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实践转向”及真理标准问题

2018-03-31

社会科学动态 2018年8期
关键词:哲学科学理论

蒋 谦

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实践领域,科学研究活动及实验本身历来成为人们加以反思的对象。科学到底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具有本质属性的或 “普遍的”科学知识体系,还是在其建构的过程中始终都贯穿着非理论化的或实践性的活动,因而具有生成性、异质性和情境性?历来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都争论得非常激烈。伴随着这种争论,关于有没有科学“真理”、如何检验科学真理、科学实验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应当如何看待科学合理性等问题,也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而且这种讨论又与科学实在论本身发生关联,因而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中出现了所谓 “科学实践学派”,这种 “实践转向”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其相关的真理标准问题的研究 (如科学仪器在科学实践活动及建构科学概念、提供检验数据等方面的作用),也给人诸多启示。当然对科学哲学实践转向中的某些观点,我们需要进行批判性的借鉴。必须看到,科学哲学中关于实践转向 (集中表现在科学实践学派方面)的一些观点虽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思考,但由于其方法的形而上学偏向以及科学研究领域的狭隘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解依然存在诸多片面性。这是我们在将科学领域的实践活动方式以及科学实践学派的研究成果推广于社会历史领域中时,应当加以注意的。

一、当代科学哲学的 “实践转向”

早在20世纪初,由于现象学、实用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以及以卢卡奇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西方哲学把实践理解为人类的“生活世界”、 “生活形式”和 “日常生活”,几乎成为一个主流①。例如,在现象学家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就是实践的世界。生活世界是通过人的活动而形成的,是人的实践的领域。他说: “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些清醒地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总是已经在那里了,对于我们来说是预先存在的,是一切实践 (不论是理论的实践还是理论之外的实践)的 ‘基础’。世界对于我们这些清醒的,总是不知怎么实践上有兴趣的主体来说,并不是偶然的一次性的,而是经常地必然地作为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实践之普遍领域,作为地平线而预先给定的。”②他认为就科学而言,不仅像物理学这样的经验科学源于生活世界,而且像数学这样的形式科学也可以在生活世界中找到根源。因为数学的先验性根源于生活世界的先验性。 “客观的逻辑的层次上的普遍的先验性——数学的以及所有其它通常意义上的先验的科学的普遍的先验性——奠基于一种本身是更早的普遍的先验性之中,即正是纯粹生活世界的先验性之中。”③有学者认为,这一思想与列宁关于逻辑规则源于实践的思想是一致的④。同样,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的在世方式涉身地包含着对于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某种解释,它本身就可以被我们日常实践的解释所阐明;事物为何和如何,都以我们和周围事物打交道的方式呈现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林奇 (Michael Lynch)指出,伴随着战后哲学的 “语言学转向”以及对叙事和实际活动的兴趣的复兴,哲学家和其他学者开始关注传统的关于合理性、实践理性、意义、真理等认识论主题,认为知识不能从广泛而多变的语言和实践的环境中孤立出来,理性由于行动被赋予,规则由于行动被唤起,意识由于行动被明晰,真理由于行动被需要。超越早期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日常语言哲学家的理想化、典型化的研究,当代研究者更关注各种 “实际的”运用⑤。

在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在经历了从心理主义和逻辑主义的发展之后,哲学家们渐渐意识到科学哲学不仅不能远离一般的生活世界,而且尤其不能远离科学研究本身的实际的历史过程。对于科学哲学家来说,科学家的日常研究活动是最直接的反思对象,因而是最重要的实践方式的开展。当然,对于不同的科学哲学家来说, “科学的实践”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仅仅包括科学实验 (以及观察)这样的主体对于客体的操作活动,而且也应当包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同科学家之间即不同主体之间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互动,如合作、争辩、理论评价和理论选择,以及科学问题的解答等。就前一种意义而言,在操作主义者、物理学家布里奇曼那里,牛顿力学中的时间、同时性等概念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概念被看作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概念——前者是根据其性质来定义的,而后者则是通过一套相应的操作来定义的。就后一种意义而言,在科学进步主义者拉瑞·劳丹那里,科学问题的解决被当作科学的根本目的: “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解题活动。”⑥“只要一个理论对一个问题做出了近似的陈述,就可以说这个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理论是否解决了一个问题,与理论的真假或是否得到好的确证或坏的确证无关。”⑦

