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梅

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

“凤毛麟角”的宗教研究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

——任继愈

儒教是教说

中国有没有宗教？任继愈曾经很干脆地说过，有，就是“敬天法祖”这个宗教。而什么是“敬天法祖”？其实就是儒家的代名词罢了。

多年的宗教学研究使任继愈认识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中国文化也不是无宗教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世界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一样，同样是一种宗教文化。自梁启超、陈独秀以来，学术界普遍相信的“儒教不是宗教”的说法是错误的。1978年年底，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首先提出了“儒教是教说”。1979年春，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又重申“儒教是教说”。同年，他去日本访问时写了一篇学术报告《儒学与儒教》，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任继愈的这个在当时看来很大胆的观点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可谓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成为轰动一时的学术热点。

任继愈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他在《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一文中这样写道：“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后来他又在《朱熹与宗教》一文中写道：“在中国学术界一般的看法，认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属于哲学，本文认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属于宗教，他的哲学思想是为他的宗教体系服务的。”任继愈为此撰写了大量学术文章，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等。这些论文论述儒教的性质和教义、发生和发展，阐明儒教的神灵系统和组织结构，完成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儒教是教说”在中国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在前10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全部是反对的声音，但任继愈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20年后，他的支持者也不超过5人，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任继愈的坚持是正确的、有价值的。随着近年来国内宗教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开始逐步理解了“儒教是教说”，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儒教是教说”。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和继承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角度和思维方式。

任继愈提出的“儒教是教说”，不仅关系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关系着应该如何清理这份丰富的宝贵遗产，更关系着宗教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民族，在自然发展的情况下，可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成为一个无宗教的民族？是不是只有像基督教那样的信仰模式和结构状况才是宗教？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探讨，而任继愈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给了这个问题以清晰明了的答案。

孔子和儒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直到宋朝才兴起了儒教，并奉孔子为教主，所以孔子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因为儒家和儒教并不是一回事。

任继愈提到，北周时已有“三教”的说法，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隋唐时期“三教”之说已很流行。特别是唐代，凡遇国家庆典，总要诏“三教”辩论于殿廷。那个时候，儒释道三教为自己争荣誉和地位，都会推派代表积极参加辩论。

唐朝的时候，很多人排斥佛教和道教。比如，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写过《谏迎佛骨表》，积极为儒教争取地位。不过当时的多数人承认三教鼎立的状况。大家认为孔子、释迦牟尼、老子都是“圣人”，都值得尊重。

任继愈说，中国儒教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渊源。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封建专制，这条路线一直走到清末。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贯穿着一对基本矛盾，即政治上高度统一，经济上极端分裂。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是整个社会生存维系的客观需要，同时经济上的极端分散是自然经济的本体，是客观现实——这对矛盾如何协调，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关心的大问题之一。

因此，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总是会选择一种宗教来为自己服务。所以，宗教的产生和流行是出于社会客观现实的需要。而儒教出现在中国古代这块土地上，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特殊宗教。

现在，学术界开始承认“儒教”这个说法，有的叫它“半宗教”或“准宗教”，也有的说儒教具有“宗教性”，基本上还是哲学。也有的不承认有儒教的存在，但却承认在佛道二教之外中国古人还信奉某种宗教。

要知道，宗教之所以为宗教，有内外之分，有本质和外壳之分。本质指的是宗教所信仰、追求的领域是人与神的关系，中国的传统叫法是“天人合一”。而宗教的外壳指的是它的组织形式、信奉对象、诵读的经典、宗教活动仪式，等等。从外壳来看，各个宗教都是不一样的。儒教除了具有宗教的基本本质之外，其外壳也具备宗教的特征。它信奉的是“天地君亲师”，那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概念，祭天、祭孔、祭祖是封建社会宗法制度下上自天子下自老百姓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举行的儒教祭祀仪式，而儒教共同诵读的经典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四书五经”以及“十三经”。

