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

【摘要】 电影艺术就应当不断探索而拒绝墨守成规，新鲜感和创造性是影像艺术诱人的魅力。《无名之辈》无疑是带着出奇色彩而成为年度逆袭的影片。从剧作的多线索汇聚而揭出谜底，到打破好人坏人的一般陈述而令人唏嘘叹息，人物塑造的独特性和细节感人的创造，悲喜剧交织的出色呈现，对于底层人物性格命运描绘的真实生动，特别是带着向上追求的情感表现，这些都使得电影《无名之辈》的表现别具一格。

【关键词】 电影《无名之辈》;创造性;结构出色;精神追求

[中图分类号]90  [文献标识码]A

2018年的中国电影似乎又冒出了一匹黑马，一部叫《无名之辈》的影片出人意料地开启了逐渐上扬的口碑和票房。“国产影片《无名之辈》凭借口碑获得票房逆袭，近来连番上演单日折桂戏码的同时，其累积票房也于28日突破4亿元大关，成为2018年院线的一大‘黑马。”[1]这部影片讲述的貌似一个抢劫杀人的故事，其实却充满了下层人的内心挣扎、奋斗与追求;本来开始似乎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居然相互之间巧妙地构成具有连接延展的一连串的关系，并且形成了阴差阳错的动人性;本以为这只是惊险打斗结合的商业娱乐影片，却没有想到其實是展示人性角逐、探析人心本真的佳作;以为影像中的好人坏人应当一目了然，却发现这里的小人物其实没有简单的好坏，他们只是被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又不免良心不期然而彰显，表现了下层人民希望生活美好的真挚情感。影片中那么多的线索交错勾连、那么多的人物纠葛、那么多的所谓好人坏人的纠缠，最终都汇聚到亲情、肝胆义气、对彼此内心的理解和对幸福生活的巴望，及至为了他人可以毫不在乎地牺牲自己，等等。影片内容表现的丰富一次一次地打动着我们的心。

一、俗众世界的不俗表现

《无名之辈》的非同凡响，是因为其充满了意外的创造性，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捕捉透射：

（一）从某种程度上说，《无名之辈》颠覆了传统的对好人、坏人简单直线式的主观臆想，毛茸茸地复现真实的生活故事，也打破了我们认为人只求活不会求死的常态，却意外地将最终求死不得而升华成为珍惜活的意义的启发性的独特展示。影片把常人道义、实现承诺、人的无穷追求后面的价值意义隐藏在一群下层小人物的内心里，反向地揭开其背面，极端地逼近了生活的一种真实和潜藏在冰面下的人们内心里的各种欲望和生活的细部。在结构上，影片开始在两条线索上同步展开：一条线索是，劫匪打劫手机店不成仓皇逃离，却意外闯入一个瘫痪的女人马嘉旗家里;而另外一条线索是，想当协警的保安马先勇宁死要为老板守着工地而被打，因而招来警察，随后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是那个瘫痪女人的哥哥，当年正是他导致了这场灾祸。两条线索平行展开、错综交织，同时把丰富生活的多侧面做了两个角度的不断映衬。影片构思上奇妙的是，蒙面劫持者自称“悍匪”，却原来只是两个憨匪，他们面对想死而不得的女人却无从下手，既荒诞不经又暴露出其本质上有向善的一面。剧情最终翻转，“悍匪”居然手足无措，瘫痪女在寻死不得的过程中反而抓住主动权，她可以打死行凶者，却下不了手;想死的人绞尽脑汁，最终被“悍匪”所打动，意外地生存下来。悲喜剧的交织竟然给予我们快乐无比的感受。章宇饰演的劫匪“眼镜”受伤上药的情节那般出人意料，让观众乐不可支、畅快淋漓;瘫痪女马嘉旗逼迫劫匪打死自己而不得、于是喝退劫匪别靠近的情节太滑稽可爱，她撕心裂肺地拒绝匪徒替自己换尿布的时候，那一种无助深深地刺痛人心，令人心酸——影片如此夸张，却将人生的百般滋味浸透在鲜活而又荒诞不已的剧情中，让我们一会儿笑不可遏，一会儿泪眼迷离。