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超越导致后SSK学派对科学活动的文化研究和实践研究,形成了比较集中的 “实践转向”。不仅有常人方法论 (ethnomethodology)的研究,还有自然主义的、阐释学的研究,并与 “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例如,对科学的场地性、情境性、空间性的研究,使得科学的实践性体现在不同的“场域”之中。如实验室、博物馆、田野、医院以及人的身体等,都被看作各种形式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场所。 “实践性和功能想象力在这里很受重视。当地的条件暴露了当地的问题,需要符合当地情况的解决办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不可避免是一种具有当地性的实践。”⑧不仅如此,科学与权力、利益的关系使得科学本身在许多时候总是被各种权力架构所控制,也被各种利益集团所驱使。科学的思想和实践始终被部署进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巩固过程之中,它既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成为一种实现利益的工具。不仅科学知识的生成是如此,科学知识的传播也是如此。它受到不同地方性实践的制约。例如,由于达尔文生物学对于人种起源所持的一元发生 (monogenetic)观点与认为人种源于不同的属类且各有其起源的理念不同,因而在美国南部种族主义盛行的地方,它遭到了强烈的反进化的 “待遇”。相比之下,在新西兰,达尔文进化论受到支持。因为它使得生存竞争具有了正当性,使得对土著毛利人的驱使变得合法化。而对于俄罗斯的进化论者来说,达尔文主义的竞争理念与西伯利亚的土地与气候不尽相符——它似乎是一个来自热带并服务于热带的理论。因此在俄罗斯,达尔文主义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没有马尔萨斯主义的色彩⑨。

总之,进入21世纪,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已经呈现为三条进路:科学实践解释学进路、新实验主义进路和认知科学涉身性进路。通常,狭义的科学实践哲学特指以约瑟夫·劳斯为代表的科学实践解释学⑩。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给予的实质性影响

有学者认为,当代科学哲学 (包括后SSK学派)的实践转向只是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不谋而合”⑪。但实际上就思想来源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实践哲学给予当代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以实质性的影响。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以实践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⑫第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致力于社会变革。马克思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⑬以上只是举其要点,实际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且具有总体性的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当代科学哲学实践转向的影响,也是多个方面的。包括科学社会学、后实证主义、新实验哲学、科学实践阐释学、后SSK学派、科学技术现象学以及科学女性主义等。

在科学社会学方面,由于马克思本人十分关注科学实践及其后果,强调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并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因而它对科学社会学的影响是直接的。如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 (J.D.Bernal)曾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贡献概括为: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方法和行动的指南,而不在于它是一个信条和一种宇宙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它这样做,也就可以剔除在整个科学历史进程中渗入科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成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⑭另一位著名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奠基人R·默顿在 《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引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的基本观点,认为知识社会学必须考虑知识的社会存在问题。他说: “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风暴的中心。”⑮他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卡尔·曼海姆主要是通过扩充马克思的存在基础的概念而推导出自己的理论的。因为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发展路线(从早期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就在于渐进地确定 (并限定)生产关系事实上决定知识和思想方式的程度”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待科学思想的类型。他说:“马克思主义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他不把功能归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是归之于社会中独特的阶层。这一点不仅对意识形态思维是如此,对自然科学也是如此。”⑰

