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凡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91)

两种文化互相接触，其语言也会相互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概念连同新专有名词总体上会从科技、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相对发达的文明向相对不发达的文明流动。有学者指出，语言的跨文化传播主要取决于操持这种语言的国家(民族)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小，主要体现为经济联系力、科技带动力和文化渗透力。[1]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中华文明的文化渗透力便相对落后于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列强。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华民族虽在复兴之路上大步向前，但在文化传播方面，尤其是外语对汉语的词汇借用方面仍显乏力。研究表明，仅就词汇的借用而言，英语和汉语明显存在着借词数量和内容上的不对称性。[2]

过去的若干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西方文化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交流互动，汉语文化接触到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英语词汇。在这些新词汇当中，专有名词数量众多，存在着英译汉的客观需要。对于英语专有名词的汉语音译问题，以往的研究有从音位角度阐释音译方法的[3]，有梳理音译研究历史并探讨音译特殊转换功能的[4]，还有关注具体题材并指出存在问题和解决方法的[5]。有学者在总结学界对音译问题探究的历史和现状后指出，音译未能作为“主流”翻译方法得到足够重视，因而音译实践虽已有悠久历史，相关研究仍显不足[6]。目前研究当中，也有论及音译的操作原则者[7]，但从译入语(汉语)语素入手进行双语对比考察，或探究音译产生额外语义的原理并系统阐述其应对策略的成果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