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望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不难发现，中国电影无法完全脱离中国文学而存在，根据现当代著名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往往能在票房与口碑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一系列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莫言小说兼具了故事性、视觉冲击力与思想深度，具有被改编为电影的良好潜质。从莫言作品改编电影来看，两种艺术之间的摩擦主要体现在情节框架、主旨与小节三方面。

[关键词]莫言；小说；电影；改编

回望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不难发现，中国电影无法完全脱离中国文学而存在，根据现当代著名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往往能

在票房与口碑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还有一部分改编电影则没能提供给观众一个具有深度的立体世界，反而丢失了原著的精髓，可谓有得亦有失。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一系列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具有文化反叛姿态的莫言始终在创作上力图突破沉重、陈腐的旧文化，给读者创造了一个极具旺盛、蓬勃活力的世界“高密东北乡”，弘扬着人类躁动不安甚至是狂热激烈的生命力，并且在小说之中深刻地挖掘具有神秘、奇幻色彩的元素，使故事洋溢着鲜明、张扬、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1]一言以蔽之，莫言小说兼具了故事性、视觉冲击力与思想深度，这些对于构造一部能够充分发挥影像语言优势，同时吸引足够的观众，并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热度的电影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张艺谋等导演与莫言的成功合作也印证了这一点。从莫言作品改编电影来看，两种艺术之间的摩擦主要体现在情节框架、主旨与小节三方面。

一、叙事框架的遵循

作为一名获得诺奖肯定的文学大师，莫言在文本创作上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如前所述，其小说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故事性，其情节往往跌宕起伏，在保持着自己的先锋姿态，并大胆地在语言、文体等方面进行试验的同时，又不忘在故事上顾及读者的接受，令即使是并不熟悉新感觉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美学范式，甚至不熟悉中国本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读者也都能较好地进入到作者的叙述中来，与作者一起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来观照着人性与外部世界。莫言所设定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爆发的冲突矛盾等都有着驳杂、固有的社会语境，是无法被简单地改动的，因此，当电影在银幕上复现莫言小说时，理应对他所设定的情节框架有较为忠实的遵循。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RedSorghum，1987）在国内外的成功便是明证。电影来源于由莫言的《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五个故事组成的《红高粱家族》，莫言本人也担任了这部电影的编剧。原著中篇的篇幅正好够电影较为完整、有序地将情节层层铺展开来，原著之中“我奶奶”九儿、“我爷爷”余占鳌、李大头等人之间的关系在电影中也都全部得到了保留，而当导演将原著中应有的故事讲述完毕时，小说隐藏在字里行间背后的人文关怀也就呼之欲出了。《红高粱》最后引发的影视圈和文学界的强烈关注，也使得莫言表示能由张艺谋将其作品进行改编是十分幸运的，但同时也要承认小说是电影的母本。在母本这一概念之中显然就包含了电影在情节框架上对小说的依赖。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如若莫言以文本独立的姿态创作小说，那么其作品很有可能与电影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但是反过来，当莫言在创作之时采取了“电影先行”的念头，主动向电影剧本靠拢时，尽管电影也遵循着原著之中的情节，但其最终往往有可能导致的是小说与电影均取得不太令人满意的回馈。这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的便是莫言的《白棉花》。小说于2000年被台湾导演李幼乔搬上了大银幕。电影依然是立足于高密展开的，由于高密县盛产棉花，因此有着棉花加工厂，而厂里的工作是随着季节调整的，在繁忙的季节厂里会招临时的季节工。而一群年轻人便在这样的环境下相识相爱。如马成功爱慕着比自己年长五岁的方碧玉，两人都当过季节工，并在厂里认识了李志高。方碧玉是村支书儿子的未婚妻，同时又被马成功和李志高追求着，高高的棉花垛便成为方碧玉和李志高偷情的绝佳地点。在感情暴露后，软弱的李志高又倒向了孙红花。小说在创作伊始就是基于张艺谋的棉花厂工作经历来撰写的，然而这种先入为主的意识以及莫言本人对棉花厂生活的陌生反而阻碍了莫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至于故事沦为特殊时代和地点中纯粹的爱情纠葛。而最终对小说进行改编的也不是张艺谋本人，而是台湾的李幼乔，因此，尽管在故事脉络上完全遵照原著，在环境上也极力贴近真实，甚至为了传达出莫言“爱情太美，人性太丑”的本意而不惜使用旁白直接念出，但最终电影还是略显呆板，且失去了莫言原本的风格。

