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浓缩了中华文明宏观和谐、天下情怀、众生平等、阴阳平衡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在这一框架之下，讲好中国故事需以多维叙事构建中国的“故事共同体”。从传播有效性原则出发，中国故事的讲述需打破传统模式，返归叙事本身，打通传播壁垒，着力构建新闻叙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和中国故事的普世价值。由此，中国故事的叙事学建构，必须建立中国故事的多维模式和开放格局，通过语境重建、视角重置和平衡叙事深入挖掘中国故事的多样性、均衡性、立体性，丰富中国故事的类型、题材、视角和内涵。

关键词：故事共同体 多维叙事 语境 视角 平衡

富兰克林认为“新闻学的本质是故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中国故事的讲述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思想浓缩了中华文明宏观和谐、天下情怀、众生平等、阴阳平衡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之下讲述中国故事，更能聚集传播能量，释放中国传播的“平衡力”，从而实现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中国“故事共同体”的构建，需以兼收并蓄和开放包容的心态探求多维立体的思维模式，以宏观视野和国际眼光建构中国故事的开放格局，在题材、视角、内容、类型等方面的开拓延伸上寻求着力点，丰富资源、盘活存量，积极寻求中国好故事的多样来源，使中国好故事的取材视野更加开放开阔、立体多元。“更均衡的中国故事”，①即要努力挖掘中国故事的多样性与平衡性，以全面视角发现题材广泛、视角独特、内涵深刻、类型丰富的中国好故事。

中国故事的语境重建

中国好故事是民族软实力的核心体现，是国家形象的鲜活书写。诸如《厉害了，我的国》这样正面、正向叙事的作品，自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扛鼎之作。这部在国内观众中产生巨大反响的新闻纪录片气势磅礴、恢弘大气，用生动的影像定格了中国故事的每一个辉煌精彩的瞬间，凝聚了中国力量，弘扬了中国精神。影片呈现的中国故事与蒸蒸日上的时代图景，使人深切感受到国家的强大并获得砥砺前行的力量，也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第三极》《舌尖上的中国》等表现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作品也讲述了很多典型的中国好故事，让受众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中记住乡愁，感受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博大精深。的确，与传统口号式的宣传和抽象数字化的呈现相比，新闻的故事化传播更有利于传受之间的倾听、理解、交流和分享，更易于情景带入、表达观点、抒发情感、引发共鸣。尤其在跨文化传播中，故事化的方式能够更好地营造良好的传播语境，缓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传受焦虑，唤起“想象共同体”的共情合意。伯克的“戏剧五因”之一即为“场景”（scene），胡百精认为传播层面上的“场景”可与“语境”对接和转换，②而双向传播时代，传播语境对故事效果的影响将会更加显著。忽视传播语境、语境边界狭窄、言不当机、辞与境悖的故事，其传播效果必然受限甚至失效。

“世界是通的”，文明交往的基本框架是多彩、平等、包容，它体现的是一种成熟的文化心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故事、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应清醒地认识到“君子和而不同”，大格局之下的中国故事应更加精彩纷呈、生动鲜活。基于此，中国好故事的语境营造就应关注到更为广阔深远的时空背景，不受限于国家疆域和民族历史，突破地理时空拘囿、超越国界籍贯限制，方可构建中国故事的多维叙事、开放格局和包容气质。中国好故事的取材范围要放宽眼界，树立人类整体意识，进行传播语境的重建和地理时空的突围，使中国好故事的题材能够广泛涵盖至中国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以及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故事主角既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是在中国的外国人;故事的空间，既可以是中国，亦可是中国人在国外的故事。这种国际性的故事语境，符合价值同构原则，尊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基本的利益价值追求。当中国张开怀抱，在政治、经济领域拥抱世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媒体和新闻人更应该打破藩篱，以广阔高远、包容深邃的气质构建中国故事的宏大格局和多元模式。央视四套的《外国人在中国》《华人世界》即是基于这一开放理念讲述中国故事的代表性栏目。而体现“上海精神”“丝路精神”的“上合”故事、“一带一路”故事，也清晰地贯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传播的“故事共同体”的文明逻辑。这些故事中既有中国经济崛起腾飞的现实图景，更传达出合作共赢、多元共生、义利并举、天下大同的真诚愿景，多元文化的呈现与交融成功营造了中国故事的国际语境，实现了地缘文明的跨越，激发了不同国家、民族的受众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由此，中国故事也升华为“共同体”层面的人类经验，从而实现中国文化面向世界文明的文化哲学表达，成功向世界展现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③

中国故事的视角重置

“生活已经足够精彩。”这句话有时会用于嘲笑作家的想象力，但更应成为讲中国好故事、深入挖掘好故事的理由与动力。生活永远鲜活，现实无限丰富，中国故事本不应同质化、公式化，而应精彩纷呈、全面多元，以多样性涵养中国精神，传递中国能量，绘就时代画卷，展现百姓悲欢。这种多样性，是一种视角的重置。“叙事视角不但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角度，而且这种角度本身就包含着叙事判断、明显或隐蔽的情感倾向。”④可以说，故事视角的选取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体现，也是一种意义的建构，叙事视角会为受众提供理解现实的文本世界。对新闻事实的理解，需要重视文本的视角选择，才有可能超越对事实的文本表面意义的依赖，从而获得独立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受传统宏大叙事和集体叙事的深远影响，长期以来中国故事的选题视角多聚焦于重要人物、精英人物，故事主角少见小人物、冰点人物。诚然，讲好精英人物、报道建设成就的故事必不可少，众多史诗般的典型报道构成了中国新闻报道的独特风貌，杨利伟、任长霞、杨善洲等当代典型人物自然是国家栋梁和民族振兴的中坚力量，对其进行重点报道和宣传本应是中国故事选题不能错过的最重要的领域。