作为 “后分析哲学”或 “后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在分析西方科学实在论并论证实在命题的时候,直接诉诸于马克思的实践观。他在1973年写的 《说明与指称》的文章中,用他和哲学家S·克里普克关于因果意义理论来解释恩格斯晚年关于自然界中的物种是不断变化的因而人们的指称甚至创造的模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这种物种的不断变化与概念的相对稳定性导致的自然科学中通用的概念并不总是和现实相符合的情形,并不表明这些概念都是 “虚构的”。它们之间所构成的关系和意义受到 “实践”的检验。普特南甚至认为,两种意义理论的区别的关键在于 “是承认社会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还是拒绝承认社会实践是真理标准”。在第二年的一篇文章中,普特南直接批评证伪主义者波普尔的反归纳主义,他说: “波普尔始终没有看到的是,实践第一:思想不仅仅是自在的目的 (虽然它们部分地是自在的目的),把思想选择出来进行批评也不是自在的目的。思想的第一位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指导实践,它们构建整个生活形式。”⑱可以说,普特南关于实在论的最根本的论据来自于实践的观点。后来,他的这一思想对新实验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加拿大著名哲学家伊恩·哈金的 “实验科学实在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于新实验学派来说,马克思的 “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的命题几成他们实际工作中的座右铭。哈金尖锐地指出: “理论优位的哲学使人对现实视而不见。”⑲“哲学的最终仲裁者不是我们如何思考,而是我们去做什么”⑳, “科学哲学家们总是讨论理论与实在的表象,但是避而不谈实验、技术或运用知识来改造世界”㉑。然而, “实验研究为科学实在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这不是因为我们检验关于实体的假说,而是因为原则上不能 ‘观察’的实体,可以常规性地加以操控 (manipulate),来产生新现象,并探索自然的其它方面。它们是工具和手段,但不是用来思维的,而是用来做事的”㉒。例如,人们很少检验电子的存在与否,更多的是与电子互动。虽然人们关于电子存在很多理论、模型、图像形式体系和方法等,但是完全没有理由认为它们的交汇点就只是一个理论。毕竟, “电子是虚构的,有关电子的理论只是思维的工具”㉓,因此,“实体实在论的最佳证明是工程,而非理论”㉔,“历史不是关于我们所想的,而是关于我们所做的。这不是观念史,而是历史 (没有限制词的)。我比劳丹和普特南更彻底地把理论和实在区分开来,因为我认为,与实在关系更密切的是我们在世界中做什么,而不是思考什么”㉕。

撇开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影响,美国科学实践阐释学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劳斯的思想的形成也受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影响。在其代表作 《涉入科学》(engaging science)一书中,劳斯指出,在许多相互竞争的关于科学知识的哲学解释之间,到底什么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如果我们发现科学真的通过工具主义、实在论或者根据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得到最好的解释,又会改变什么呢?也许文化的自我理解自身有一定的价值,也许是自然科学在文化上如此重要。但是珍视文化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对未来活动有指导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当代对科学的这么多的哲学解释是如此有限。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经常倒转到了马克思 《费尔巴哈提纲》中的第11条:到目前为止,哲学家们一直试图改变科学,但最近几十年来,问题仅仅是如何解释它。”㉖遵循这样一种思路,劳斯反对海德格尔对 “上手状态” (readiness-to-hand)与现成 “在手状态” (present-athand)的区分,认为这是人为造成实践与理论的断裂关系的做法,其实践与理论的区分没有穷尽事物的可能存在方式,是一种去情景化的做法,仍然留有 “理论优位”的痕迹。由此劳斯提出 “实践优位”的思想。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实践哲学首次提出了“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观点,这为后SSK的实践科学提供了一个更加合理、真实的分析框架,而后SSK的成果不仅丰富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也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道路。关于这一点,后SSK关于“作为实践的科学”和作为 “建构的科学”都提供了明证。例如,科学建构论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能动性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其所谓 “建构”即通过行动者的活动改变对象的过程。这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正如科学建构主义者卡琳·诺尔-塞蒂娜所指出的,自然对象是 “可塑的”,科学知识是可以 “制造的”;科学建构论研究揭示那种被 “黑箱”化的 “客观的”事实和 “被给予的”事物的活动过程。特别是实验室,在那里,自然的新秩序与社会的新形式是交织在一起变化的,它成为一种 “力量者”㉗。对此,我们不妨对照一下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有自然科学?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㉘很清楚,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工业和商业看作“力量者”,是它们对自然科学进行了 “建构”。

