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孟光升 王磊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在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本体研究、业务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并具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实现了从零散资料收集到系统梳理再到不断深化、细化;中国广播电视本体研究实现了由广播的特征探讨到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和任务的明确，再到广播电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而广播电视业务的研究具有实践导向、经济导向、技术导向、政策导向等特色，有力地促进了广播电视业务的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 中国广播电视事业 广播电视学术研究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也开始摆脱思想上的禁锢，扬帆启航。1980年10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了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本世纪末，要建成独立、完整、自成体系的广播和电视宣传网，使广播和电视成为新闻舆论中心之一，成为电视教育、科学普及、文艺欣赏和娱乐的重要阵地。”①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广播电视学术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学术论文逐渐增多，从中国知网期刊网看，1978年发表有关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论文只有2篇，1979年增加到22篇，1980年猛增加到64篇。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國的广播电视学术研究成果，发现在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本体研究、业务研究等三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并都有自己的特色。

广播电视史研究：从零散资料收集到系统梳理再到不断深化细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广播电视学术研究最先是从广播电视史开始的，而且主要是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广播事业的关怀和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发展入手开始研究的。这可能与学术界刚经历“文革”思想上还有顾虑而研究人民广播史风险小有关。

1978年，《新闻战线》刊发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和重庆新华日报》一文，介绍了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重庆《新华日报》互相配合，并肩战斗，在唤醒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而奋斗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1979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印了《中国广播史料选辑》（第一辑），大约七万余字，收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部分历史资料：中央有关文件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建和发展的有关资料;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播工作的有关资料;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宣传的有关反映。附录中编入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0年至1949年大事记。同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还专门开展了征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活动，向曾在各解放区广播电台工作过的近五十位老同志发出约稿信，邀请他们撰写有关回忆文章，并且广泛开展了走访活动。征集的人民广播回忆录包括的内容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广播事业的情况;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和各地新华广播电台在战争年代创建、发展、壮大的情况;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和各地新华广播电台编采、播音、技术工作的情况;解放区军民和我党地下组织，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士、国民党军官兵以及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听众收听人民广播的情况等。有关广播电视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如《周恩来同志与人民广播》《少奇同志和广播事业》《关于新华社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日期》等相继刊发，一些著作如《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1-4集）（1980、1983、1986、1990）、《广播稿选——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85）、《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杨兆麟、赵玉明，1986）、《延安之声——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纪闻》（苏力，1990）、《东北人民广播史》（1945.8-1949.9）》（吴少琦，1991）等也相继出版。此后，广播史的研究由人民广播扩展到民营广播、敌伪广播等。同时，一些学者开展中国电视发展方面的史料收集和整理。

随着史料收集和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中国广播电视史的学术研究由零散的资料收集和整理转向系统的梳理和研究，陆续出版了《中国电视史》（郭镇之，1991）、《中国现代广播简史》（赵玉明，2001）、《中国广播电视简史》（乔云霞，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徐光春，2003）、《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赵玉明、2004）、《中国电视史》（刘习良，2007）、《中国电视史：1958—2008》（常江，2018）等著作，这些著作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了我国广播电视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和对社会的影响等。

随着研究的进展，我国广播电视史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不断深入、细化。一是拓展到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林青，2000）及一系列论文;二是拓展到地方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出版了《银川广播电视简史》（王杨宝，2007）、《新疆电视台四十年发展史》（杨洪新，2010）、《厦门广播电视史略：1935～2007年》（2009）、《宁夏广播电影电视编年史》（朱昌平，2014）等著作及大量论文;三是拓展到广播电视专门史的研究，出版了《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郭镇之，1994）、《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1958-2004）》（何苏六，2005）、《中国电视剧产业史》（褚玉琦，2014）、《大陆对台广播史研究》（刘洪涛，2015）、《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6卷）（王卫平，2018）等著作及大量论文。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广播电视史是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取得了突出成绩，实现了从零散资料收集整理，到对我国广播电视发展史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再到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不断深入、细化。