（二）《无名之辈》在表现“无名之辈”的下层人的人性和对他们精神褒奖上的出色，无疑是其重要的成功。劫匪是小人物，章宇饰演的“眼镜”和潘斌龙饰演的“大头”搭档，开创了具有深度趣味的鸡肋人物的历史。貌似凶悍的“眼镜”其实却不乏善意，才会憨态可掬地去抢劫手机店而不是近在咫尺的银行。他竟然把手机模型偷回，还振振有词地安慰是没有准备好抢银行，他骨子里就不是悍匪，只是异想天开地试图通过抢劫证明自己的能耐，挣脱平庸，拔高自己。胡广生绰号“眼镜”的由来非常可笑——他曾经拿着死的眼镜蛇充当打蛇英雄，显示其英武。这里，章宇又一次显示了其塑造合理而可笑的小人物的出众才能。大头的重情，建筑商的重信用、逃到半路坚决拉着情妇义无反顾地返回工地，已经不认父的中学生儿子竟然独自一人去为父亲拼争，保安之女马依依独自支持小男友去冒险，还有那似乎不支持朋友的中学生群体涌上工地、为战友死拼的情景等，都令人怦然心动。影片对亲情异于常规的、多角度的处理，实在让人意外。更意外地还有老想当协警的马先勇，他总是遭遇不幸走背字，不是被吊打，就是被当成嫖客而让女儿看不起，可他为了目标憨直执拗而不悔，执着要完成追回枪支的责任。为了当协警，他宁愿用生命来完成理想，当女儿终于理解了父亲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小人物虽然活得别扭但一点也不猥琐的另一面。接着，转折得更为动人的是，劫匪之中的“眼镜”居然爱上了被劫还极力挑逗他、求被打死的瘫痪女;而另一个劫匪大头，却始终眷恋着被常人看不起的坐台女肇红霞。他们为常人的非教科书概念般的爱恋、为满足小人物自得其乐的趣味和貌似不高大上却充满温暖的人间爱恋做了新的注解。

（三）《无名之辈》虽然整体上似乎是世俗的人物和世俗的故事，但绝对不是世俗的构思和表现。影片无论是在情节结构上分叙而归总的技巧，还是对于好人坏人的独特处理，都超越了简单概念的认知表述。小人物如鸡肋的写照准确如真，他们虽然在生活中处处不如意，各有自己的酸辛，但影片揭示出他们都有自己的人性本真、人心困惑与为人的“准则”，最终表现出他们作为人的基本品质，即热心帮助他人和努力承担自己的义务，其爱恨闪耀着光芒。影片巧妙地将喜剧和悲剧交织，构筑出荒诞和正常的悖反，却实在有符合逻辑的、流畅的缝合，从而使情节既令人意外却又合乎情感的需要。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无名之辈》的惊讶要害在于，它虽然表现小人物鸡肋般的生活困境，但没有遮掩他们为自己的目标和情感而真实地生活、铤而走险，人性的本真如此地接地气。章宇饰演的劫匪眼镜，外在彪悍而内在憨傻且不乏善意;潘斌龙饰演的大头，被动屈从，但善良且具有爱心不舍的幽默;任素汐饰演的瘫痪女，坦然挑逗求死，但其实又具有巴望生存的欲望;陈建斌饰演的保安，具有执拗不舍的道义。他们都出色地演绎了各种出彩的小人物形象。影片的悲剧感、荒诞感及对情感表现的真实，都突显了其对俗众世界的不俗表现。

