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峥

摘 要：吴为是中国当代女作家张洁所作长篇《无字》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不同于旧社会封建妇女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女性代表，是新时代中已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作家，但她最终却依旧难逃传统女性的悲剧命运。究其原因有三点：一是男性对女性命运的创造与设计，吴为依旧身陷由男性主导、被男性监禁与压制的男性中心文化社会中;二是女性主动将“他者”内化为自我主体意识，女性自身主动“受禁”;三是吴为的“非自觉”写作再次将女性囚禁于男性统治之下。前两个因素是男权统治社会中所有女性悲剧命运的共同特征，第三个因素则是吴为悲剧命运深层根源的特质，正是这一点将其更牢固地囚禁于“被禁”与“受禁”的双重束缚中。

关键词：吴为;女性命运;男权中心;“非自觉”写作

吴为作为新时期的一名女性，体现了在主张男女平等的新社会这一大背景下，自我主体意识觉醒之后的女性命运;吴为作为一名女作家，代表了女性在新时期的“发声”，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拿回了自己的“话语权”，拥有“写作”自己的权力。

然而，作为一名自我主体意识觉醒了的、掌握了“话语权”的女性，吴为最终还是难逃第一代女性（墨荷）和第二代女性（叶莲子）所代表的女性悲剧命运。女作家吴为的悲剧命运不僅体现了父权制社会下男性中心思想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压制、塑造和扭曲，还体现了在新时代里已经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女性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男性对女性身体和情感的压制与塑造已经被女性内化为自身的生命意识，男性对女性进行“定义”，女性则以自身的所有生命体验来实现这一“定义”。

一、作为“囚徒”的女性

女性悲剧命运的首要因素是由男性主导的，即男权统治下男性对女性的“囚禁”。女性被监禁于男性中心文化的牢笼之中，女人的命运由男人创造、设计并被男人所主宰，女性成为男权统治下的“囚徒”。

在《无字》中，三代女性的命运始终都由男性所掌控：第一代女性墨荷，因父亲的“随意”而嫁给了从未谋面的叶志清，沦为叶家的“生育工具”;第二代女性叶莲子，因丈夫顾秋水的抛弃，而逐渐成长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女性，但她却是“从一而终”男权思想的忠实捍卫者;第三代女性吴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胡秉宸的“女儿”，但这个“女儿”不是五四时代的“弑父”儿女，而是“父亲”权威的绝对拥护者和顺服者。胡秉宸是吴为一生的核心，为了他吴为甚至抛弃了母亲叶莲子和女儿禅月，抛弃了“女性同盟”，最终陷入孤立无援之境。“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的命运。他们不是根据她的利益，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设计，出于他们的恐惧和需要，来决定女人应当有怎样的命运。”墨荷的悲剧是封建社会男权统治下女性作为“性工具”的囚徒命运的必然结果;叶莲子是被男权中心文化“从一而终”封建思想监禁、压制一生的囚徒;吴为的童年受到父亲顾秋水（性）暴力的深刻影响，成年后的吴为则依旧是被禁锢于男性中心文化社会藩篱之下的囚徒。

男权统治藩篱下女性的“囚徒”命运主要体现在胡秉宸对待吴为的情爱态度的变化历程中。首先，胡秉宸与吴为的“缘分”开始于胡秉宸的“兴趣”。他人对吴为的种种负面评价如“破鞋”“婊子”等及“私生子”问题让吴为在胡秉宸的心里凸显出与众不同之处，这些“定义”在此时的胡秉宸看来不仅不是吴为的缺点，相反却塑造了吴为的神秘性，“男人甚至喜欢女人的缺点，只要这些缺点能引起神秘感”。在胡秉宸与吴为的爱情萌芽之初，是男性处于主导地位，掌握主动权，吴为则处于被动的“他者”地位。其次当吴为以作家的身份成名时胡秉宸才真正展开爱情攻势。“女人不仅满足了男人的社会虚荣心，她还是一种更深层自尊的根源”，吴为只是满足他虚荣心和自尊感的工具，胡秉宸从未真正欣赏、崇拜过吴为，因为“只有女人才会崇拜一个男人，而男人只能把玩女人，却不会崇拜一个女人”。吴为自始至终都是胡秉宸满足自身利益的工具和牺牲者。然后，当吴为独自身陷白帆与众人联手的政治漩涡中难以支撑时，胡秉宸也只是在反复权衡了自身利益并确认了自己的利益无大损之后才正面与吴为“并肩作战”。最后，当胡秉宸想要和白帆重修于好，回到自己曾经的政治团队中时，他对吴为的态度又发生了改变。胡秉宸在琢磨着和吴为离婚时，还不忘利用吴为的一切可利用资源来满足自己的利益（通过吴为的手将自己写的书打印成稿，并希望通过吴为的外国女婿而将此稿出版成书，以使自己留名青史）。此时吴为身上的种种“定义”也由“兴趣”变为“缺点”，因为“当男人不再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她们已往的风流账，便永远是他们的杀手锏”，这也是男人让女人“下岗”的手段。