广播电视本体研究：由广播的特征到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和任务再到广播电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广播电视长期沦为报纸的“有声版”与“传声筒”。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我国的广播电视开始迈出“走自己的路”的新步伐。1980年7月，北京广播学院为“适应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将原来的新闻系分为四系一部：新闻系、播音系、文艺编辑系、电视系、语言文学部，“任务是为中央和全国各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培养编辑、记者、播音员”。新闻系设编辑采访专业，播音系设播音专业，文艺编辑系设文艺编辑专业，电视系设电视摄影、电视编辑和电视导演专业。1980年10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提出“广播电视坚持自己走路”“广播电视宣传要改变依赖报纸、通讯社和影剧院的被动局面”“应该象报纸、通讯社那样，成为一个具有不同特点的、掌握着不同的舆论工具的独立的新闻机关。”在此背景下，一些广播电视研究者也开始思考广播电视的本体问题。在1979年至1981年的三年间，《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发表了有关广播电视本体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章20篇。④关于广播电视的本体研究，最先是从探讨广播的特点开始的。当对广播具有自己的特点、应走自己的路形成共识后，又延伸到对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和任务等的探讨和对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建构。

一、广播的特征。1979年，白谦诚发表《广播的特点初探》一文，率先探讨广播的特点问题。他说：“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广播特点也成了‘禁区”;“广播作为一种新闻工具，同报纸、刊物、通讯社、电视一样，都要遵循无产阶级的新闻路线、方针、原则和新闻工作的普遍规律，这是它们的共性。同时，广播又有自己的特点，即个性”;“广播的特点是由无线电波传送声音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所决定的，因而广播兼有无线电和声音两方面的特点”。⑤同年，曹石、杨牧提出，广播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声音”。由此而派生出其他一些特点：传播迅速及时，不受距离的限制;听众广泛，基本不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就宣传效果讲，它靠“说”和“听”而起作用，因此，更富有感染力和鼓动性，同时，由“声音”派生出来的主要弱点是一听即逝。⑥章宗栋则认为列宁将无线电广播比喻为“不要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已经过时，广播的特点只有一个即“仅仅用声音来传播内容”。⑦董启焕则认为，广播的特点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广大地区播送音响节目。⑧康荫、杨伟光、艾丰、春犁、周珂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广播的特点并强调在实际工作中要发挥广播的特点。此外，康荫发表《关于“要自己走路”探析》、曹石、杨牧发表《谈广播走自己的路》、左漠野发表《自己走路 发挥优势》、韩泽发表《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等文章，提出广播应发挥自己的特点。

以上关于广播的特点及“走自己的路”的探讨主要集中在1979至1981年，并很快形成广播因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传输信号和以声音为传播介质而具有不同于报刊的特点，应走自己的路的共识，并进而影响到人们对电视的认识，即电视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传输信号、以图像和声音为传播介质的大众媒体。此后延伸到广播（电视）新闻、广播（电视）评论、广播（电视）文艺、广播（电视）宣传、广播（电视）广告、广播（电视）语言的特点等方面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相继产生了数字电视、高清电视、网络广播、网络电视、手机广播、手机电视等新的广播电视形态，学者们又对它们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二、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任务及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基于广播电视实践对广播电视理论的呼唤，1985年，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发起组织撰写《中国广播电视学》。1986年7月，广播电影电视部召开了首次广播电视学研讨会，开始把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同年10月15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其《章程》中明确要求“开展广播电视的学术研究，促进中国广播学、电视学的建设和发展”，并将编写《中国广播电视学》一书作为重点课题，纳入科研计划。在撰写《中国广播电视学》过程中，撰写人员发现，“广播电视的性质和任务”最重要也最难。于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1988年第1期刊登了《“广播电视的性质和任务”征文启事》，并从第4期开始发表有关文稿探讨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任务问题。1988年5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和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联合召开了“关于广播电视性质、功能和任务”的理论研讨会。从事广播电视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的2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既形成了许多共识，也交换了不同观点。会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刊发了在研讨会上发言的16位同志的发言要点。经过以上的研讨，我国广播电视业界对中国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和任務形成了初步的共识。

1990年，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广播电视的专著《中国广播电视学》出版，它由阎玉任主编，由26位作者历时4年共同撰写而成。全书除绪论外，分为8编40章，约60万字。该书给广播电视下的定义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特定范围播送音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该书认为，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性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广播电视，人民是我国广播电视的主人。简言之，即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广播电视是具有多功能的大众传播媒介。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的社会功能有传播新闻、社会教育、文化娱乐、提供服务等四个，也可细分为宣传、导向、沟通、告知、批评、监督、教育、服务、娱乐九项功能;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的任务可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和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两个层次。总任务就是宣传好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教育、鼓舞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一总任务而奋斗。各个广播电视台以及它们所办的各个节目的具体任务则要在总任务指导下，根据各个时期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要求和工作部署以及其他实际情况来制订。这本著作对中国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任务及相关基础理论问题作出了比较科学的分析和阐释，为中国广播电视学这门新兴学科奠定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理论基础。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广播电视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此后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成果，但大多以该书的理论框架和核心观点为基础。