二、精神情感的创造性体现

《无名之辈》让人们为之感动的不仅仅是题材上对小人物的表现，还有从现实表现中洋溢着的向善提升与尊崇正义道德的力量。

（一）精神追求。悲喜剧的结合、荒诞演绎和实在生活的交融，是《无名之辈》非常出色的呈现方式。但最重要的是，整部影片始终都有明确的创作中心，就是在情节纠缠和人物的搏击之中，包含着一种向善、向上的某种暗合人性乃至于值得表现的东西。这些在其他影片中时常是硬性的植入，但在这部影片中却是自然流畅地呈现出来，在人物身上都充满平常人性，却闪耀着温暖的光芒。每个人物的个性都如此地接近于小人物的本性，却又无不呈现小人物身上散发的人性烛光，这种烛光深深地打动着我们。这是由于自身不得已的处境而被埋藏的光亮，也可能是造就他们铤而走险的不祥之光，但在后面支撑的，却永远是动人的人性情感、关爱理解的明媚之光。每一个人的自然生活状态中都充满着一种小人物之间肝胆相照的义气，再大一点就是对自己名誉声望的不惜维持，更大一点可以说是折射着他们身上储藏的一种美好的希望，影片表现出他们为了这些、什么都可以舍弃的一种善良正义的情怀。由此，我们要强调的是，影片极度自然地呈现出了到处给人感动、到处充满真实、到处令人深深叹息的一种情怀。

（二）温暖情怀。在我们已知的习惯中，娱乐搞笑的影像的宗旨就是调笑而不正经。但《无名之辈》却不是单纯搞笑，那种充满了许多正能量的激励，在我们所看到的悲喜剧中稀罕地呈现出意义。悲剧是渲染悲戚人生的，而喜剧是为之调侃取笑性的。但是在这部电影中，温暖却成为主角。在传统的电影中，正面人物所歌咏的都是世界的中心，或者单一化的对象，周围烘托的常常是各种各样的阻碍和艰险丑恶。但这部影片确实整体上呈现出了各种遭遇之中，美好的东西逐一闪现而出。一个号称“无名之辈”的小人物的故事，泛化出许许多多人世间的小人物内心的美好闪光，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小人物很难有很大的理想，也难以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但这部影片挖掘出小人物平凡庸常中不一般的光彩。其次，小人物很难摆脱他们世俗的宿命和不正经的生活状态，但这部影片却让我们看到小人物生存的细枝末节情感的感知、对美好东西的微妙呵护，以及不经意中精神世界的执着追求。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些专事于表现各种小人物的故事，比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以及《乌鸦与麻雀》《万家灯火》等，但是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那种集中表现群体性的小人物性格迥异、却各有自己鲜活的生命和凸显凡俗生活状态的影片了。电影中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的生活轨迹，他们的生活轨迹和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真实可信，他们之间构成的勾连关系微妙耦合，但其实并不是各不相干，却映射成为共同的小人物的不断追求。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性格都有差异，尽管对他们给予展现的篇幅大小有别，但都表现出了他们独特的个性。他们的爱恨、对彼此的关注、内心世界和外在的行为方式、各自的性格逻辑表现，以及对他人的映衬效果等，居然都那样地和谐而互有勾连。影片如此巧妙地把每个个体的表现和汇聚成的与他人的关系和行为，以及每个个体的行为所汇集的围绕一场冲突而表现出来的情感深度，做了入情入理而各有生机活力的诠释，这是非常让人佩服的智慧。

（三）收尾意味。《无名之辈》的追求基于对人的生活处境和精神情感的认知，由此在构架涵容和叙事走向上不同于这一类题材的一般认知，电影表现底层生活却闪现微妙的人性光彩，在许多方面都让人惊讶。比如把平凡的生活描绘得那么真实生动;比如把悲喜剧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荒诞喜剧，但是又表现出一种严肃向上的温暖主题;比如对于现实生活的残酷性进行描绘，但是内里又处处体现出小人物们平凡却不平庸的感知生活枷锁、挣扎追求和可信的努力;比如把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却丝丝入扣、隐隐映射，最终构成了一种纠缠而有目标性的结合;比如在结构上紧张和舒缓的照应表达，相当地出色和到位。

