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京彦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传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之，不过没有形成被后世沿袭的传注体例。其主要原因在于，先秦的传注多是自注，颇有自圆其说的意味。先秦时期长年战乱，家国林立，礼崩乐坏，许多典籍受到严重损坏，其中秦代的大规模焚书坑儒活动使得儒家典籍损坏殆尽。汉代建立以后，统治者为了巩固王权，必然要进行文化复兴。汉初的黄老之学重在调养生息，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百姓富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显然更加的符合统治者的需求和时代背景。儒学在朝堂上大行其道，以经学取仕和五经博士等相伴而生，对儒家典籍的整理以及研究成为热门。值得注意的是，典籍出处来源不同导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有力地推动了汉代传注走向成熟和繁荣。汉代传注活动吸引了当时的主要学术大家和文人精英，他们在继承先秦传注成果的同时也满足了汉代社会的新需求。传注发展初期经历了传注体式众多、不同传注方式并存的混乱局面，时至东汉，其体例初具雏形，传注成为研究和传承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基础。

一、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并加以改造，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就此宣告成立。改造之后的儒学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更适合封建皇权统治的思想。如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理念，加强了君权神化的程度。此时的儒学对维护国家一统、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神化皇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而持法家、道家等各家学说的读书人均受到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