现象学的 “实践”特征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家那里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但对于技术哲学或技术现象学来说,有一种影响是存在的。那就是通过马克思的技术哲学而来的实践观的影响。在马克思那里,技术是从 “实践”的范畴上来理解的。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以人为视角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各种方式对技术进行了有益的阐释。正如法国技术哲学家R·舍普在 《技术帝国》一书中所指出的: “在以不同方式思考技术和人类的人中,马克思是其中一个……。”㉙除此之外,技术现象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技术哲学的影响。美国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和现象学家唐·伊德 (Don I-hde)在其 《让事物 “说话”》中明确指出,技术哲学的主要流派来自于哲学的实践传统,例如实用主义、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随着技术哲学的到来,在与技术的关系中将人类经验作为研究的主题改变了哲学的前景㉚。此外,与德国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同时代的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的生产理论也与特定的技术手段相联系,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将这种分析称作 “技术哲学”,但实际上他也是在研究技术哲学。总之,实践可以先于对它的命名。“从实践中获得的这种知识不是认知的笛卡尔式的知识;相反,这是一种使用的知识,工具或设备在这种知识中成为完成任务的手段。从现象学上来说,物质化的工具 ‘抽身而去’,或者成为 ‘准透明的’ (quasi-transparent)”㉛。

再看看科学女性主义。研究者们指出,科学女性主义 (包括科学哲学和科学编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科学社会学史的方法有许多共同之处。比较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者、科学文化研究者是桑德拉·哈丁。在其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一书中,作者倡导一种基于阶级、性别分析的 “立场认识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卢卡奇等从阶级社会如何运行的理论出发,提出了 “无产阶级的立场”。这种 “立场”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观点或看法,它涉及种族、派别、阶级、社会性别、自然性别等社会因素和社会结构。㉜从这个 “立场”出发,作者进一步认为,不仅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无产阶级代表着多才多艺的阶级;而且现代科学知识本身也是通过地方性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这种地方性包括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域的空间性。所谓的 “欧洲科学”也只是一种地方性的科学实践活动。

三、实践转向中的科学真理标准问题研究

与实践观或实践哲学相关联的是真理标准问题。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使人们对科学的真理标准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在科学哲学领域特别是西方科学哲学领域,似乎有一种拒斥 “真理”的倾向。如哈金认为,我们一点也不需要一个关于真理的理论。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设想,理论是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而得到检验的。事实上只有当数据能够被理论解释的时候,它们才能被视为现象。但他同时又指出,这并不表明他是在反对 “真理”,或者是在反对 “真的”这个词的本义。因为任何一种理论,无论是概念的还是事实性的,都具有全部的复杂性。事实上, “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仪器和我们的观察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奇特的契合”㉝。另外,哈金在 《表征与干预》 (1993)一书中强调理论概念通过实验手段对世界的干预作用。他说: “我抨击科学反实在论,就像马克思当年批判唯心论。我们都认为,重要的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改造世界。”㉞因此无论如何,谈到科学实践观,都不可能回避科学真理标准问题。还要看到,我们所讲的关于科学真理标准的问题,在西方科学哲学中较多地表现为科学的实在性分析、科学中的 “证据与确证”㉟、科学理论 (模型)与科学实验的关系或科学的合理性等方面。这当中,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许多方面是非常相近的。同时,在不同的学派,又都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研究。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理性批判主义、无政府主义 (以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科学知识社会学派等,都有许多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但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此外,真理标准问题还与科学理论的 “可接受性”有关。这既与社会心理和社会传播有关,也与社会利益和意识形态有关,使得真理的标准问题越来越复杂。下面我们仅对具有明显实践倾向的普特南和彼得·伽里森(Peter Galison)两个人物的思想作简要阐述。