有人批评电影对收尾的处理，其实它是一种出色的情感性把握和技巧显现。这里，不妨对居然把八个人物的出发点巧妙地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有条不紊、相互呼应、逼近于目标的悲喜交织的结局进行分析。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收尾，它把具有不同行动目标的人们汇聚到了一起：1.大头误信红霞约会的信息，不惜和搭档眼镜闹翻，奔赴廊桥;2.此时，红霞已被公安人员押送去廊桥寻找打劫面罩来源的波仔，而埋伏在那儿张望等待;3.波仔因被误解持枪而遭到马先勇劫持、虐待后，他以为是大头指使，愤愤不平地正带着马仔寻找报仇对象;4.马先勇冒名约会大头，他乔装打扮地四处寻找以为偷他枪的劫匪大头;5.房地产商高老板毅然赶回工地要洗刷自己的恶名、找回名誉，却亲眼看到儿子被暴打;6.而此刻，高老板读高中的儿子高翔在无人支持下独自一人奔波到此，他要为父亲惩戒给自己带来屈辱的混混，洗刷他自己的屈辱，而其实他才是真正偷走马先勇枪的人;7.紧接着，喜欢高翔却招致了父亲阻挠的马依依独自赶往廊桥，去阻止她的男朋友，防止其冲动的危险;8.眼镜此时好心地安置了只求一死的马嘉旗后赶赴此地，是要保护和成全他那个从小的搭档大头。

八种出发点交织呈现而聚焦，将剧情逐渐推向高潮。这种构思既有渐渐弄清事实真相的目的，又有阴差阳错的滑稽表现，并且还能不断制造意外的效果。在最后这一个揭开谜底的关头，影片让最核心的人物马先勇与大头、眼镜都陷入了真情显现的关口：马先勇和劫匪对峙，最终受了枪伤，却露出满足的憨笑，因为从精神上他似乎终于找到了丢失的枪，似乎完成了做协警察破案的职责;眼镜安排了马嘉旗的生路，也“大义凛然”地证明了支持大头的爱恋，但急迫中终于开了枪，理应承受他犯罪而应当受罚的结果;大头与红梅的情感居然在这里实现，显出动人的光彩。而马嘉旗活过来，看着墙上眼镜留下的要陪他度过终生的文字，真正获得了“生”的感觉。

在这最后的结尾关头，创作者创设出了出人意料的收尾。也许有人并不满意这样的结局，但显然创作者是有意以展开纷纭复杂的现实和人生、巧妙地强化精神锤炼与人性复苏来期望打破现实魔咒的美好。因为真正的情感和爱是可能隐藏在滑稽捣乱和不雅的行为之中的，人们美好的时候未必都是纯洁的呈现，却可能是因为意外才能真正得到展示。而如老马执着地为了一个目标追去，也许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却其实显露出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在复杂性。饶晓志导演说：“现在的结局是特别温暖的，虽然看起来好像无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但因为每个人都在挣自己尊严，他们只有付出了这些代价，他们才能得到他们的归属和平静。陈建斌如果不挨那一枪，他就没法觉得自己赎罪了，他还会继续奔忙下去，和家人的关系不会舒解;大头要是就那么和姑娘跑了，那只是一时的浪漫，他们永远不会真的踏实幸福。就连章宇有一次喝多了，都开始痛骂我说我不让他死。曾经有一个结局乱枪被打死，他特别想死在这个故事里，他觉得更圆满。但对于我来说那不是圆满，我真的在给每一個人最好的结局。”[2]

三、人物的精彩表现

很显然，这部影片鲜活的人物个性构成了电影少有的群体鲜活性的体现。“《无名之辈》有戏剧导演擅长的‘高度浓缩，几组人物风风火火组成的小社会，夸张极致的困境展现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同时又是一个人不同阶段不同状态的映射。”[2]重要的是，各个人物之间构成了相互紧密的联系，他们相互衬托、相互凸显。

