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忠

【摘要】 2018年，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后，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不到两周，影片就取得了25亿的惊人票房，评分也达到8.9分。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回归的一次华丽转身，也给中国电影开启了新的发展道路和更多的期待。本文试图从美学表现手法入手，去挖掘分析这部电影中所展现出的美感、快感和痛感表达。

【关键词】 《我不是药神》;美感;快感;痛感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灵与肉的离合：物欲快感与理式美感的对抗

在美学发展历程中，哲学家对美感的体验经历了柏拉图时代理性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抚慰精神的纯净之美、康德时代的无利害计较的形式之美，以及黑格尔时代的感性与理性结合的理念之美。我们可以看出，对美的体验经历了美感游离于身体之外又回到了与对象的统一之中的嬗变发展，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身体解放的文化氛围中，身体美感与精神美感更是达到了高度的结合统一。在物欲快感横行的今天，人们在满足正常的吃住等基本欲望后，沉浸在大量的剩余快感中，这种快感建立在物质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基础上。虽然人们可以越来越多地通过物质消费获得快感体验，但我们得到这种快感的同时，越来越欲壑难填。因为我们的审美经验被越来越浓厚的快感文化所包围，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对金钱的欲望、对消费的渴求已经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状态，精神上的恒久快乐已经越来越难以体验到了。

电影中的主人公程勇是一个卖印度神油的小商贩，他有着商人逐利的特点。在刚出场时，程勇的审美理念与精神追求是金钱和物质，他去印度走私抗癌药的初衷也是为了赚钱。在赚到钱后，他开始享受物质生活，吃火锅、酒吧喝酒等细节的多次刻画，无不在验证他内心对物质欲望的深度需求。这时的程勇同芸芸众生中的你我一样，是个平凡的小市民，为生活所压，为金钱所困，对物质与金钱的追求无可厚非，也是人之常情。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两个人闯入了程勇的生活，一个是黄毛，一个是教堂的牧师，这两个人与他的不同在于，他们都是为信仰而活：在牧师心中，上帝是一切;在黄毛心中，他所坚持的真善美和兄弟情谊是排在第一位的。程勇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柏拉图时代的理性美，以及尼采笔下的酒神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关照下，程勇的审美经验开始崩塌，在吕受益死去后，他开始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可珍贵”，开始追求理式世界的大美境界。这种凝神静观之美，柏拉图曾如此描绘：“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数量的优美崇高的思想语言，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1]

而作为电影中的理想主义者，黄毛和牧师是精神美感的坚定追求者。黄毛为了朋友而冒险抢药，牧师为了揭露卖假药的骗子不顾个人安危怒砸推销现场。黄毛曾对程勇为了钱而给病人走私廉价药心存芥蒂。哪怕程勇走私的药已经比原价便宜很多很多，但在黄毛心中，程勇为了钱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就破坏了他理想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完美形象，因而，他鄙夷程勇的为人。

二、程勇的动机：物欲快感、性快感到崇高感的嬗变

尼采认为，艺术的起源在于各种非理性的状态，主要是性冲动、醉和残酷三种因素在人的身上占据优势，于是通过赋予事物以诗意的日神状态而进入“物我合一”的酒神状态，从而使肉体的活力横溢。所有那些造成艺术起源的非理性状态虽有极其精妙的细微差别，但都属于动物性的快感和欲望，这些快感和欲望的混合，在尼采看来，就是审美状态。由于达到审美状态而实现的完满是最高的强力感，可以冲决一切堤防，可以置生死于度外。同时，尼采把追求完美的世界视为审美的最终目的，而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初的原動力是性冲动，他在美学领域中所谓的酒神状态的醉是从这种最初的原动力发展而来，并且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性爱所造成的陶醉，会形成一股强有力的艺术力量，其效果不仅在于感情上的变化，而且在于生理上的巨大变化而带来的强大的变形力量。[2]

程勇刚开始走向贩药之路是因为生活所迫，妻子与之离婚，在无钱付房租和父亲得病无钱医治窘迫下，他急需金钱来支撑立足，改变生活现状。在吕受益找到他，提出希望他走私印度抗癌药的时候，他的动机是赚钱。在和吕受益卖药的过程中，他见到了在酒吧跳钢管舞的刘思慧，并被思慧性感的舞姿和身体所吸引。此时，他走私药的动机当然是赚钱，但赚钱的目的呢，是为了得到物质和享受，更是为了在思慧这样美丽的女人面前获得一种崇拜感，并希望在这种美丽女人的崇拜感中得到一种自我价值的满足。所以，电影中有一个情节就是程勇在思慧跳舞的酒吧聚会，当酒吧经理要求思慧上台跳舞时，程勇愤而掏出大把的钱，要求男性经理上台去跳钢管舞。这时，金钱对程勇来说已经不重要，他要在这个美丽女人面前表现出他的慷慨大度和责任感，以及一个男人的魅力，并在聚会结束时，希望和思慧发生性关系。剧情发展到此，程勇走私仿制药的动机已经变成对性快感的追求。而当他朋友吕受益因没钱买药治疗而去世之后，他的精神得到一种升华，下决心赔本走私药拯救白血病人。这时候，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获得一种崇高感。崇高感是一种审美情感，是人对崇高事物的敬仰、赞叹的情感体验。能够产生这一感情的事物往往雄伟、壮观、具有慑人心魄的强大力量;而且往往寄存了和谐、均衡、节奏、比例等形式美规律，表现为结构宏伟、线条粗犷、变化剧烈的特点。[3]康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提到，“原则”和“大自然”是作为优美与崇高的根本动力机制，优美与崇高相生相成，并且优美最终要依归于崇高。康德认为，崇高感是“绝对大”的事物引起人的恐怖感和继而产生一种超越任何感官尺度的“心意能力”去抗拒恐怖而产生的优越感、自豪感、快感。[4]