然而，“共同体”意味着平等，恢弘和细微、奇异与平常应当共存并举，由众多个体群像组合叠加而成的国家形象之中，底层报道、草根故事、个体叙事不可或缺，是构成国家叙事的细胞。中国故事的讲述视角需精英叙事和平民叙事并重，这要求中国故事叙述重心的转变和叙事视角的重置，普通人、小人物、弱势群体和重要新闻人物、社会精英人物一样，也应该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和主体。这种平民意识下的平视视角，需要对生活本身持有长久的温情。作家滕肖澜指出，现实生活有其坚硬的逻辑，新闻报道可能会掩盖、忽略、默许生活的种种无奈。但悲天悯人的作品能够以平视的角度书写百姓度日的悲欢，而最可贵的小人物状态总是坚强乐观的，或许现状不尽如人意，但总是充满力量，不苟且也不特立独行，总是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从宏观叙事、全景叙事、史诗叙事到个体叙事、微观叙事、民间敘事，从政治情景到生活情景，从华丽到朴实，中国故事人物的属性应产生实质的变化，故事视角的重置最能契合正义、本真的人文精神，不仅令新闻报道能够全景展现社会现实和人间百态，也更契合真实客观的专业主义精神，使“拟态环境”成为“真实世界”。这种包容、宽广的仁者情怀和悲悯眼光，正是新闻报道人文情怀的体现，也是实现中国“故事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因此，中国故事的发掘唯有进行视角和重心的下移和重置，才能更好表现真实、多元的中国现实，体现中国“故事共同体”的可贵品格与精神内涵。新闻记者要更加注重深入生活、重视现场，需眼睛向下看、贴近百姓、用心发现、用情挖掘，方能和中国好故事、小人物故事相遇。《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源自时代和现实生活，“将老百姓的苦难、希望作为关注和报道的重点”，凸显平民视角和人文精神，成就了中国底层叙事的典范。获得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作品《老郭脱贫记》，由《人民日报》记者马跃峰采写，这篇表现2017扶贫攻坚战的作品小角度切入，讲述田间地头的脱贫故事，其主人公老郭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缩影，其一波三折的脱贫故事生动鲜活，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⑤这样的冰点新闻和草根故事，其蕴含的辛酸况味和命运变迁会牵动受众心中最深沉的情感，生长于广袤土地的底层群体、中国百姓的悲欢人生总会令人慨然叹息，而中国农民的坚韧豁达又能逆袭命运的安排从而令中国故事正向温情，表现出浓郁的戏剧性和喜剧感，令读者欣慰心安。

中国故事的平衡叙事

多维，不仅意味着故事主体和选题视角的多样与丰富，还应以更加平和的叙事心态进行全面客观的呈现，把握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平衡性。这既是新闻专业主义中重要的“元规则”，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品格的突出體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适度的负面报道不会损害国家民族的整体形象，中国讲述要以理性的眼光客观地看待现实和外部世界的评价反应，以足够的勇气和包容的胸怀直面各种问题和社会阴暗面，通过正面消息和负面消息的平衡叙事，将一个丰富多彩和矛盾复杂的转型期中国真实地呈现给受众，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为百姓解疑释惑，引导受众心理预期，充分发挥新闻传播的监督功能，倒逼相关方面改进工作，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中国新闻史上，正面报道一直占主导地位。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的消息于8月1日发出，该条消息没有人员伤亡数字，没有财产设施损失情况，党和政府的关怀、人民与自然灾害的斗争占据主要地位。这种惊人的延宕和负面事件正面报道背离了新闻的真实性。长期以来，负面报道被人们认为存在较大风险，容易引起负面效应。事实上，负面报道的正面效应也应受到充分的重视，从简光洲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到到现实版的《我不是药神》，负面报道的“不寻常”和“冲突”更易引发关注。比尔伯尼指出：“假如人们生活在一种平静和谐的世界和正常的秩序中，那他们就感受不到什么是震撼。当这种平静与和谐被破坏时，心灵的震撼便接踵而至，因而令人格外瞩目。”负面报道的存在合理性更在于，任何一个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而缺憾不仅是世界和真相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更能够引发人们心灵的震撼。

从受众心理需求而言，社会焦点、热点、痛点、笑点等，的确是构成报道影响力的重要条件。“互联网模因”下的“适应性故事”，⑥即是要根据受众心理和受众体验来报道新闻。当然，负面报道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为对受众注意力的吸引。报道实践中，只说一面、单一化劝服的正面报道效果的确有限，讲好中国故事需从一元叙事到多元叙事，中国故事的立体化格局呈现意味着要讲正面的故事和反面的故事，形成好消息和坏消息、成就与差距、有利和不利、希望和难题并重的“双面提示”，方能为受众提供一个更为真实、全面的现实图景。因此，媒体一方面要传播正能量，既要大量报道各类“最美”人物故事，也不忽略药品问题、安全事件等批评揭露方面的题材。只有这样，中国故事的“故事共同体”才是真实立体的，才能向世界呈现一个发展中中国的全面图景，成功实现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

注释：

①何临青：《增强效果意识 讲好中国故事——谈如何提高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电视研究》，2015（8）。

②胡百精：《故事的要素、结构与讲故事的策略模式》，《对外传播》，2017（1）。

③邹广文，刘文强：《文化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学术前沿》，2017（6）。

④曾庆香：《新闻叙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⑤陈燕侠：《中国故事的”中国式”讲述》，《新闻爱好者》，2017（4）。

⑥虞国芳，卫  莹：《新媒体格局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电视研究》，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