二、主旨的简化

诚然，电影在人物设定和基本情节的发展上有必要忠实于原著，不然将会使得整个故事面目全非。但电影同样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以更好地贴合观众的观影需要。这就需要导演对小说进行再创作。莫言本人对于电影导演对自己小说的再创作秉持了一种宽容的态度，早在改编《红高粱》之时，莫言就曾表示：“小说和电影还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就为改编或移植提供了可能性。忠实于原著是比较困难的，但以原著为基础，通过画面，提供给观众别样的艺术感受则是完全可能的。优秀的小说往往是多义的，一部小说经由不同导演之手，可以弄出完全不同的片子，就像一架钢琴在不同的钢琴家手下应该发出不同的声音一样是毋庸置疑的。”[2]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国内外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激赏，与他的小说主旨鲜明、层次丰富是分不开的。在经过早年《春夜雨霏霏》等的锻炼后，莫言笔力愈发深刻、老道，脱离了理性思考是无法完全理解莫言在小说之中包孕的思想的。然而电影首先是一门需要满足不同文化层次受众的艺术，并且与小说可以反复阅读不同，电影的播放过程是一次性的，具有时限的，一旦电影的主旨过于复杂，那么观众就有可能在理解电影时出现偏差，从而电影的感染力也就大打折扣。

以《红高粱》为例，莫言在创作整个故事时是模仿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写法，以“家族史”的意识落笔的。[3]而在这个乡野世界之中最主要的野性故事实际上是民间土匪对于日本人的抵抗，而余占鳌与“我奶奶”之间灵与肉的交合只是主题之一，两人所表现出来的生机勃勃是整个高密东北乡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抗击日寇精神的一部分。但是在电影中，余占鳌与“我奶奶”之间的调情、偷情、杀人、野合以及随后激情四射、快意恩仇的生活成为唯一的主旨。“抗日”这一本身应该被大书特书的，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主题却被有意地淡化了。日本人对于那些“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主人公来说成为一个强大的敌对势力象征，主人公们的反抗与其说是爱国主义之下的行为，倒不如说更是一种接近自然主义的生存本能，或是一种癫狂的暴力的发泄方式，男女主人公在性爱上的迷醉与狂野也同样表现在暴力上，即使日本人不出现，他们作为一群草莽英雄为了生存也同样会去“杀人越货”，只是日本人的入侵使他们的暴力欲望获得了正确的宣泄出口。可以说，张艺谋在这里对主旨的调整很好地把握了莫言对这群既美丽又丑陋的人物的定义，而观众在已经习惯了正统英雄人物、英雄故事之后无疑也会对这一降低了政治负载的叙事感到眼前一亮。

三、小节的变动

电影与小说的区别决定了二者即使在共有主题之下的表达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导演对于电影来说是创作者，但他在面对小说时又是一个接受者，他有自己对原著的解读方式；其次，文字可以出现一定的留白，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填补作者并没有写出的内容，而电影所提供给观众的画面却是必须事无巨细、都要落在实处的，包括布景、服化道以及主人公的表情、动作等，而一些原作者明确提及，但是导演认为并不适合视觉展示的小节，则有可能被删改或以更为隐晦的方式进行表现。总之，电影导演在遵循了原著的骨架之余，还需要根据自己的构想赋予原故事骨肉，这就有可能造成电影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上与小说之间存在差异。