（一）首先是一对憨匪：眼镜和大头。从他们的头盔的可笑，到他们抢劫到的是手机店模型手机，已经显现出这两个抢劫者儿戏般的趣味。而彼此从小结识形成主仆关系，又是民间的主仆跟班小兄弟的愚忠与蛮动。眼镜似乎是哥们的头，大头似乎是追随者，但其实是因为自小的友谊而眼镜自以为英雄，大头总是附和拥戴他。这一次是因为眼镜帮大头惩罚了“梦巴黎”领班波仔，大头自然被动地追随他而懵懂地合伙抢劫。但是两个人的共同性在于都是非常态的野蛮匪徒，眼镜只是出于一种自尊心，不想总是无能而梦想出人头地，但还知道做事要从底层做起。他对自己失误地抢劫手机模型总是用一种语言来加以搪塞，所谓从小事做起才能做大事等等，逐渐显露出一种发育不全的、小男孩般幼稚的底色。因为如此，本质上劫匪并不险恶，所以才有随机选择、仓皇出逃，而遭遇到被抢劫对象瘫痪女的时候，他们还模仿劫道行规进行威慑，却其实不堪一击。妙处在于，劫匪因经验欠缺而迅速翻转为被动的下风，乃至于逐渐地对人的危难处境的理解，最终使自己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这里可以理解的基础是：基于江湖义气的这一对劫匪兄弟不自量力却自以为是，抢劫仅仅是眼镜要显示成人的尊严和勇敢，而大头要取得坐台女，他们采用的方法既不是处心积虑，也不是狠毒到顶。由此，两人构成了一种所谓的狼狈为奸，但其实是一种兄弟情一般的玩闹，因而构成了悲剧中喜剧感十足的故事。从一开始慌不择路腿部受伤，到涂药情节已经让人乐不可支，那种观赏的快乐消淡了抢劫的阴险感。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互为一体，其实是因为大头崇拜眼镜的幽默。但是大头居然喜欢上了歌厅的坐台女，并且从不忌讳身份贵贱，自然是底层人的选择体现。无论眼镜对大头如何，大头总是为自己的情爱沉溺其中而津津乐道。于是，在重要的情节关口，由于手机落在了保安的手上，大头本来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获得了极大的情感激发，两个人的矛盾也爆发。大头死活要去见他的女友，无论眼镜怎么对他冷嘲热讽，浪漫美好的情感弥漫着他全身。他们本质上并不是凶恶之徒，于是被劫者和抢劫人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一种温馨而助人为乐、急着要死与下不了手的双方之间的微妙关系被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情节的发展，劫匪并非要置人死地，他们还试图帮助处在困境之中的瘫痪女解脱痛苦，故事自然就从悲剧向喜剧以至于滑稽剧方向进发，这样一种独特的变化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弥漫的感人和美好。从抢劫而来到感觉美好的那种奇妙的分寸把握，是创作者极其难得的一种构想体现。

（二）劫匪和两个女性的关系：肇红霞、马嘉旗。首先是大头和坐台女肇红霞两人关系设置的动人。坐台女由于波仔胁迫，求助于一厢情愿的大头，大头和眼镜惩罚了波仔，这才有他们拿着那种夸张的摩托车头盔抢劫的嬉笑场景，以至于剧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大头这种不管不顾地深爱坐台女、对于一厢情愿的对象的那种沉溺似的爱，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证明了大头参与抢劫既是为了还哥们情谊，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更主要地还是想为他的女友能争得一份荣光。一直到后面，当收到了虚假的女友约他的信息，大头那份洋溢的喜悦激情四溢，控制不住地要放弃现在的行为。无论这个行为是抢劫的凶狠，还是助人为乐的可笑，都阻挡不住他冒着各种风险朝向心爱的目标而去。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情感故事就占据了上风。而在此之前，因为他有这种情感，所以一再阻止眼镜有可能激发的强烈的出格行为。他成为中间的一种调和剂，是因为他有爱，因此他不能伤害他人。肇红霞作为底层的坐台女，她玩转于消费者之中的行为逻辑与她要摆脱领班的欺辱相符，而由于喜欢大头，她后来带着公安捕捉的抢劫犯是波仔而不是她知晓的大头，这都是一种下层人情感的本能体现。