进入21世纪后，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国际国内传播环境的变化以及导致的传播理念的变化对广播电视理论提出了一些新要求、新挑战。为此，2004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将撰写《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确立为部级重大社科研究项目并正式下达给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但直到2014年由张振华主编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才正式出版。该书立足“当代”，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理论的创新成果，其最大亮点是提出了新的广播电视定义：“广播电视是指以各种电子通信技术与设备为介质，将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信息广泛传播，通过多种终端为受众提供视听类服务的大众传播媒体。”这个定义契合了当代广播电视的形态与功能变化，拓宽了人们对广播电视的认识。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召开后思想的解放，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界由探讨广播的特点开始再到研究中国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和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理论体系，并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广播电视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的广播电视实践，我国广播电视事业不但实现了“自己走路”，而且很快超过原先作为媒介老大的报纸，成为第一大媒体。

广播电视业务研究：实践导向、经济导向、技术导向、政策导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受极左思想的束缚，我国广播电视节目贫乏。广播成为报纸、通讯社的附庸，电视则是缩型电影院，人民群众的意见很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广播电视界的思想逐渐解放，有关广播电视业务方面的探讨、交流也日益活跃起来。1979年9月14日北京广播学院举办建院20周年学术报告会，有六位在广播电视第一线工作的专家作了广播电视业务方面的学术报告;1980年1月，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召开了全省广播剧、广播小说、广播小品创作座谈会;1980年4月，在武汉市举行了山东等五省广播电台记者工作经验交流会;1980年7月上旬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广播戏曲创作座谈会;1980年7月下旬，在上海举行了华东六省一市电台播音业务座谈会……同时，有关广播电视业务方面的研究论文也不断增多。从中国知网上看，1978年刊发有关广播电视业务的论文只有1篇，1979年增长到8篇，1980年猛增长到29篇……;1985年中央电视台还创办了主要探讨电视业务的学术刊物《电视研究》，一些省级广电媒体也陆续创办了探讨和交流广播电视业务的学术期刊，鼎盛时期总数近20家。改革开放40年来有关广播电视业务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且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实践导向性。我国的广播电视业务研究大多紧贴广播电视业务实践，许多研究人员是广播电视业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许多研究成果是广播电视业务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因此我国广播电视业务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导向性。它突出表现在广播电视实践每出现一种新现象、新情况、新问题，就涌现一批围绕这种新现象、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成果。如1990年4月《正大综艺》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特别是1997年湖南电视台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在全国走红掀起了全国各地电视台创办电视综艺节目的热潮，随即也掀起了对电视综艺节目的研究热，有关探讨电视综艺节目的策划、制作、管理、营销方面的论文如《浅论综艺节目制作》《浅谈综艺节目的立意和整体把握》《电视综艺节目的创作走向》《浅谈综艺节目的制片管理》等大量出现，以“综艺节目”为篇名，通过中国知网文献网搜索找到2913篇相关文章;又如2002年1月1日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开播并打出“民生新闻”的旗号后，引起城市电视媒体纷纷效仿，掀起了一股电视“民生新闻”节目“浪潮”，有关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以“电视民生新闻”为篇名，通过中国知网文献网搜索找到1614篇相关文章。

