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慧

摘 要：《砖巷》以孟加拉裔移民在西方的生存状况为题材，中间以书信和记忆的形式穿插对孟加拉的呈现和回望，将东方和西方并置在一起。作者通过构建两姐妹纳兹奈恩和哈西娜的不同生活轨迹暗示了东方落后的文化和西方进步的文化对个体的成长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影响；其次，小说的叙事语言尽显了东方的异国情调，其对穆斯林群体的呈现，也沿袭了西方的东方主义传统。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小说进行东方主义解读，认为西方社会对第三世界移民的无形歧视和压力使不少第三世界移民作家把向西方社会兜售其民族文化和异国情调作为他们在西方社会立足的策略。社会的历史语境和当下现实都使得第三世界移民作家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东方主义倾向。

关键词：《砖巷》 东方主义 东方 并置 人物塑造

《砖巷》是孟加拉裔英国女作家莫妮卡·阿里的处女作，该小说一经问世便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纳塔莎·沃尔特认为阿里善于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娓娓道来，并且把社会政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善于用轻松的笔触书写深刻的社会问题，他认为该小说的深度和力度将会使其受读者青睐。{1}丹尼尔·莱维逊认为《砖巷》之所以受读者欢迎是因为阿里像魔术师一样向读者呈现了鲜为西方人知的孟加拉移民的生活。{2}布鲁斯·金认为《砖巷》作为移民女性文学的一部分，涉及了许多社会问题，是一部很深刻的作品。并且作者本人也因该小说而获得英国2003年小说布克奖提名，而且根据其小说草稿就被《格兰塔》杂志评为2003年英国最佳年轻小说家之一。{3}但是同时，该小说也受到了指责和非议。孟加拉社区认为小说把孟加拉女性描写成了男性泄欲的对象，深受本族文化的压迫，并且将适应西方文化作为她们的理想。{4}孟加拉裔民众认为阿里对来自锡尔赫特的移民社区做了不真实的负面描写并且举行抗议抵制将小说拍摄成电影。{5}由此看出，对《砖巷》持肯定态度的多为对“东方”有猎奇心理的西方主流评论者，而持反对和指责态度的则是和小说中人物相关的东方的伊斯兰民众和代表他们话语权的移民作家。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不同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看法不同，显示了不同的文化身份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砖巷》出版后所面临的褒贬不一的两种极端反应表明了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原西方殖民国家与第三世界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减弱，而是从军事、经济冲突演变为文化碰撞。本文主要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从小说的选题构思、叙事技巧及语言选择、故事空间展示及人物塑造几方面来解读《砖巷》中隐含的东方主义倾向，并且运用萨义德的理论从作者自身和社会环境两个角度分析小说的东方主义倾向的成因。

一、文本的东方主义倾向

“二战”之后，随着老牌殖民帝国的衰落，各个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军事、政治冲突已不再是世界的主流，但是隨着世界经济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殖民地国家出现了向西方移民的浪潮，而这些移民身处西方文明的包围之下，急切地需要寻求一种身份认同感，但是母国文化与存身之地的西方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碰撞与冲突，这种文化的冲突在大部分移民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莫妮卡·阿里的《砖巷》也表现了来自孟加拉的东方文化和英国文化对个体造成的不同影响。小说展示了孟加拉移民在伦敦塔村的生活处境，并且以记忆和书信的方式把东方孟加拉的今昔对比揉进小说，产生了鲜明的东西方对峙效果。而且小说中对“9·11事件”及其后果的展示也迎合了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文明的猎奇心理。萨义德认为，存在于西方文本中的东方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东方学家“使东方说话，对东方进行描述，为西方展现东方的神秘”{6}，他们以西方人的审美观和视野虚构了一个东方，而实际的东方则处于失语状态。“每一位写作东方题材的作家都面临下面的问题：‘如何把握这一题材，如何接近这一题材，如何才能不为其高深、其范围、其令人可畏的广度所挫败所击倒。任何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人都必须以东方为坐标来替自己定位；具体到作品而言，这一定位包括他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他所构造的结构类型，他作品中流动的意象，母体的种类——所有这一切都综合成一种精细而复杂的方式，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发掘东方的内涵，最后，表达东方或替东方说话。”{7}