接着是眼镜和瘫痪女马嘉旗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出乎意料的设计。因为抢劫的笨拙，他們造成把摩托车冲上了树顶的可笑情境，于是落荒而逃，却意外地进入了骂走保姆的马嘉旗家。本来两个男性对付一个弱女子理应轻而易举，既然抢劫就不免粗暴，但是眼镜本身其实色厉内荏，似乎强悍其实内心虚弱，只要有风吹草动，就想借助手上那杆枪，却其实他根本开不出去，他不是真正的劫匪，却是一个虚弱的、不成熟的孩子。而瘫痪女马嘉旗本身就是一个力求寻死、很坚决的女性。若干年前的车祸让她失去了肢体掌控的能力，她脾气暴躁，赶走了保姆而愈发无能为力，因此对所有人包括喜欢她的人，从来不给好脸色，又不畏死，于是对强悍的暴徒哪怕拿着枪也不在乎，更希望他们能一枪解决了自己。这种求死却没有能力的设计，奇妙地让掌握主动权的强悍劫匪无所适从。眼镜以为抢劫和手中强悍的武器足以吓人，却意外遭遇到完全没有想到的、不惧威慑的对手，由此相克相生的关系产生。马嘉旗从冷嘲热讽强势上位，用各种冷言激怒眼镜，因为她的武器就是语言，却反而吓退了眼镜，后来居然赢得了理解。电影将身处下层、无能为力的小人物设定为相互理解的对手，不能不说这种设计是非常巧妙的。影片在这一组关系上凸显出滑稽气息，马嘉旗逼得抢劫犯无可奈何后让他们疲惫不堪，甚至想仓皇而逃，但无处可逃，因为他们逃却就意味着瘫痪女求死的意念得不到实现。马嘉旗似乎回到了高高在上的主人位置，她威胁他们，让他们乖乖地呆在一定范围之内，不敢出门，也不能近前。这一设计的前提复杂而“合理”：劫匪并非真想杀人，只想藏匿，马嘉旗不许他们离开，因为那样就无法帮助自己求死，而无惧死亡的胆量让她不管不顾，于是悲催的只有这两个憨匪出洋相了。剧情的巧妙之处就在于颠倒了原本的主从关系，其实双方都带有一种善意。劫匪不愿意看着瘫痪女马嘉旗去死，又不敢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愿去杀人;而求死心切的马嘉旗越来越剑拔弩张，却又不能得逞。这样，创作者要推出的影片中的一个极其动人的情节就符合常理和逻辑地出现了：马嘉旗忽然小便失禁而滴滴答答地流到地上，顷刻之间局势陡转，要想帮助她的两个大男子被歇斯底里地阻止吓住，因为女性的本能羞辱让她害怕。在这层关系里，双方都呈现出最终的情感。两个男子试图善心地帮助，而她无法接受失去女性尊严的场面。这就将那种人世间的常人特别是小人物的内在情感和本能护佑推向高潮。真正要表现出人世间最真实美好的东西，只有用极端的方式来呈现创造性的情节，才更令人动心。

于是，在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就有了达成条件的助力死亡的天台上的情节。而为了死亡的仪式，为了让马嘉旗的生命有一个闪光透明的告别，劫匪用各种方式满足她生前最后的女性的美，照相的情节忽然变成了令人眷恋的时刻。然而在天台上，这一组照片拍完之后完全是一种常态，人们对生命的眷恋情感弥漫于四周，望着远处，他们完成了所有的这种助人为乐的表现。最后，眼镜把一个耳机塞进马嘉旗的耳朵，她听到美好音乐的那个瞬间，整个剧情反转，进入抒情部分，似乎让她安详地离开人世就是最好的善意，实现寻死也是一种动人的举措。但等马嘉旗再次醒来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自己并没有死去，美妙的音乐让她感到了生的美好，黑板上写着眼镜愿意服侍她后半生的词句。许多人为此泪崩，这似乎不可思议，但眼镜用最残酷的最下层人的这种质朴的情感，来抒发普通人都有的内心美好的东西。这里，创作者其实也是以此来表现所谓的下层人，也是许多“无名之辈”的内心深处细微而动人的情感。