在封建社会，从中央到地方各州各府都建有孔庙，那是孔教信徒定期聚会朝拜的场所。儒教最鲜明的特点是，它是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宗教——我们常说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实儒教更是。所以儒教以封建宗法为核心，吸收了佛道两家的一些修养方法。千百年来，儒教培养了大批忠孝的典型。但很有意思的是，任继愈对儒教并没有什么好感，他曾经说过：“我小时四世同堂，是传统的封建主义家庭。家里看起来很统一，其实内部很不和睦。几十口人在一起，利害关系很难统一起来而引起矛盾。我从小就有个印象：这个封建家庭结构是社会发展的阻力。我从内心反感，对封建社会遗留的东西有些倾向于否定。比如儒教，它的危害性很大，民主推广不开、家长制等等，这都与儒教有关。”

但是，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在封建专制且多民族的国家里，忠孝既是思想保证又是组织保证。政治信奉的原则是忠，家庭信奉的原则是孝。几千年来，忠孝原则对社会起着稳定平衡的作用。在忠孝的教化下，儒教利用政教合一的便利优势，将一个个小家的孝道与国家治理有机地联系起来，起到了团结人民、融合民族的纽带作用。宋儒张载就在他的《西茗》中提出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乃人类的父母，所有百姓都应看作兄弟同胞。这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来讲是有着较大的意义的。

总之，儒教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它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要有批判地吸收，那些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甚至可能妨碍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糟粕，要认真地摒弃。对此，任继愈曾说：“光靠儒教是救不了国的，可中国没有儒教传统也不行。要吸收中国文化好的方面来发展它，这是我们的任务。”

总之，任继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教说观点首开儒教是宗教说的先河，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的儒教室就是从这一考虑而建立起来的。北京大学许抗生教授表示：“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以后，时至今日，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学术讨论仍然在继续。尽管有很多学者不同意这一论断，但毫无疑问，他提出的这一观点，打开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很多新的思想、新的课题由此生发出来。事实上，在不同观点学者的互相辩难中，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被日益引向深入。”

马列主义与宗教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任继愈一直坚持在宗教研究中要坚持历史唯物论，要更多地了解社会，更多地了解历史，这样才能比较准确，比较客观。他说这是个根本，不坚持这个根本就容易走弯路。20世纪50年代，任继愈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开拓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佛教研究，并且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论文，如《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

这些文章不纠缠于一般读者所难于理解的名相辨析和微义证解，而着眼于宏观把握，其显著特点是开始应用历史唯物论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各佛教宗派的经济基础，即通常所谓的寺院经济和阶级实质，并且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来分析佛教义理的哲学实质。这种哲学分析和社会分析使得玄奥晦涩的佛教哲学可以用清晰明了、易于理解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又不失去佛教的原旨。在这些论文中，任继愈不再把佛教看成是外来的宗教，而是把它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把中国佛教哲学看作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通识。任继愈认为：“把佛教作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写到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进程中来，把它当成‘正规军’而不是‘游击队’来写，这是我的贡献。写唐代部分以前很单薄，加入慧能大师等人，加入佛教哲学后，就很厚重了。”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显然，任继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开创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宗教，在他身上有其内在的必然与逻辑。他本来是搞中国哲学史的，注意到宗教有很多内容影响到哲学史，哲学史也影响了宗教，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研究中国哲学史就不得不研究宗教，回避宗教就研究不好中国哲学史，于是，他开始了宗教研究。任继愈回忆说：“我为什么研究宗教呢？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到汉魏以后就研究下不去了，遇到了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佛教。佛教我没接触过，知道得少。可是宋明理学家都是搞佛教的，所以我决定要开始研究佛教。”

任继愈读研究生时的老师汤用彤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汇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在佛教史的研究上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汤先生把佛教当作社会现象来看，还存在一些自己也解释不了的问题。因此任继愈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想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他看了很多前人、外国人和时贤的著作，觉得他们都没有把问题讲清楚。也正是这种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不满足，促使了任继愈逐渐步向新的研究道路。任继愈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当时北大和清华哲学系的教师定期举行讨论会，参加者中有北大的汤用彤、贺麟、郑昕、朱光潜，清华的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任华等诸位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任继愈找到了新的研究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他就尝试着去做了。然后惊喜地发现有些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解释起来就很容易，简直是涣然冰释。于是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佛教思想进行研究，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那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