阿里的《砖巷》并没有将小说的空间设置固定在东方或者西方，而是以主人公纳兹奈恩的行踪来设定小说空间的转换。小说在一开始就寥寥数语交代了女主人公纳兹奈恩在孟加拉的出生及生活状况，然后随着纳兹奈恩的远嫁，作者就将笔触转向了伦敦的塔村，描写纳兹奈恩一家在伦敦的移民生活。故事空间场所的转移并不意味着作者就此把孟加拉的历史和现实排除在其小说之外，相反，作者通过设计纳兹奈恩和妹妹哈西娜的书信往来情节和女主人公自己的回忆等方式把孟加拉国的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移民生活中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构成了东西方文明的近距离对峙，西方文化以大众传媒的方式对东方的移民进行渗透和同化；另一方面，哈西娜书信和纳兹奈恩回忆中的东方又使西方可以对其进行远距离凝视，这样，东方的他者身份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萨义德指出，东方和西方是不可分离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反映。西方需要东方的对比来显示其位置的优越，而东方在对比中被“他者化”，使之成为被批判、被研究、被描写的对象。小说中的东方落后原始、社会动乱、贪污腐败、男权专制，因此生活在东方的哈西娜虽然具有反抗精神，也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遭受种种不幸；相反，西方在东方的映衬下就显得文明、进步、理性、自由，落后的东方没有自我统治和管理的能力，需要西方像父亲或上帝一样对其统治管理。因此，生活在西方的纳兹奈恩虽然刚开始在性格上显得懦弱被动，却在不断地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地摆脱夫权制的压迫，走上女性独立的道路。

小说的叙事语言带有明显的异国情调。阿里运用了“特定的人物眼光、精彩的比喻、生动的谚语、违背语法规则的句子”{8}等陌生化的手段，使小说对于西方人来说具有耳目一新的新奇感。在小说第二章中，阿里对电视上出现的滑冰场面没有从西方人的角度写，而是按纳兹奈恩的视角和眼光，对其装束、动作作了详尽的描写和解释。这种陌生化处理更加凸显了纳兹奈恩的身份——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农村的无知少女，没有见识和文化，竟然连西方人习以为常的滑冰表演都没见过。这样东方的原始与不发达和西方的进步与发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使西方人传播福音、使东方人文明化的使命更加的合理化。

阿里在小说中运用了许多带有鲜明的东方色彩的比喻，比如：“七个月来，她一直往熟里长，就像树上的一只芒果”{9}，“……班奈莎比一颗老椰果还要干巴”{10}，“她瘫在那把牛粪色的安乐椅里”{11}，“这个木菠萝还在树上长着，但已经给小胡子上抹油了”{12}。这些比喻带有浓厚的孟加拉农村的气息，使人虽然处在西方的大都市，也能感受到东方农村的别样景象。小说中来自纳兹奈恩的妹妹哈西娜的书信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但是哈西娜的信件用的是一种不合语法规则的英语，比如：

All this after she say that they moving and also as well the building get pull down. Take care she say. I giving you a mothers warning. Today I am everybodys daughter.{13}

该语段中主谓不一致，时态混乱，引语与叙述混淆，句子与句子之间缺乏连贯性、逻辑性，令读者费解。{14}那么作者故意使用不合语法逻辑的英语来展示来自孟加拉的哈西娜的书信，其用意何在呢？语言是文化意识形态价值的载体，掌握了一门语言，个体也就接近了这门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识形态价值。法农认为如果白人模仿一个黑人说蹩脚的法语会使黑人感到不快，因为白人以这种言说方式束缚黑人，使他处于原始状态。{15}在小说作者阿里的潜意识里，哈西娜没有受过教育，因此就不会用流畅的英语书写。作者用这种方式处理哈西娜的信件，一方面使读者能够容易地将妹妹哈西娜和姐姐纳兹奈恩的性格区别开来；另一方面，这样的语言书写也将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种永远地固定在了原始状态，他们不可能掌握象征文明和进步的英语，东方的落后文化使东方人对英语的使用只能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同时，一些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英语等宗主国语言的移民会在面对自己的同胞时产生身份上的优越感。从处于不同生活环境的姐妹俩的书信可以看出，姐姐纳兹奈恩生活在伦敦，耳濡目染了西方的文化和语言，相应地她的语言就更合语法，在措辞上也更为严谨；而妹妹哈西娜生活在孟加拉的农村，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其语言是破碎的、不合语法和逻辑的，只能够勉强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姐妹俩的书信对比即是对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对比，西方的文化更加理性、科学，具有引导人进步的潜力，而东方则落后、荒诞、缺乏逻辑和理性。这样的对比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

