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韵清短篇言情小说的现代性
2018-03-29许文伯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8年11期
许文伯,杨 萍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小说界革命”推动了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一些政治活动家、士大夫等视其为救国救民的工具,对小说推崇备至。客观来讲,小说本身并不具备变革社会的能力,相反,自民国成立后,百姓的生存环境仍然处于“歧路仓皇,血膏原野者,尤难仆数”[1]的惨淡局面。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民初小说家慨叹:“呜呼!向之期望过高者,以小说之力至伟,莫可伦比,乃其结果至于如此,宁不可悲也耶”[2]。现实境遇与心理期望之间的落差促使小说家的创作心态发生改变。
民初小说家的创作心理向游戏消遣的趣味回归,在创作理念上向通俗、媚俗靠拢,积极迎合市民阶层的阅读需求。《申报》“自由谈”栏目主笔王钝根称:“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3]。以市民阶层为中心的读者群更青睐描写男女爱情的故事,他们将小说视为消闲的佳品,小说家们便乐此不疲地创作言情小说。这种创作风气使得“民初言情小说形成中国小说史上继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之后的又一高潮”[4]421。受此影响,吕韵清开始创作言情小说,并在报刊上发表。
吕韵清,字逸初,笔名“韵清女史”“韵清女士”“韵清女史吕逸”等,清末同治年间生于浙江石门县城(今桐乡市崇福镇)。“她天资高厚,有才学,善诗词,喜丹青”[5]20,积极投身于女学教育和文学创作之中。1914—1916年,她相继发表了八部短篇言情小说,分别为《凌波阁》(1914年载于《七襄》第二期)、《白罗衫》(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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