属下”身份的期待，也让美国读者看到了社会进步。在开篇中，安亭写道：“我从老水手⑦那里得到些启示，他讲述自己的故事，目的是摆脱这段记忆。我也讲述我的故事，而后再不触碰。我会在结尾写一个大大的‘完’字，然后砰的一声把书合上”(xv)。安亭在书写自己经历之前，便想尘封这段记忆，可见其内心五味杂陈。表面上看，这本自传是安亭倡导同化的宣言书，实则隐含移民者的诸多无奈。自传是一种“参照艺术”(Eakin，1992：3)。故事中的“我”与作者本人彼此映衬、互为参照。安亭通过有意识地筛选某些事件，为人物建构一个恰到好处的文本身份，为移民者与美国读者开展对话创造积极条件。

纵观上世纪的美国犹太文学，移民后代作家的创作往往受到同时期美国读者更多的青睐。相比较而言，第一代移民叙事与当时的美国文化是相悖的。安亭所处的时代，美国主流价值观仍然十分强势，而她执意书写异质的“俄国犹太”身份，是有些“危险”的。美国本土评论家经常使用“他们”一词，将自己与第一代移民区别开来，由此可见新移民在美国社会处境的尴尬。《应许之地》最终被认可，是因为它塑造了一个柔弱而“无害”的新美国女性的形象，她“既融入又区别”、“与之区分又保持同质”(Burke，1950：21)。这样，《应许之地》建立在一个十几岁女孩表达同化的决心、一个底层移民诉说美国梦的基础上，艰难地实现了俄国犹太人言说自我的意愿。

6.0 结语

现阶段，《应许之地》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这与新世纪俄裔犹太作家的异军突起有密切关系。新人新作不惜加大笔墨，将俄国的历史、文化、文学、社会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犹太文学叙事，打破了20世纪犹太作品中对俄国的彻底否定和对祖籍国讳莫如深的书写惯例。回溯百年，犹太移民文学在人物塑造与故事主题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人公不再限于逃亡的难民与小商贩，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各个行业的从业者以及身价不菲的大富豪。犹太作家的叙事重点也从批判沙皇的排犹政策，转向对俄国文化和当代俄罗斯的描写。这种叙事反差坚定了我们把俄国性纳入犹太文学研究，重新审视上世纪留下的犹太文学遗产。当下，美国依旧是数百万犹太人的希望之乡，新时代的俄罗斯犹太人也在不断走进美国。一批批新移民从“外国人”转变为美国社会的一份子，并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新移民叙事也为美国犹太文学提供了更多、更广泛的新课题，这也是美国犹太文学强大的生命力所在。

注释：

① 这一现象发轫于加里·施泰恩加特(Gary Shteyngart)的小说创作。他在《俄罗斯名媛初社手册》(TheRussianDebutante’sHandbook,2002)、《荒谬斯坦》(Absurdistan,2006)以及自传《一无所事》(LittleFailure,2014)中都以大量篇幅记录了犹太人在俄国及东欧的生活经历。同时期的其他作家，拉拉·瓦彭娅(Lara Vapnyar)、安妮亚·尤里尼奇(Anya Ulinich)、伊丽娜·蕾恩(Irina Reyn)等，也创作了许多书写俄国性的犹太新作。这一集体性的叙事行为，形成了新世纪美国犹太文学创作的一种新风尚。

② Polotzk原为波兰小镇，19世纪隶属俄罗斯帝国，现归属于白俄罗斯。下文提到的安亭的札记《从普罗茨克到波士顿》，其英文题目中的Plotzk，是作者从意第绪语翻译时的误写，但后来一直沿用下来。现阶段，普罗茨克(Plotzk，Pock，Polotzk)的多种拼法均很常见，并行使用。

③ 为方便起见，文中引自ThePromisedLand(1912)的内容，仅标注页码。

④ 这里指《圣经》中有关希伯来人逃离埃及、来到应许之地迦南的相关叙述。

⑤ “吗哪”指古代以色列人在经过荒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粮；“燃烧的荆棘”是指神在燃烧着的荆棘上出现，指引摩西回到埃及，与法老进行较量。

⑥ 一战期间，安亭与丈夫观点相悖、水火不容。二人分居后，丈夫到中国任教，此后再无相见。安亭精神受到较大打击，从此再无任何文学作品问世。

⑦ 这里指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佳作《古舟子咏》中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