对于普特南来说,他的 《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致力于打破一系列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真理和理性的主客观二分法模式,即关于真理的符合论和彻底相对主义之间的二分法。他认为,我们可以拒绝符合论而无须成为相对主义者;反过来,我们可以摒弃相对主义而无须接受真理的符合论。这涉及到科学实在论。在普特南看来,符合论真理观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实在论。因为它假定了一种存在于心灵之外的独立的世界的存在。或用一个形象的说法,这是从一种超然于人的 “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和实在的做法,因而这种理论也被称之为 “外在的”实在论。但是,这种实在是不存在的,我们实际上不可能离开人、离开主体来谈论实在。我们所谈论的实在并不外在于我们在其中谈论的理论框架。由于后一种实在是从主体、从理论框架角度来谈论的,因而是一种“内在的”实在论。从这种内在的实在论出发,普特南认为,我们之所以相信真理,是因为有真理的标准。这个真理标准就是所谓 “合理性”。那么,什么是 “合理性”呢?所谓合理性,它既涉及“善”和价值方面,也涉及到 “真”和事实的方面,是从理论而来的,并且随着理论的变化而变化的。如他所说: “决定一个信念是否合理,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文化的合理性规范,而是一个关于合理性的理想性理论,一个为某一信念在任何可能世界的相关场合成为合理信念提供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理论。”㊱也就是说这一理论必须说明范例。因而普特南强烈反对符合论的真理观。他认为,并不是先有一个独立的外在的对象,然后才有一个对之加以摹拟的理论即真理。要真正解决真理观问题,应当把真理问题与合理性问题结合起来。因为 “在真理概念和合理性概念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粗略说来,用以判断什么是事实的唯一标准就是什么能合理地加以接受”㊲, “‘真理’是某种 (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㊳。在这里,普特南一方面承认“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另一方面又不因此而否定真理的客观存在;既相信真理的标准,从而避免了相对主义,又通过坚持多重世界、多种理论而强调多种合理性和真理的存在。当然,理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唯一的真理。我们看到,普特南的所谓 “合理性”有 “理论优位”、 “理论判定理论”之嫌,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感性和物质性 (社会性),是有区别的。但是它又确实揭示出实践活动的 “合目的性”的一面。毕竟,人们的实践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再来看彼得·伽里森。该学者是美国当代科学史、科学哲学领域新生代的领军人物之一,其研究工作在国际科学史界、科学哲学界正在或已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他以 “实践”的视角对20世纪微观物理史进行研究,展现了 “仪器”作为一种物质文化载体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在实际的科学发展过程中,实验、理论和仪器三者之间的多维非线性相互作用。在伽里森看来,实践 (practice)是其科学史工作的出发点。他注意到,在科学史中,实验和理论两者往往被抽象化为简单的二元模式;而且在这种二元模式中,理论被看作是基本的。如在牛顿看来,理论才是自然哲学知识的基础,而实验只是被当作辅助性的东西。科学哲学家们仅仅从科学理论的角度出发来阐释实验,或者将实验简化为确证或否证理论的观察陈述的一种无形的、毫无疑问的来源。也就是说, “实验被遗忘了”。但是,他通过20世纪微观物理学的研究,得出了理论、实验和仪器三者的相互作用具有多层面和非线性的结论 (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 《实验如何结束》、 《形象与逻辑》等专著当中)。其中,他特别强调了仪器作为物质文化在三者关系中的突出作用。例如,通过粒子径迹图在实验论证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微观物理学理论与实验两大传统被更为有机地融合起来。随着仪器的探测领域从宏观走向微观,理论从宏观现象中推导出微观结论,得到更为直接的证明。在这个过程当中,仪器与理论、实验的关系是平等的;仪器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是一种外在于实践活动的器物,其本身就是科学实践的一部分。同时,由于仪器的设计、制造和使用本身附着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乃至政治的外部因素,当其与实验室内部的数据制造分析等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能够展现不同于以往只关注实验室内部的科学史或只关注外部社会史的物质文化史㊴。在对微观物理学发展史充分考察的基础上,伽里森进行了一般性的科学哲学反思。他认为,在创建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并非是爱因斯坦的理论和思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哲学、物理学和技术三者共同起作用, “器物”与 “思想”相容,三者不能分离。例如,爱因斯坦对于时间同时性的思考,是与当时的技术进步和社会需要密切相关的。正是当时火车的发明和使用所导致的对同时性的社会需求和技术诉求,以及爱因斯坦所在的专利局中大量关于时间同时性的技术发明,才使得爱因斯坦最终投身到同时性思考的洪流当中。

