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杰

犯罪论的依据基础是法律，它提出的概念必须是与法律的语言相匹配，与立法者的价值决定相吻合。

——韦塞尔斯①

前言

刑法作为国家干预个人权利的最强硬手段，需要特殊的合法性基础。②为此，刑事规范确立了一系列基础原则以奠定之，譬如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过原则等。其中，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法理层面，聚焦罪过原则，考察犯罪故意。

罪过原则，或称之为责任主义，在刑法正当性体系中，是一块坚韧的基石。③作为罪过基本形式之一的犯罪故意，我国刑法第14条之规定，文字应该较为明确，但是其内涵、功能与价值似乎都还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在进一步明确为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的表达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注意我国刑法与域外刑法的重大差异，因为不论何种意义上的犯罪成立理论④，都必须以刑法规范为基础。尽管在 “在总则中仅仅对许多材料做了含混或粗略的规定，或者根本没有规定”的情况，刑法学必须担当 “引导性刑法原则转换为可以适用的法律的工作”⑤；但在刑法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 “犯罪论之体系构造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刑法典的体系”⑥，“刑法教义学需要以规范为依据”⑦，似乎应该是全世界刑法学界的共识。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故意，与域外尤其是德日刑法，语境不同、内涵有别、差异极大，但是，不少刑法学者对此未加深思、混为一谈。

职是之故，本文旨在立足规范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