正是在这条崭新的宗教研究道路上，任继愈提出了用历史研究宗教的观点。他说，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历史的产物。自从两百万年前出现人类以来，在现在的考古发现中，还没有发现存在宗教信仰的痕迹。但是从山顶洞人的随葬品中可以发现当时人已经具备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而这个观念是宗教萌芽的标志。任继愈发现山顶洞人的墓葬遗迹中埋葬死者有一定的规矩——随葬品中有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日用品，有精密钻孔的兽牙、鱼骨、石珠等装饰品。虽然当时人的灵魂不死观念并没有后来那样清晰、系统，但完全可以据此断定他们准备随葬品是因为他们觉得人死后将会以另一种存在方式延续下去。

任继愈还注意到当时的墓葬中死者身旁撒有红色铁矿粉粒。据古人类学家分析，红色代表血和生命，是火与温暖的象征，在死者身旁撒红色铁矿粉可能是表示给死者以温暖。但是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地质为石灰岩，不含铁矿。距离最近的铁矿在河北宣化，距离周口店也有两百公里。可见红色铁矿粉是当时人有意识地运输过来的。后来红色也成了被尊崇的颜色，比如河南王湾先夏文化墓葬遗骸头骨上多涂有朱红色。从古人类学开始分析宗教，并且连接着历史的宏观架构，再把宗教置身于其中进行考察，使得宗教的轨迹在这样的结构中得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来。总之，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角度来整理宗教特别是中国宗教的发展历程是从任继愈开始的。他是始作俑者，而且这种研究不再是单纯的宏观研究，同时也从微观的视角进行考察。

任继愈说，在原始人心目中，日月风雨雷电都是神灵，山河大地都有神灵主宰。人有灵魂，大自然万物也都有灵魂。万物有灵论是原始人认识大自然的共同思维方式。所以人与万物便有了共同之处，于是便产生了祭祀活动。我国古代的农业活动也包含了对土地和农神的崇拜。古时候以社稷为国家的代称，而社便是土地之神，稷就是五谷之神。土地和五谷是农业国家的根本，故被当作国家的代称。当然，原始的宗教还不具备完备的宗教形式和具体内容，而只是一些朦胧的鬼神观念。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经历从发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任继愈发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当中，有信仰的人占多数。宗教分为原始宗教和人文宗教。原始宗教以自然形态存在，也称为自然宗教，它的品种复杂多样，一般活动范围只限于其本民族，不大会传播到远处。而且，它一般流行在文化科学不发达的地域，同当地的风俗习惯较为一致，很多时候这些宗教活动又是民族的节日活动。而人文宗教与原始宗教有着很大的不同，它增加了文化内容，是宗教发展的高级形态。人文宗教一般有三个特点：一是有系统的教义；二是有固定的、成系统的宗教活动规范仪式；三是有固定的宗教组织。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人文宗教。研究宗教，必须考虑到这些方面。

宗教与中国现实

任继愈曾经说过，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只有透过表象才能看到其本质。研究宗教，和中国的现实问题紧紧维系在一起。实际上，任继愈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就已经认识到即便是探究高深的学问也必须使它和中国当前的现实发生关系，而这成了他后来学术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