以《红高粱》中的罗汉为例。在小说之中，罗汉是以一个老实本分的伙计形象出现的，他对于“我奶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我奶奶”辛苦操持整个烧酒作坊之时，罗汉出了力，心甘情愿地为“我奶奶”做着维持酒坊经营的日常事务，如勤勤恳恳地帮“我奶奶”照看骡子，不愿意让它们落在日本人的手里等。他的动机也十分简单，因为对于他来说，“我奶奶”就是他的东家。另一方面，罗汉又在维护“我奶奶”的感情之上尽了心。当一众伙计在背后偷偷议论“我奶奶”克夫时，是罗汉有意识地帮她远离这些流言蜚语，可以说，没有罗汉，“我爸爸”就无法在一个较为正常的环境中成长。莫言在塑造这一人物时并没有给予他过多的光环，因为整个具有奇幻色彩的高密东北乡是封闭的，只有封闭才能使其中的种种传奇合理化，而唯一的外来者则是日本人。但是在改编成电影之后，罗汉这一人物形象被添加了许多细节，更为立体，也更具传奇性了，电影中的罗汉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了进一步营造电影的惊心动魄之感，电影中在表现罗汉的死因时还特意表现了他被日本人活剥人皮的场景。坚定的信仰、具有前瞻性的政治觉悟和惨烈的死法也使得这个人物不仅仅让人同情，更让人敬佩，但这也不能说没有导演向意识形态妥协，制造视觉噱头的元素在内。

又如在2003年上映的《暖》中，电影与原著之中也存在诸多小节上的区别，但并不影响整体的叙述。如导演霍建起删去了原著之中重要的“狗”意象。[4]原著名为《白狗秋千架》，莫言在撰写小说时的灵感也是来源于狗，并且在小说一开始就特意从高密东北乡特产的某种白色的大狗引出正文，男女主人公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在白狗的引领之下实现的。莫言正是想借助狗的纯种与否的问题来探讨人性的退化。但是在电影中，狗意象彻底消失了。这是因为霍建起刚刚浓墨重彩地表现了《那山那人那狗》中的相同意象，霍建起认为狗对于人类情感的促进作用已经被自己挖掘得较为深入，因此不必在《暖》中再对自己进行重复。而有关“秋千架”的细节也被导演修改了。原著中的暖在秋千架上摔下来之后瞎了一只眼睛，从此才颇为认命地嫁给了村里的哑巴。在小说之中，这样的设定是能让人感受到血淋淋的残酷的，尤其是暖原本爱慕的是一个极为英俊的戏班武生，但是在电影中，这样对于演员的形象以及观众的观感无疑会带来诸多不适与不便。因此电影中摔伤的情节被改为暖成了跛子，同样是在残疾中错失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也依然能够获得观众的同情。

文学与电影之间复杂且重要的互动互生关系是难以在三言两语之间阐释清楚的。人们必须承认的是，目前在电影领域之中，从文学改编而来的电影作品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镇，这些作品不断唤起人们的热情，实现着将受众从“读者”到“观众”进行转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对于改编电影的考量也是一窥当前对文学作品价值评判标准的一个重要坐标。对根据莫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进行分析，从中不难看出，电影与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叙事上的内在一致性。整个改编过程可谓得失互见但最终瑕不掩瑜，导演或是主动追随原著的情节框架，或是根据电影的表意特点而在主旨和微小的细节上进行恰当的修改，最终实现故事的推广与传播，共同扩展着文学与电影的发展空间，当作者与导演进行艺术上的合作后，观众也得以进入一个更具魅力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王玉德，尹阳硕.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莫言小说——兼述莫言小说获奖原因[J].学习与实践，2012（11）.

[2]莫言.也叫“红高粱家族”备忘录[A].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国电影艺术编辑室.论张艺谋[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192.

[3]陈春生.在灼热的高炉里锻造——略论莫言对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借鉴吸收[J].外国文学研究，1998（03）.

[4]纵瑞霞.《白狗秋千架》与《暖》——从莫言小说到霍建起电影的审美嬗变[J].四川戏剧，2006（02）.

[作者简介]华静（1982—），女，河北定州人，河北美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