通过这些反思,伽里森进一步指出,科学中所谓 “客观性”的发展史,实际上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相互界定的历史, “客观性的每一个成分都与主观性中的某个独特形成相对立”㊵。换句话说,客观性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将何者定义为主观进而加以拒斥的历史,而被看作主观性的、需要加以避免的各种形式从反面规定了客观性的各种形式。 “让自然自身述说,成为新科学客观性的标语。”㊶在伽里森看来,无论是主张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实证主义,还是力主理论优位的历史主义,都假定存在实证的或历史的东西这样一条处于基础地位的贯穿于科学发展始终的主线的东西。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允许理论、仪器和实验三个 “亚文化”在发展线索上的断裂,也就是说,并没有哪个因素或某一种亚文化始终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如此,不同的亚文化之间就处于局部性的协调过程当中并决定着某一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关键性的作用。从实验的角度来看,实验者从于众多的实验数据中得到其认为正确的实验结果到这一结果得到同行和理论学的检验、认可的过程,是来自实验 (比如实验秩序的精细程度、不同的实验传统)、理论 (包括理论对实验结果的预期和检验、实验者自身的理论预设和理论背景)、仪器等几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以达到局部协调的结果。

我们看到,伽里森以 “仪器”为中心展开的科学实践研究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更加透彻地说明了科学的实践性本质,对科学真理的检验及其标准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它表明,科学真理的检验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理论与科学实验数据的符合与不符合的过程,也不是某一单因素的决定性的过程,而是理论、实验与仪器等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的过程。

四、科学实践观和真理标准研究对社会一般领域活动的启示

对于国内的学术领域来说,科学哲学 (主要是西方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与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相契合。这不仅对于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和科学哲学研究,具有非常现实的、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于进一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当然,从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由于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发轫于西方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界,国内相关的研究目前基本上还处于译介、跟踪和阐释阶段,鲜有独到的、系列的研究成果。多数研究仅从一般哲学原理的角度加以概括和阐述,很少结合具体的学科专业展开细致的考察与分析,或者说,关于科学的实践性特征以及实践对检验科学真理的唯一性,往往不是从专门的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活动中引申出来,而更多的只是事后的 “引证”或 “穿鞋戴帽”;有的研究仅满足于 “实践观”的总体性表达或者实践概念的表述,而忽视实践形式和途径的多样性和生成性的论证,缺乏研究的生动性和启迪性;还有的研究将不同领域的实践活动混为一谈,忽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差异。例如,没有区别政治实践领域与文化实践领域之间的差别性等。此外,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基本上还停留在多年以前的水准上,缺乏与当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迅猛发展的科技进步以及具有智慧灵现的哲学思考的内在关联性,而不由得使人发出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感叹。笔者认为,科学哲学中的实践转向和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对我们其他领域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实践的 “冲撞”本性不等于可以忽视人的价值观念系统或文化系统。科学文化与实践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安德鲁·皮克林将实践的本质特性形象地概括为 “冲撞”特性。他认为,在这种冲撞中,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劳斯明确将 “活动”置于中心的位置。在他看来, “实践不仅仅是行动者的活动,而且是世界的重组,其中这些活动有其意义”㊷。这当中,活动的 “主体”不再是基础性的了,而被代之以 “实践”本身,而实践与世界中的客体构成多重性的关系;离开了物质环境,我们无法对实践活动加以理解。这样,由于世界的变动性,实践本身也是时间性的、连续性的,并被情景化地加以处理。很明显,由于这些观点过度强调实践的 “物质性”、 “冲撞性” (“冲撞”本身蕴涵着盲目性)、“随机性”、 “自发性”等,表面上看似乎非常强调实践的作用,其实却丢掉了实践的多重本质属性,例如人的目的性、价值判断以及文化的范导性等,在实践上容易导向一种 “机械的”唯物主义或 “经济的”唯物主义。它的直接的破坏性功能就是把意义的生成看作是在情景化的物质环境中所发生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等同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历史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目的性。在历史领域,它把文化归结为基于工具的行为系统;在经济领域,它把所有关系简化为生产关系和功利关系;在科技领域,它将所有的科学研究活动降格为技术的发明和技术的介入过程;在政治领域,它将一切知识等同于权力关系。观念、价值、文化、传统、规范等等,似乎都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与作用。而实际上,人们的实践活动,从总体上来说,决不能被归结为单纯的感性活动或物质活动。在物质性的活动过程中,人与对象物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概念、意义和文化等。正如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 《文化与实践理性》一书中所指出的,文化形式不可能由 “物质力量得到解释”,文化不是实践逻辑的 “因变量”。 “实践的一般决定作用服从于文化的特定程式 (formulation)。”㊸例如,功利来自文化,而非文化来自功利。这当中,他注意到马克思的 “交换价值”与 “使用价值”的区别。认为后者也是受文化制约的。这里,通过 “实践理性”,文化对物质世界发生作用,文化构造了功利和意义世界。这些对我们认识社会领域的实践活动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第二,从实践的规范来看,人们的实践活动应当受到 “理智设计”的约束。海德格尔把实践所涉及的关系情境性放在了首位,认为是关系情境性决定了事物是什么,而关系情境并不是事物本身。推而论之,他认为,在人们置身于事物本身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为什么要实践、实践依据的准则是什么,即实践的规范来自于关系情景。劳斯则进一步加以发挥,认为实践的规范来自实践本身,把物质安排转换为明确的实践规范,或者是在所谓话语实践当中来因果性地理解实践规范,其结果就把人们的实践活动的规范看作是自然生成的。但这样一来,在理论上,如果实践的规范来自实践本身,是否会陷入一种 “自我循环”?从社会实践的层面上来看,上述观点是否可以为 “摸着石头过河” (形象的说法)提供一种理论依据?因为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就是按照这样一种哲学理论进行思考并制定政策的。但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理解上的偏差:要么单纯强调感性经验,导致“脚踩西瓜皮——滑到哪是哪儿”的现象频频发生;要么遇到矛盾和问题就 “绕道走”,缺乏政策和行动的连续性和目标指向性;还有就是忽视或 “视而不见”那些已有的理论性的成果和 “预先设计”,使得整个行动常常出现盲目性、摇摆性,因而在实践中常常 “走弯路”、 “交学费”。应当说,实践的规范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认知的规范,二是价值的规范。两者虽然有关系,但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更多地诉诸客体本身,后者更多地诉诸主体本身。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通常与将价值规范代替认知规范有关,即人们忽视了认知本身所应当具备的程序和标准,而这些程序与标准是经过人们的实际经验活动认定了的、有效的东西。如果忽视或否定这些规范性的东西,人们的认知就会出现偏差乃至错误。事实上,根据伽里森的科学哲学反思,人们的科学研究活动是理论、实验和技术三者共同起作用的,三者不能分离。在一定意义上,理论的先导性是融入于实验和仪器当中的;它既是 “先验的”,也是 “在场的”。可以说,实践的规范与实践活动本身既相互统一又有各自的区分。所以,从一个完整的实践的角度来看,人们不应当完全失去规范的 “先验性”而过分强调 “超越性”和 “活动性”。实际上这是一种 “客观主义的幻相”,它忽视了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建构能力。

