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继春，孙铁石

（长春理工大学，吉林长春，130022）

一、对等模式

翻译的最大难点是在交流之后实现思想上的对等。最初的对等是以各国人民都属于同一生物种类为基础的，当英国人描述妈妈时，中国人会联想到慈爱、温柔的女性形象，所以妈妈可以被完美地翻译出来。翻译对等论由此诞生，实现对等一直是译者苦苦追求的目标。对等作为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早期概念已经存在150年了，其盛行于上世纪60-70年代并成为翻译早期的指导原则。对等是以所有语言都有相同的表现能力为前提，它是指翻译中原语成分和目的语成分具有相同的价值。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原作和译作有相同的信息、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意境和相同的语体风格。它认同两种语言的成分可以实现等值，即语言之间可以完全对等和互转换。对等本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本身含义它变得越来越复杂。实现双语间的等值可以分为形式对等、功能对等、意义对等。翻译可以大致分为“文学翻译”和“技术翻译”。“技术翻译”包括科学、法律、外交、商业等，它要求读者对原文和译文的理解要几乎一致，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数学概念之对等，属理性范畴。例如，π=3.1415926这一等式无论用何种语言表示都可以实现语言间对等，因为π在语言中既具有单义性，又不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科学技术翻译的特殊性在于：译者和读者都要有相关的科技知识，而这些知识几乎不与文化关联。同样在法律、外交、商业等翻译中，各个条款要求选择的精确性、用词的准确性、甚至词义的单一性。只有这样，双方读者才不会产生理解的误差。所以在一些情况下，完美翻译就有可能性。

然而用这一数学性的翻译模式来表达原语和目的语的关系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它认可一种语言当中的每个词汇都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等值词汇，而这种模式在“文学翻译”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学翻译”包括诗歌、小说、自传、历史、哲学及其他形式的文学体裁，这些都属于语言的文学范畴，在这个范畴内普遍存在不对等现象。

（一）多义性-不对等

德里达在其名著《走出巴别塔》作出了双语词汇间不可能对等的精彩描述：Shemites试图建立一个特殊的能指和所指相对应的建筑，在这个美丽的建筑中，能指和真实的存在形成了“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如果这个建筑成功地建立起来，语言体系将变成完全封闭的系统。但是由于上帝的干预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建筑，失败的原因在于一个能指如果不融入一个语言体系中，它就不能指向任何所指。而一个所指只有参照和其他所指的不同才能在语言体系中存在并起到其作用，因此词汇中的多义性不可避免。由于这种一一对应关系悬孤于语言体系之外，它必定倒塌。巴比塔虽然美丽，无奈它排斥他者，否认语言中的多义性。由此看来，语言中意义对等伴随着巴别塔的坍塌而永远不能成立。

（二）文化缺省现象-不对等

因为世界各国人民同住一个地球，任何两种语言大部分都有相对应的语言。例如雷电风雨、日月星辰等各种自然现象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人类活动。但是由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心理结构、文化价值观等不同，语言之间不对等或不对应现象凸显。现代阿拉伯语中把温度分为：baarid（cool or cold），haar（hot：of the weather），saakhin（hot：of the objects），and daafi（warm）。这里saakhin和haar的所指和英语（或汉语）hot的所指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这两个词汇因为受到文化的影响，而在英语（或汉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能指词汇。

二、约等模式

尽管对等论在60、70年代如日中天，然而80年代这种概念被认为是天真的，它的实现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实现，往往是一些大自然现象和数理等科学知识才能在两种语言之间形成对等。

正如Mary Snell-Hornby所说，超越语言间的类似而达到对称或对等只不过是虚幻，这种虚幻扭曲了翻译的本质，对等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翻译更难实现。在这方面对等须让位于约等和类似。由于人们逐渐意识到双语间认识事物的差异性，对等概念在80年代亦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翻译理论家奈达说：

There are no two stones alike，no flowers the same，and no two people who are identical.Although the structures of the DNA in the nucleus of their cells may be the same，such persons nevertheless differ as the result of certain developmental factors.No two sounds are ever exactly alike，and even the same person pronouncing the same words will never utter it in an absolutely identical manner.［1］

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是指原语语言成分和目的语语言成分表现出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功能。这种功能对等冲破了形式对等的束缚，激活了文化因素，同时拓展了对等的范畴。

中国翻译理念中的“形似”“神似”也是“对等”理念的修正，“神似”是指原作和译作之间韵味及精神方面的相似，“神似”是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而“形似”是手段和途径，译作在经过译者加工后产生的语言材料和原文在形式上（语法结构上、词汇使用上）必定产生不同。例如英语“spring up like the mushrooms”中“mushroom”的意思为蘑菇，但翻译为汉语时多为“雨后春笋”，因为汉语中很难找到与“mushroom”对等的词汇，汉语习惯和读者期待决定了最终翻译。为了达到意义方面的对等，形式方面作出了让步和牺牲。