萨义德说：“东方几乎就是一项欧洲的发明，亘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着浪漫传奇、珍奇异物之地，萦绕着神奇的记忆，布满异域风景，给人妙不可言的经历。”{16}這种关于东方的欧洲发明，不仅充斥在欧洲大地，也借由殖民统治灌输给殖民地的东方人。小说中的查努作为东方人，在母国接受的是西式教育，来到英国后更是只读英文书籍和报纸。他对孟加拉的描述也是以西方人的东方想象为依据，给两个女儿灌输孟加拉故国的光辉悠久的历史文化，逼女儿背诵孟加拉的诗歌，听孟加拉古典音乐。“如果你有历史，你看，你就有自豪感……‘你知道华伦·黑斯廷斯对我们民族说了些什么吗？……‘他们文雅仁慈……他发现了那么多的优秀品质。总而言之，他发现我们‘没有人类激情的最坏的劣迹，不次于地球上的任何民族。”{17}但是，作为完全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长大的新一代移民子女已经失去了接受孟加拉历史的社会环境，她们并不认同孟加拉的悠久、辉煌的历史，她们穿西式的牛仔裤，上西式学校，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相比之下，查努讲述的古老孟加拉的辉煌似乎只是自己想象的久远的历史只能给猎奇的西方读者以愉悦。而小说中现实中的孟加拉又是另外一种光景。在纳兹奈恩的回忆里，孟加拉的农村愚昧落后，生存条件恶劣，装神弄鬼盛行；在哈西娜的来信中，孟加拉的社会充满着罢工、抗议，官场腐败，行贿风行，抢劫，乞讨，贩卖儿童，男人对下层妇女随意侮辱，对妻子随意打骂，哈西娜在孟加拉的社会底层经历了各种不幸和痛苦。今昔的鲜明对比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褪去了古代迷人的光辉而进入‘现代后成为一位‘灰姑娘。”{18}其古代的辉煌已经逝去，现在的东方，正处在经历痛苦折磨的时期，需要西方的援助和拯救。

谈到东方女性的性格特征，西方文学作品经常把东方女性脸谱化为两种类型：要么是作为妓女或男性泄欲的对象，要么是隐忍被动的从不质疑夫权的农村女性。《砖巷》中的女主人公纳兹奈恩就是隐忍的东方女性的典范，在她身上体现了东方文化对女性的要求。纳兹奈恩一出生就被母亲灌输了“听天由命”“与自己的命运作对会使血气虚弱”的思想，而这种带有东方特色的宿命论思想一直影响着她的生活。她谨记母亲的教诲，听从父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她从未谋面的比她大二十二岁的孟加拉裔英国男人，并且默默承担了传统妻子的角色，伺候丈夫，操持家务，定时祈祷，很少离开自己的住所，对于丈夫丝毫没有些许质疑和反抗。只有在后来不断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纳兹奈恩才开始有了女性主体意识，逐渐摆脱了这种宿命论的桎梏，开始主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被她们的父亲称为“天生的圣徒”的母亲鲁普班更是自始至终都隐忍地接受命运的摆布，“等着瞧，我们只能这样”。鲁普班认为女人就应该顺从男人，接受现状，她在得知丈夫另有新欢时不知道抗争，而是悄悄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们是东方女性隐忍的代表。妹妹哈西娜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代表，她相貌漂亮出众，生性叛逆，十六岁就同锯木厂厂主的侄子私奔，然后是被丈夫打骂、出逃，在工作场所被男人侮辱欺凌，最终沦落为妓女，成为男性泄欲和取乐的工具。这些女性形象正符合了西方读者对于东方的期望，印证了他们对东方的一整套学说，使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所有的东方妇女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们有责任和义务充当拯救者，救她们脱离苦海。

二、小说的东方主义倾向的创作根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砖巷》中的东方和西方带有鲜明的脸谱化倾向，人物角色也因东西方不同文化的规训而形成了不同的性格命运，对穆斯林群体的呈现也延续了西方的东方主义传统。那么，阿里小说中东方主义倾向的根源何在？