二、经济导向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播电视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企业化管理”要求各广播电视媒体走向市场，参与竞争，赚取运营和发展资金。因此，怎样搞好经营与管理，特别是通过节目吸引受众，提高收视（听）率和收视（听）份额，吸引广告商，赚取利润，成为广播电视机构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我国广播电视业务研究也针对此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涌现了大量有关广播电视经营管理、产业开发，提高收视（听）率、收视（听）份额、吸引电视（广播）广告，以及品牌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数字电视产业经营与商业模式》（黄升民等，2002）、《电视媒体广告经营》（夏洪波、洪艳，2003）、《廣播电视经营与管理》（周鸿铎等，2005）、《中国电视广告经营模式创新研究》（唐世鼎、郭振玺，2005）、《电视频道经营实务》（周鸿铎、夏陈安，2005）、《城市电视媒体经营与策划》（陈接峰，2006）、《电视收视率解析：调查、分析与应用》（刘燕南，2006）、《电视与新媒体品牌经营》（支庭荣等，2007）、《省级电视台经营创新战略研究》（黄著诚，2008）、《电视节目经营策略》（周鸿铎，2009）、《广播经营战略研究》（凌昊莹，2009）、《经营广播》（李秀磊，2010）等著作。而相关研究论文更是数量惊人，如通过中国知网文献网搜索，以“电视广告”为主题，找到9930条结果;以“广播广告”为主题，找到2081条结果;以“收视率”为主题，找到9987条结果;以“收听率”为主题，找到837条结果。由上可见，我国的广播电视业务研究还呈现出突出的经济导向性。

三、技术导向性。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我国广播电视技术飞速发展，广播电视媒体新形态不断出现。而每一次广播电视技术进步和每一种广播电视媒体新形态的出现，都对广播电视事业乃至整个媒体格局，甚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每一次广播电视技术进步和每一种广播电视媒体新形态的出现，都成为广播电视业务研究的热点。如自1998、1999年我国数字电视技术取得突破后，我国逐步推广由模拟彩电向全数字彩电过渡，数字电视也成为我国广播电视业务研究的热点，以“数字电视”为主题，通过中国知网文献网搜索，从2000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底竟然找到26000多条结果。近年来出现的其他广播电视新技术和广播电视媒体新形态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许多都成为连续几年的广播电视业务研究的关键词，如以“IPTV”为主题，通过中国知网文献网搜索，找到3239条结果;以“手机电视”为主题，找到1729条结果;以“3D电视”为主题，找到1222条结果;以“手机广播”为主题，找到643条结果;以“视频网站”为主题，找到4684条结果等，说明“技术导向”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广播电视技术迅猛发展的这个时期我国广播电视业务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

四、政策导向性。我国的广播电视在性质上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党的领导;在体制上属于国有国营，由国家投资规划建设，由政府管理，广播电视的业务方针由政府规定，业务活动受到政府的指导和监督。党和政府通常会根据形势和社会发展需要制定或出台有关广播电视发展方面的政策，而我国的广播电视机构必须毫无保留地落实党和政府的政策。党和政府的政策对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会产生直接而关键的影响，它决定着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广播电视业界还是学界自然会非常关注党和政府出台的有关广播电视发展方面的政策，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会成为广播电视研究的热点，学术界都会围绕政策对广播电视业务的影响进行分析，对政策的落实提出建议等。如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将这一年定为“产业发展年”“数字发展年”，大力推进全国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和产业化，广播电视学术研究中的大量研究就围绕国家的这一政策展开，大量研究成果讨论了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化的历程，产业化实现的障碍和路径，研究推广数字付费电视的困难和对策等，“产业化”“数字付费时代”后被人列为2004年我国广播电视研究的关键词;2010年“三网融合”被确立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三网融合”也成为2010年广播电视业务研究的焦点，以“三网融合”为主题，从中国知网文献网上可以找到1868条结果，为历年最高，“三网融合”也被人列为2010年我国广播电视研究的关键词。有人统计发现，从2004年至2013年十年来广播电视研究的关键词涉及政府政策的达17个，除了2012年，每年都有涉及广播电视研究“政策导向”的关键词。⑨可见“政策导向性”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播电视业务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猛，广播电视业务进步显著，有关广播电视业务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总体上呈现出实践导向性、经济导向性、技术导向性、政策导向性等特征。

注释：①③《全国广播会议提出奋斗目标》，《新闻战线》，1980（6）。

黄 勇：《广播学院将原新闻系分为四系一部》，《新闻战线》，1980（6）。

④杨 靖，陈思劼： 《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 20 年》，《现代传播》，1999（5）。

⑤白谦诚：《广播特点初探》，《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79（2）。

⑥曹 石，杨 牧：《谈广播自己走路》，《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79（2）。

⑦章宗栋：《“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已经不是广播的特点》，《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0（3）。

⑧董启焕：《关于广播特点》，《新闻知识》，1986（10）。

⑨王 勇：《从关键词看十年来我国广播电视研究的特征》，《声屏世界》，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