译者不但要尽量达到语言表达形式的相似，而且译者需要通过神以形传，让读者了解作者的表达内容，从而再现原作的“神韵”，达到“神似”的佳境。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法词汇及文化方向上的差异，译文要亦步亦趋地再现原作的形式特点是不可能的。国内许渊冲、傅雷、茅盾等学者都是“神似”的支持者，他们都强调英语和汉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如果译者寓于原文的词汇、语法，就会使“对话生硬死板、文化淤塞不畅”，节奏和韵味也照顾不到［2］。因为文学的功用在于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3］。美国的奈达博士提出“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它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翻译界名人许渊冲先生在翻译柳宗元的《江雪》中对等的处理如下：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篇经典在于其意境深远，深沉含蓄。翻译中既要体现形式对等，又要使英美读者感受与作者相同的心境。许先生的译文是：“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s in flight，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A straw-cloak’d man in boat，lo!Fishing on boat clad in snow.”

译文中“flight”“sight”以及“lo””snow”很好地体现了诗文的押韵，很好地实现了形式的对等。而“in flight”“in sight”又使读者感受到“飞绝”和“人踪灭”的深刻意味。本文是作者在仕途遭贬后的心态描写，译者成功地阐述了令人生寒的漫天大雪、鸟飞绝、人踪灭等自然现象，但是并未很好地表现出作者不妥协和不退让，执着地守着孤舟，寒江垂钓的不屈傲气。正如Davis所表达的那样：象征意义不能直接单独地指向所指-独钓寒江雪所表达的意境，它必须依靠已经建立好的上下文关系来理会其内涵。因此，原语的意思和意境只是某种程度上在目的语找到大致的相等-约等。许先生的译文在原文形式上达到音美般的对应，但却在意境上难以对等。诗歌的表达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它缺乏真实性，而且由于诗歌翻译跨越了两种文化很难再现诗人的情感和意境。

三、他者现身

美国翻译家Holmes认为对等在翻译中是无效概念，它只有在纯计算的环境下才能实现，而语言之间、文化之间互为桥梁且相距甚远不可能达到对等，翻译在此种情况下是属于交流范畴的。德里达把对等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他以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的哲学理念为基础，提出的解构主义颠覆了传统的本原中心主义，认为原语或目的语的意义没有中心，没有始点和终点，且不断延异和撒播。文本的意义亦有开放性，读者对其译文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填充和创造。德里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意义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意义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和更新，而共时维度涉及了心理特点、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上下文语言环境等因素。最近几十年来，语言中语义的不稳定性伴随着文化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引起了翻译学者的高度重视。知名的翻译学者Rosemary Arrojo，Lawrence Venuti呼吁译者责任而非理想的翻译策略，每一个陈述或概念都含有历史渊源的、预设的、上下等级的关系。译者的困境在于他必须完成原语和目的语的对应关系，同时又认可他者的存在。解构主义把其哲学观点引入译学，消解了传统意义的两元对立。

（一）他者的宗教痕迹

莎士比亚的名著“威尼斯商人”能够经久不衰，是由于其生动的人物刻画、精彩的情节和出人意料的结果。普林斯顿大学的凯瑟琳戴维斯则用其来说明“他者因素”对翻译最终结果的影响。鲍提亚提到的“犹太人应该被原谅”尽显了基督教维持的政治-神学秩序，并借以反抗犹太人对借约的精确执行。“威尼斯商人”是以经济利益——安东尼奥欠夏洛克的经济债开始的，莎士比亚把犹太人刻画成忠于借约、忠于文字表面、执意对安东尼奥体罚的传统形象，又把基督徒描绘成执着于内在修养、追求精神救赎的形象。因此，文章一直缠绕着借约的执行和基督徒精神层面的博弈。他形象地把翻译的关系比喻成“一磅肉”和“一张借约”。夏洛克最终失败并被没收全部的财产，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未意识到割去一磅肉的关联含义——与肉相关的流血、一磅肉是否割得数量精确等因素。一方面，夏洛克坚持他和安东尼奥的借约不能废除和改变，借约本身超越了语言范畴。虽然它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它的完全意思要绝对忠实原文——借约。文字束缚和精神层面的较量——一磅肉是否和一定数量的金钱对等；一张借约是否等同于怜悯的判决。简言之，文字和精神层面——他者因素的对抗、较量和转换决定了翻译的走向。法律的最终判决证明了怜悯超越了人类的计算和按法律程序所得到的结果。鲍提亚与夏洛克之间的对话成为映射自我的一面镜子：他们分别把誓言/怜悯放在超越人类语言、人类秩序、权利及法律责任的位置。