与此同时，胡秉宸为满足其自身利益也对吴为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当他由于好奇而想要更多了解吴为的时候，他写信对吴为表达好感，在被白帆初次发现后，胡秉宸为了推卸责任而与白帆联手写信警告吴为，甚至想要当众羞辱吴为;当吴为与他保持距离，又成为著名作家时，胡秉宸通过写信、电话展开追求，甚至以“装病”来挽回吴为;当胡秉宸与吴为的爱情公之于众并引起巨大纷争的时候，胡秉宸也是通过自己的“病者”身份和“情书”而让吴为心甘情愿独身一人冲锋陷阵;当胡秉宸与吴为离婚后，胡秉宸多次去找吴为倾诉白帆对自己的苛刻，呈现给吴为一种“病弱者”的姿态以此来博得吴为的同情与抚慰，这都是为了满足胡秉宸自我的私欲。

在胡吴的婚恋关系中，胡秉宸是永远君临于吴为之上的男性主导者，吴为则始终处于被禁锢、被压制的处境，是作为“囚徒”的“他者”。胡秉宸创造、设计着吴为对他的爱情，规范并引导着吴为对他的崇拜与臣服，胡多次通过扮演“病弱者”的角色来达到其与吴为暧昧、结婚、离婚的目的。男性不仅监禁着女性的身体，而且还洞悉并控制着女性的心理，胡秉宸正是利用吴为的女性心理特质，才能通过一次次的“装病”来满足自己私欲，两人婚恋关系的开始与结束都处于胡秉宸的设计之中，导致吴为悲剧命运的直接因素就是女性的“被禁”。男性根据自身利益来设计女性的命运，主宰女性的命运却又并不对其负责。

二、作为“狱卒”的女性

作为成长于新时期的女性，吴为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已经觉醒，这一觉醒本该使以吴为为代表的新时代女性走上和母亲们不同的光明道路，然而这一觉醒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她的悲剧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假”觉醒加重了女性内心对男权思想的认同，暴露出新一代女性在表面的“反抗”之下所隐藏着的“臣服”灵魂，在吴为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被困于家庭中的囚徒命运又是如何使她变成了自身的狱卒的”。因此，女性自身的主动“受禁”是导致女性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女性潜意识中将“他者”内化为自我主体意识，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男权统治的帮凶，成为囚禁自身的“狱卒”。

首先，体现为女性对自己无足轻重地位的沉默认同。“男性统治将女人视为其存在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的象征客体，它的作用是将女人置于一种永久的身体不安全状态，或更确切地说，一种永久的象征性依赖状态：她们首先通过他人并为了他人而存在，也就是说作为殷勤的、诱人的、空闲的客体而存在”，女性心甘情愿沦为“第二性”的“他者”地位，沉溺于这种地位之中而无所感知，甚至当其已经有一定经济独立能力之时，却依然将自己视为低于男性、依附于丈夫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女性作为“他者”的劣等性，并不是因为女性处于无足轻重之地位，相反，正是由于她无足轻重的地位才造成了她的劣等。吴为（女性）将自己视为胡秉宸（男性）世界中最低等的“他者”，将自己定位为最无足轻重之人，吴为“在看待自己和作出选择时，不是根据她的真实本性，而是根据男人对她的规定”。“他者”观念已经被女性内化为自我主体性，女性成为男权中心思想的帮凶。

其次，女性的“奴性意识”进一步促使女性成为自身的“狱卒”。吴为的父亲顾秋水学会了乖巧而做了奴才，吴为的母亲叶莲子也当了奴才，因此“吴为一生都对‘奴才特别敏感，也拒绝再做一个‘奴才，可事实上，奴性已渗入她的骨髓”。在吴为身上可以发现她已经把胡秉宸看作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吴为有一种“骑士”情结，从小就崇拜“骑士”，因为她认为“骑士”都具有保护自己女人的优良品格。然而在吴为一生中，在她和男性交往中，吴为自己却反串了“骑士”这个角色，充当起“骑士”保护爱人的职责。综观吴为与胡秉宸纠葛三十多年的爱情，甚至在两者的婚姻家庭中，吴为不仅心甘情愿做胡秉宸的全职保姆（“奴隶”），承担起生活的所有开支，甚至对待胡秉宸的家人和朋友也以“奴颜婢膝”之态，可见吴为“奴性意识”之根深蒂固。