在《我不是药神》中，几个主要角色的行为都将康德笔下的崇高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以“一种超越任何感官尺度的‘心意能力去抗拒恐怖而产生的优越感、自豪感、快感”，具体表现为程勇为了帮助贫困的白血病人，冒着坐牢的风险走私药品。此外，他不仅不从走私药中赚钱，还将自己工厂中的利润补贴到药品中。在这一过程中，程勇要抗拒坐牢和丢失自己辛苦赚来的金钱的恐惧，并在这种抗拒中得到一种崇高快感。这种抗拒恐惧而得到崇高感的表现手法，在电影中还有诸多表现，如黄毛抗拒死亡的恐惧、警察曹斌抗拒失去事业晋升的恐惧、牧师抗拒砸场子被打的恐惧等，都是电影角色追求崇高感的体现。

三、永恒正义的胜利：痛感转换与悲剧美的产生

在《我不是药神》中，痛感的表达无处不在。首先表现出的痛感类型是同情感。程勇对患有白血病且经济困顿病人生出道德同情，愿意冒着违法的风险去帮助他们走私仿制药。而警察曹斌身上最能体现出这种道德同情感。作为执法者的曹斌，当然知道在法与情之间要坚定地站在法一边，但他是一个极富情感的人，他为那些吃不起高价抗癌药的病人而落泪，他为黄毛的去世而极度自责伤心。这些都塑造了一个在法与情之间毅然选择情的警察形象，从而打动了很多观众，也成为电影的点睛之笔。其次，影片对痛感的表达还体现在恶意快感的表现上。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里如此表述恶意快感：“也许有利于恶意说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说人性中确实还残存着某种原始的野蛮残忍，某种本质上是自私和虐待狂性质的东西，由于这类东西的存在，人们对于敌人的失败感到兴高采烈，喜欢给人痛苦，甚至从朋友的遭难中得到一种邪恶的满足。”[5]程勇靠走私仿制药赚钱之后，带着自己的团队去刘思慧跳钢管舞的酒吧娱乐。酒吧经理过来让思慧上台跳舞，思慧不愿意，程勇为了给思慧报复酒吧经理的机会，当场拿出很多的钱要求酒吧经理上台跳脱衣舞，贪心的酒吧经理（男性）在金钱的驱使下上台跳起了性感的钢管舞，这时在台底下的思慧，兴奋地发出尖叫，拍手称好，看着曾经压榨自己的酒吧经理上台出丑，她得到了一种报复的快感。

有人说中国的现实主义电影大多是揭露伤痕的，承继了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传统。《我不是药神》导演通过悲剧情节和悲剧结局让观众在痛感中得到了快感体验，在英雄的毁灭中得到了悲剧美的审美体验。这首先体现在对英雄身体的毁灭上，落实到具体的电影角色和情节就是电影中的黄毛为了引开警察、保护程勇，独自驾车企图从包围圈中逃走，最后死于车祸。而黄毛牺牲的悲剧美不仅是他身体的毁灭和生命的消失，也体现在“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的悲剧美艺术手法。导演为达到这种效果，在黄毛牺牲前，展示了他的成长锐变。他剪了痞子气息浓厚的黄色头发，买了回家的火车票，准备回到那个离开了很多年的故乡，回到父母身边，去重温亲情。这样的故事设定，使观众对黄毛美好的未来生出许多期许，但导演很快用一场车祸毁灭了黄毛，也毁灭电影前期在观众心中建构起来的对他美好未来的期许。这种对美好的毁灭使得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得到了情感的体验和崇高感的体验。

电影中文本产生的悲剧美感主要体现在主人公程勇身上。在程勇被抓的时候，和他一起搬货物的白血病人见到警察，便不顾他们“恩人”而一溜烟跑了。程勇看到这一幕，只是愣了一下，便释然，因为他明白这是人之常情、人性的本能;但当程勇看到那些跑掉的白血病人又义无反顾地跑回来时，他哭了，不仅为这些人感动，更为自己感动。他在自己被抓的悲剧中得到了一种快感、一种由人性到神性的抵牾。在電影结尾，程勇坐着法院的车去监狱时，路两旁站满了自发来送他的白血病人，他们不顾空气里的细菌，摘下口罩，以此来感恩他。那一刻，车里的警察哭了，程勇也哭了，观影的观众也哭了，这是电影的高潮，也是黑格尔口中永恒正义的胜利，是伦理实体的分裂与和解。[6]而主人公和观众都在一过程中得到了价值实现和快感满足。

参考文献：

[1]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周国平.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

[3]林崇德.心理学大辞典（上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胡伊然.行走于“优美”与“崇高”之间——小议康德之《论优美感和崇高感》[D].新疆艺术学院，2012.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