Holmes认为翻译者应该有地图概念，一张为原文地图，另一张为译文地图。翻译实为两张地图的对应，地图疆界由于纵横交错而形成的不规则性正是受到了他者因素的影响，译文地图完全达到原文地图的疆界是不可能的，因此翻译必有缺欠——不对等。译文疆界的不规则性受到微观方面——译者个人品味及喜好的影响，宏观方面——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译文在准确性上就像割安东尼奥的那磅肉一样不可能达到人们期待的尽善尽美。而割肉时流出的血液和痛苦体现了语言和他者因素的血脉相连，正如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样。因为他者的存在，人们在翻译后往往远未达到预期的设想——正如夏洛克没料到法律程序给他带来的结果（不但未得到安东尼奥的一磅肉，而且失去了自已的全部财产）。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它的结果（正如割一磅肉一样）不可能在数字上达到绝对精确，它是翻译梦想——对等的破灭。

（二）他者的政治痕迹

翻译者翻译时虽有一定的能动性，又受到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角度的限制。译者个人喜好和品位除了体现在词句选材方面，更有他者因素对其翻译策略的影响。正如Rosemary Arrojo所倡导的每一个翻译者都亏欠并忠实于自身所处的环境和理念形成的环境。译者可以选择靠近原语文化的译文，亦可选择贴近目的语的译文。正如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豆腐渣工程”的几种不同的翻译：1.bean curd residual project；2.bean dregs project；3.bean curd project；4.bean curd project，so named because they fall apart easily；5.jelly built project.

由于“豆腐渣”表面具有松懈易倒的特点，因此用它形容建筑易倒的特点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从而第1、2、3项体现了译者让读者靠近原语文化的异化策略。而在英语文化中，“果冻”是用来描述建筑物的不结实的，所以第五项译文尽显英美文化习惯，即让译文靠近读者的归化策略。第4项译文是采用了异化策略加解释的特点，使读者既体味到异域文化又降低了阅读难度。无论“豆腐渣”还是“果冻”都不但体现了各自的文化特色，而且留下了深深的“他者”痕迹。归化策略或异化策略的选择虽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但是译者的选择即对“他者”的选择，但是无论哪种选择都包含着政治含义，译者的政治立场决定了翻译的走向。中国在外宣英语翻译中大都选择“异化”策略，比如“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等翻译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制度特色，这些短语或词汇的翻译饱含了政治他者的痕迹。

（三）他者的语言变化痕迹

虽然语言有自己的语法和用法，词汇运用都是靠内在的规则，但是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发展变化的，都要从其他语言借用语言成分，甚至转变它们为己所用。即使是专有名词也会在语言系统中出现散播现象。各种借用的语言成分和方言都会不断打破标准语法，同时又形成标准语法。由于世界间语言文化的不断融合，任何一种语言受到文化、宗教等因素影响都会吸收一些、排斥一些异质语言成分。无论原语还是目的语都处于发展变化中，双语间语言成分的对应关系也是动态的。19世纪中叶，日本开始接受各种西方语言，同时这些语言载体所带来的宗教、哲学、制度等文化因素也流入日本。无论汉语载体还是日语载体都无法承载新的文化理念，这样新的词汇需要创立来更新日本固有落后的文化、经济体系。日本哲学家NishiAmane用汉字表达了与哲学有关的词汇“哲学”“心理”“逻辑”“现象”“主体”“客体”等西方理念，随之而来的是日本教育家创立了“社会”“个人”等相关词汇。语言本身的变化使得对等更加难以实现。因为作为载体的语言变了，它承载的内容会亦步亦趋地发生变化。

翻译理论由对等—动态对等—他者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翻译研究者从最初的“对称般的梦幻”逐渐醒来：先是扩大对等的范畴——由完全对等到动态对等，更有诸多他者因素（社会、文化、政治、性别、家庭、经济、宗教）等交织在一起产生的文化他者对翻译结果的影响。虽然翻译者具有一定量的主体性，但他都亏欠并忠实于自身所处的环境和理念形成的环境，其选择性必定有局限性。两种语言中的词汇含义的完全对等只是翻译者的期望和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现在提到的对等只能理解为类似和约的对等，而这种类似和约对等是由于他者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解构主义对意义的阐述是：它只是深受语言的影响，在翻译时与其说它先于语言表达倒不如说它是语言的提取物。解构主义并没有形成一套方法或者建立一个权威的、最终的解释，而是对意义形成了不间断的、综合的分析，它始终强调上下文——他者因素对意义的影响。德里达认为解构主义的定义应该是不但把无限的上下文考虑进去，而且关注度要最高、最宽泛。解构主义认可语言的表现能力是诸多他者因素（社会、文化、政治、性别、家庭、经济、宗教等）交织在一起所表现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说出或写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原本要表达的，它是多种因素在一个体系下相互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对等理论”的提出具有深远的意义：尽管它最终被颠覆，它的曾经存在却引发了人们对翻译理论的纵深思考，使翻译研究迈上了新的台阶。

［1］Eugene A.Nida，Jan De Waard.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Bible［M］.Nashville Thomas Nelson，1986：60.

［2］傅雷.致林以亮论翻译书［C］//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58-559.

［3］茅盾.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C］//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37-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