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谦

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实践领域，科学研究活动及实验本身历来成为人们加以反思的对象。科学到底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具有本质属性的或 “普遍的”科学知识体系，还是在其建构的过程中始终都贯穿着非理论化的或实践性的活动，因而具有生成性、异质性和情境性？历来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都争论得非常激烈。伴随着这种争论，关于有没有科学“真理”、如何检验科学真理、科学实验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应当如何看待科学合理性等问题，也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而且这种讨论又与科学实在论本身发生关联，因而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中出现了所谓 “科学实践学派”，这种 “实践转向”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其相关的真理标准问题的研究 （如科学仪器在科学实践活动及建构科学概念、提供检验数据等方面的作用），也给人诸多启示。当然对科学哲学实践转向中的某些观点，我们需要进行批判性的借鉴。必须看到，科学哲学中关于实践转向 （集中表现在科学实践学派方面）的一些观点虽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思考，但由于其方法的形而上学偏向以及科学研究领域的狭隘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解依然存在诸多片面性。这是我们在将科学领域的实践活动方式以及科学实践学派的研究成果推广于社会历史领域中时，应当加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