第三,检验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主体与客体的互动过程。前述实践的内在结构与形式表明,真理的检验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与被认识的对象之间 “符合”与否的问题。如去世不久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 《大设计》一书中,就提出了一种 “依赖模型的实在论”,认为人们需要借助于模型作为媒介才能认识世界;由于这个模型永远无法摆脱,因而人们也无法真正抵达完全 “客观的”实在。同时,当科学真理与权力的关系连接起来时,它自身就变得更加复杂。不仅实践总是联系着权力,而且检验真理的标准也被权力所笼罩。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 “真理”是被操控的。所以, “真理”有时候被看作是一个被玷污了的 “名词” (西方学者不大使用 “真理”一词,似乎与此有关。例如哈丁说过: “真理假说是一条封杀民主讨论、结束思想交锋和乞灵于专制标准的道路。”㊹)应当看到,这些观点与传统的关于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但也有其合理的方面。我们看到,在社会和历史领域当中,寻找 “证据”并进而对某一假说进行 “确证”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些人之所以选取某些证据,是因为这些人已经按照一定的标准将某些 “证据”视为 “证据”。同样,一些人依据这些证据所做出的确证恰恰又是以某些行为和信念为基础的,而这些行为和信念的基础是超越于观察事实的,不是从当下的经验中直接得来的。这种情形非常类似于历史学家在编写历史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与做法。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W.H.沃尔什所说: “历史学并不是对 ‘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了现在。”㊺很明显,社会和历史领域里的复杂性要远远超过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人们受各种理论、学说、信念、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在信奉某种真理或检验某种真理的过程中,绝不可能单单是一个真理与事实的 “符合”那样一种过程,其中掺杂着各种主观的因素。不过,检验真理的复杂性并不表明我们不需要科学的真理观。正如哈丁所说: “我们可以自慰的是:放弃我们的知识假说是真理的要求,并没有把我们出卖给相对主义。毕竟,科学 (按其最好状态)的程序确实产生了这种假说:人们以一种有限 (非绝对)而有意义的方式将它们有益地视为 ‘较少错误’;经过经验和理论检验的假说比考虑到的其他替代假说的错误更少,尽管这种判断也只是暂时使用。”㊻