（三）落魄保安马先勇。就个性而言，他具有一种身处下层却执拗追求的性格，他不管不顾、坚守责任与没完没了地想当协警，符合要求不高却自命清高的一类人。他从来让别人觉得稀奇古怪，是因为曾经醉驾开车闹出事故，害死妻子，独自抚养女儿。而那位被劫匪劫住的瘫痪女竟然就是他的亲妹妹。他的行为方式充满了矛盾性：在工地做保安，遭遇开发商落荒而逃而讨债的人们骚扰工地，他不惜以身相搏，似乎是义气行事却知晓讨要医药费。女儿要缴费，他居然赊账拿了水果，却试图搪塞学校收费老师，这让女儿依依大丢面子。但其实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在工地挖出的一把枪丢失，不仅是执念要当协警的动机，而且是为了一种信誉的质朴信念，他不顾一切地追踪那把枪。为此，他竟然讨要人家吃剩的快餐面;为了寻找线索，他至于打入“梦巴黎”歌厅内部，却不幸被当成嫖客现场捉住，甚至还被他女儿发现窘态而打了他一巴掌。这里，下层保安的信念超越了生存本能而成为自己存在的信念！对此，陈建斌理解的是：他身上吸引我的部分，恰恰就是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马先勇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他仍然去挣扎、去奋斗。他认清了生活的本質，但仍然跟命运死磕。哪怕他那么的卑微、那么的糟糕，但他仍在坚守内心的尊严。[3]马先勇的形象塑造摆脱了一些电影中“有理想”人物的俗套，在表现常人都可能有的执拗性格上又强化了质朴的理想成分。而他在爱的情感上也出人意料地憨直而不做作，比如，在看望妹妹时忽然意识到作为兄长的异常愧疚，看到女儿挡在枪口前自己又迅捷地扑到她面前，这些自然的举止都不动声色地表现着没有权势和地位的小人物内心情爱的独特性。他自身的朴实和对理想的坚守不仅最终得到女儿的谅解，也让多少有些厌烦他、认为他不自量力的警察无可奈何地感动。这样一种人物和他人关系的表现，既真实又合情合理。影片因实现真切的人物表现而让观众感动不已。

（四）其他人物关系表现。马依依的性格是因为家庭不幸而多少显得有些孤傲，她瞧不起父亲而难免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于是在中学就有了亲近的男朋友高翔。但是，她最希望得到的是父爱，她瞧不起父亲的某种寒酸小气，却不知道他的内心悲戚和理想。于是，马依依与男朋友之间构成了一种亲近关系，她如他的父亲一样执拗，也一样需要内心的情感。创作者让她衬托父亲的出格，其实也是生活中两代人的性格冲突与理解之间的矛盾，她成为逐步深入理解父亲的比照，也显示了女孩内心深处的执念。在许多人都不相信高翔时，只有她独自前往救助，这就让这一对中学生的情感相互定焦在美好单纯的一面，而不是早恋之类的简单层面。高翔与逃离的父亲的关系也符合人们的期待，面对别人为了讨债、举行追悼会诅咒他父亲的情境，他不能忍受，决计要反抗，但显然没有人赞同的时候，他面对约定时间却空无一人的窘境，依然跌跌撞撞地冲去，其血气方刚、不知深浅的孩子心态和不能忍受侮辱的人的意识合理地体现出来。这种非常态的矛盾状态的父子之情的表现确实少有，但亲人“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感在这种背景下的表现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里，影片动人的场景设计再次触动人心，不能让弱小的身体和群体决斗的意愿，给影片收尾设计的动人场景带来一种希望：一群中学生拿着各种球拍浩浩荡荡地向着工地奔涌而去，再一次彰显出小人物群体之间那种相濡以沫、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情感。影片再次让我们看到，哪怕是中学生，他们心里的情感都具有质朴正义和肝胆相照的成分，对于侮辱人的举动给予反击显然也是创作者的意图。至于高翔的父亲房地产商高老板，因为资金链断裂跟小秘逃亡外地，影片给予他要面子地决然返回工地解决的表现，无论如何评价，也是一种创作赋予的正向态度。

我们无意于对抢劫犯人性的鼓吹，但电影创作者对小人物的精神情感做了少有的、大胆的正向表现，其实现度的动人，是值得肯定的。而由此，其结构处理的独特性和荒诞性造就的对现实表现的悲喜剧特质的出色探索，无疑也是值得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