也正因为如此，任继愈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当所长的时候，强调不管是研究什么宗教，都要搞社会调查，这是必修的一门课。换言之，无论研究什么宗教，都要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去细细调查。任继愈说：“当时没有钱，赶上暑假，学校放假，就借人家的教室住。两张桌子一拼，就睡。老师带着学生，有经验的带着没经验的。调查就是为了积累资料。有的地方不只去了一次，而是去了多次。了解情况，掌握和积累第一手资料，是做好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任继愈是一个关注现实、学以致用的学者，尤其强调向历史学习，以史为鉴。曾有人问他，历史的发展为我们今天的宗教工作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他回答说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譬如，唐朝时西域的高昌曾经是佛教圣地，公元九、十世纪时，这里的佛教被消灭，改信了伊斯兰教。民族还是同一个民族，但信仰却全变了。这说明民族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是不变的，而宗教是可以改变的。又如，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多种信仰并存是我国基本的国情要素之一，因此，谁要是破坏这一基本要素，就会影响我国的稳定和发展。再如，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是区别中世纪和近代社会的分界线。古代是政教合一的，现代化就会打破政教合一的传统。

任继愈说，对于宗教事务的管理，我国在南北朝时就出现了。唐朝时宗教事务方面的管理比较完善，也比较成功。唐朝皇帝自称天可汗，天可汗就是说比任何可汗都大，是一切可汗的头。唐代还专门设置了管理宗教事务的官署，宗教界自己选出僧官来管理，政府不直接发号施令，但同时又赋予各级官吏（俗官）检查僧道活动的权力，使得僧官的权力不致于失控。柳公权的《玄秘塔》开头说“唐故左街僧录”，“僧录”是个官名，左、右街分管，就是和尚管和尚，道士管道士，政府抓总的僧录。唐朝还制定了专门的宗教法，确立对宗教事务的法律规范。唐朝在宗教事务管理上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现在借鉴。

冷战结束后，宗教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在任继愈看来，宗教本身不会出问题，问题出在对现实的不满意，如贫困、社会不安定。世界上有过多次宗教战争，可以说没有一次是纯粹因为宗教而战的，都是打着宗教旗号为特定集团的实际利益进行战争。现实利益的争夺才是战争的真正起因。宗教无力解决现实问题，它是用超现实的办法去解释、解答现实问题。换言之，宗教问题固然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但也只有透过表象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

2000年，任继愈先生（右一）与饶宗颐先生(右二）、季羡林先生（左二）、周一良先生（左一）在北京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旧的秩序遭到了大肆破坏，战争给人们带来了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经济状况极差。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对传统宗教的教义产生了怀疑，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宗教观都有所改变，于是在西欧和东方产生了大批新兴宗教，总趋势是对旧有宗教给予新的诠释，因此新兴宗教有了大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了新兴宗教流派，它们大多未被正统流派所接受。这些宗教团体在非洲有八千个以上，而在拉美也有三千个以上。北美和欧洲有两千个以上，南亚、东亚、澳洲以及苏联也有数千以上，而在东北亚地区要数日本最多。这些新兴宗教对年轻信众较有号召力。不过它们一般是现存的有政治野心或者个人私利甚至是集团利益的组织者、代表者，有一些甚至在宗教的外衣下干着危害社会的罪恶行为。那就不是宗教了，而是邪教。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制造毒气，造成众多伤亡的悲剧。又如北美的人民圣殿教，有大量教徒集体自杀。

任继愈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宗教迷信活动。他赞同正规形式的宗教信仰，在反对非法迷信活动上总是身体力行，丝毫没有半点退缩。他曾在写给正在编《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的学生李申的一封信里说：“请你们开会讨论一下，有针对性地编发一篇文章批驳风水迷信的反科学思想。”

总之，任继愈致力于研究宗教，但他并不信仰宗教，他曾经兼任宗教学学会会长和无神论学会会长两职，因为宗教学学会热门，他后来就把会长让出。而无神论学会是个冷门，他就一直没有放弃。在伪气功盛行的时候，他就与李申讨论要与伪气功作斗争。李申出于安全考虑劝他别干，因为那时伪气功的势力很像黑社会，但任继愈还是将无神论学会的活动开展了起来。一开始，该会开年会时参加者不到20人，而且没有什么资金，但任继愈咬牙坚持了下来。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任继愈研究宗教，属于学术研究范畴，但他并不做象牙塔里的学者，只弄一些抽象的理论，他的研究是能和中国的许多现实问题挂上钩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也有着很大的贡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