首先，莫妮卡·阿里是孟加拉裔英国女作家。她的父亲是孟加拉人，母亲是英国人。阿里虽然有一半的孟加拉血统，但是在她三岁的时候，也就是巴基斯坦发生内战的时候，她就移民到了英国，对于孟加拉她就只有三岁前的记忆。在《我从哪里来》一文中，阿里描述了她三岁时跟随父母在孟加拉经历的担惊受怕的日子。正是这段经历促使她创作了哈西娜这个多磨难和艰辛的角色。当别人问及阿里创作《砖巷》的灵感时，她说她的创作来源于新老两代移民的冲突、她的父亲给她讲述的孟加拉的农村生活和一本关于孟加拉服装女工的研究书籍。{19}因此，可以说作者对东方孟加拉的展示是基于自己幼年时苦难经历的进一步的想象和虚构，童年时在母国遭受的精神创伤深深地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

其次，小说作品的东方主义倾向也暗示了第三世界作家在西方语境中的生存策略以及他们对作为祖国的东方世界的复杂感情。一方面，她的东方血缘关系使其更有优势和热情去书写自己的祖国。阿里的父亲从东巴基斯坦出逃到英国后，希望等局势稳定了再回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再也没有回到故国。父亲对故国的思念使孟加拉对阿里一家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这也正是为什么小说中查努总是被一种回家的情结所困扰。但是，另一方面，阿里的一生大部分时光是在英国度过的，西方文化这样无孔不入的霸权体系对作家的内在控制不是居高临下地禁止，而是在弱势方也产生了生成性。{20}作者从幼年开始接受的西式教育，以及处在被西方文化的包围浸润中，无意识中也接受了西方的东方主义传统。作者已经完全适应并且接受了西方文化并且认同了西方文化的进步和先进性，这使作者产生了希望用西方文化去改造和拯救东方祖国的一种理想，而这正是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的基本特征。此外，阿里作为定居在西方的来自第三世界上层社会的移民作家，处在西方文化的包围中，要想让自己的话语被听到，作家就不得不采用西方人感兴趣的方式进行书写，以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

第三，《砖巷》这部小说成书于2003年，其故事情节跨度从1967年至2003年，也就是说该小说涵盖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这一事件对该部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9·11事件”使人们追求和平、渴望各民族和谐相处的愿望化为泡影，人们开始以怀疑的眼光审视异己文化。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显得更加不可调和。小说中以大量笔墨描述了“9·11事件”发生后移民区的反应及应对策略。作者的初衷应该是以此增加西方读者对伊斯兰世界的了解和沟通，但是小说中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描述却激起了砖巷地区穆斯林移民的反对，这或许也从侧面反映了作者在该小说中体现的东方主义倾向。

三、结语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主要是利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来消解西方的霸权主义，抵制西方强势文化对东方的同化和改造。萨义德的本意并不是挑起西方和东方的冲突，而是要“力求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这种权力话语神话，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构成”{21}。但是，萨义德本人的东方主义批判仍未摆脱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也是他备受后人诟病的原因。西方和东方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更多的是如霍米·巴巴所言的“混杂”“杂糅”的复杂关系，而后来的学者如霍米·巴巴、齐亚乌丁·萨达尔、罗伯特·扬等对后殖民理论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发展，也为我们解读后殖民文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1} Natasha， Walter. “Citrus scent of inexorable desire” 14 Jun. 2003. 26 December， 2015

{2} Daniel Levisohn.26，September，2015.

{3} King， Bruce. Review of Brick Lane by Monica Ali [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6， December， 2015. Vol. 78， No. 3/4 （Sep.-Dec.2004）， p.91

{4} Sana Imtiaz； Saiqa Imtiaz Asif. Beyond the Veil： Re-conceptualizing the Representations of Bengali Women in Alis Brick Lane [J].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011（10）： 1345-1353.

{5} Sarah Brouillette，“Literature and Gentrification on Brick Lane.”Criticism.Vol.51 No.3.Summer 2009： 425-449.

{6}{7}{16}{18}{20}{21} 〔美〕愛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页，第27页，第1页，第100页，第76页，第79页。

{8}{14} 蒋遐，柳晓：《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砖巷〉叙事艺术》，《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2期，第140—147页。

{9}{10}{11}{12}{17} 〔英〕莫妮卡·阿里：《砖巷》，蒲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第3页，第74页，第29页，第360页。

{13} Monica Ali，Brick Lane，Doubleday，2003，p127.

{15} 〔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19} Monica Ali，Where I am Coming From[N].17，June，2003. 26， December， 2015.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03/

jun/17/artsfeatures.f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