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明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全面推行“营改增”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财税改革的重头戏，在中国实现了对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的全面覆盖，截止到2017年10月，增值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37%，增值税这一共享税种彻底“一税独大”。与全面推开“营改增”同步实施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以下简称“国发〔2016〕26号文件”)，将增值税收入地方分享比例由25%调整到50%，分享范围扩围至所有行业。增值税收入央地分享体制调整后，我国共享税占全国税收收入、地方税收收入和中央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都高达70%左右，我国正式步入“大共享税”的共享分税制时代[1]。在上述“大共享税”财税体制的现实背景下，十九大报告把央地财政关系的构建放在了财政体制改革首位，并明确指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就是要结合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科学确定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分享方式及比例，形成共享税为主、专享税为辅，共享税分享合理、专享税划分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央地收入划分体系，从而构成中央与地方合理财力格局，为各级政府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提供有力保障。这也使我国形成了以央地财政关系改革为主体，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现代财政制度的改革体系。而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共享税税种，其收入分享直接构成中央和地方的重要财力基础，对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具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