第四,充分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在人类实践活动和真理检验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实践学派强调物质性的仪器和设备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突出作用。一方面揭示了科学领域中实践活动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例如,现代意义上的客观性的形成与自然的可视化表征密不可分,而科学图集恰好处在视觉与事实之间的连接点上。不同的视觉仪器对应于不同的自然图像。如微观物理学研究实验中的云室,被卡文迪什实验室引进之后,其成为当时研究微观物理学和宇宙射线的最为重要的仪器。由此,云室的功能由最初的对自然界存在的真实现象的还原变为实验室中对自然的理想化,从而完成了传统物理学意义上自然图像的深刻转变。或者说,云室使亚原子世界成为可见的,这让物理学获得了从一连串的推论中永远无法获得的实在性。之前,微观世界一直都是以理论模型作为媒介的,而非直接的呈现。又如,随着大型粒子加速器和对撞机对研究的介入,实验过程以及实验数据和图像的分析过程已经完全交由计算机来控制和完成,物理学家作为实验主导者的地位进一步被限制,计算机成为实验的主要力量:无论是图像的生成、筛选、分析,还是完全由计算机程序来进行模拟实验,以及实验结果的确认,无一不渗透着计算机的参与。再结合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如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通讯、互联网 (虚拟技术)、大脑成像技术、宇宙学等,我们有理由基于这些新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拓展人们的实践领域 (包括实践活动本身以及对真理的检验等)和范围。

注释:

①⑱㊱㊲㊳ [美]希拉里·普特南: 《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 267、264—265、117、2、55页。

②③ [德]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2、170页。

④ 丁立群: 《实践哲学:传统与超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⑤ 迈克尔·林奇: 《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常人方法论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刑冬梅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⑥⑦ [美]拉瑞·劳丹: 《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5页。

⑧⑨ [英]大卫·利文斯通: 《科学知识的地理》,孟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8、131—133页。

⑩吴彤等:《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⑪ 陈群: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后SSK的实践科学观》, 《前沿》2009年第3期。

⑫⑬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9、49页。

⑭转引自吴彤等:《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⑮⑯⑰ [美]R·P·默顿: 《科学社会学》 (上册),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17、48页。

⑲⑳㉑㉒㉓㉔㉕㉞ [加]伊恩·哈金: 《表征与干预》,王巍、孟强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25、121、208、17、217、14、217 页。

㉖㊷ [美]约瑟夫·劳斯: 《涉入科学》,戴建平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2页。

㉗㉝ [美]安德鲁·皮克林: 《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59页。

㉙ 王英: 《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科学实践哲学的影响》, 《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3期。

㉚㉛ [美]唐·伊德, 《让事物 “说话”》,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3页。

㉜㊹㊻ [美]桑德拉·哈丁: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夏侯炳、谭兆民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203、196、195页。

㉟ [英]W·H·牛顿—史密斯: 《科学哲学指南》,成素梅、殷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㊴㊵㊶ 董丽丽: 《图像与交易区的双重变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31、34页。

㊸ [美]马歇尔·萨林斯: 《文化与实践理性》,赵炳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㊺ [英]W·H·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猜你喜欢

哲学科学理论
坚持理论创新
神秘的混沌理论
理论创新 引领百年
相关于挠理论的Baer模
菱的哲学
点击科学
科学大爆炸
大健康观的哲学思考
科学拔牙
晾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