女性对自我作为“他者”客体的无足轻重地位的沉默认同和女性主体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使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具有不彻底性，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男权统治的帮凶。女性不仅是男权统治下的“囚徒”，其活动空间被禁锢在家庭中，而且更逐渐成为囚禁自身的“狱卒”。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不彻底性将女性限制于更严酷的“受禁”之中，这才是女性获得真正解放和独立自主的最大障碍，正如张洁在《无字》中所言“自一八七九年的娜拉出走到现在，女权主义者致力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斗争已经一百多年，可谓前赴后继。岂不知有朝一日，直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时候，她们才会发现，女人的天敌可能不是男人，而是女人自己，且无了结的一天，直到永恒”。女性的“受禁”不仅是男权统治下女性“囚徒”命运的一种体现，而且这种女性主体作为“狱卒”的囚禁所发挥的壓制与规训效用要远远大于男性对女性的直接监禁。因此，女性悲剧命运的主导因素是女性的“受禁”，是作为“狱卒”的女性将“他者”内化为自我主体意识。

三、“女性写作”可以改写女性命运吗？

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其摆脱“他者”地位的第一步，社会的发展为女性掌握“话语权”创造了有利的现实环境。“话语权”是女性书写自身的必要前提，通过“话语权”的掌握，女性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这一声音是否是属于女性的、以女性自身利益为本位的独立之声呢？吴为通过“写作”使自己从社会底层走入上层，并因此而得到胡秉宸和佟大雷的热烈追求。“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使吴为摆脱了一直以来扣在她头上的“破鞋”“婊子”等污名，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私生子”的历史问题，使吴为受到他人的尊敬，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已经拥有一定“权力”的女作家最终还是走上了无路可走的悲剧末途呢？

笔者认为，吴为的“非自觉”写作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深层因素。吴为自我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不彻底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她写作的非自觉性，“写作”并不是吴为作为独立女性觉醒后所自觉、主动进行的，而是在男权文化深层内核孕育下，在现实处境的逼迫下被动进行的。虽然吴为的确拥有“女作家”这一社会身份，但是其“写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她的“写作”受到男权中心意识的影响与规约，缺乏女性主体真正的独立性。吴为虽然拥有“话语权”，但由于其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不彻底性和写作的非自觉性，她所发出的声音在本质上就不属于女性的独立之声，所以吴为最终也不能“改写”自己被男性设计和主宰的悲剧命运。

吴为的“非自觉”写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吴为缺少写作的自觉意识。吴为为了躲避胡秉宸的出尔反尔和反反复复的折磨逃离到荒山中，而吴为却对叶莲子说是为了去寻求创作的灵感，好好进行创作，如果只是这样，似乎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吴为对写作的热情和忠实，但是胡秉宸仅仅一个装病的电话就让吴为放弃了所有的初衷，立刻飞奔回去，此时的吴为可以说早已经把“写作”抛到了九霄云外。胡秉宸的“绝情”让受伤的吴为抓住“写作”这根稻草，让她意识到自己还有“写作”这条路可以走，写作也就成为吴为忘却情感伤痛的有效途径，然而，胡秉宸仅一个装病的电话就使吴为完全忘记之前从胡秉宸那里所受的一切折磨，“写作”这根救命稻草自然也被此时的她所遗忘。二是吴为并没有把“写作”当作书写女性真实生命体验的独立之声。她没有要通过写作来“改写”女性被男性设计、创造和主宰之命运的自觉意识。吴为的“写作”仅仅是维持一家人生存的必要手段，是改变底层贫民穷苦命运的方式。新时代环境下的吴为的确获得了“话语权”，拥有了写作的权力，但是吴为却依然没有讲出女性自己的“话语”，男性（胡秉宸）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写作”在吴为心目中的位置。胡秉宸是吴为一切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的中心，吴为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胡秉宸（男性）而展开的。吴为由于自身思想深处的“奴性意识”，使得她对胡秉宸甚至是对胡秉宸的朋友和家人都“奴颜婢膝”，为了满足胡秉宸的无理要求，她甚至可以放弃“写作”。如果不是因为她和胡秉宸婚姻家庭的一切开销都由“写作”而得，那么“写作”或许会被吴为完全抛在脑后，更枉论通过“写作”来“改写”女性被男性设计、创造、主宰的命运，这种非自觉写作是不可能改变吴为（女性）被胡秉宸（男性）主宰的悲剧命运。即使吴为最终与胡秉宸离婚，她可以专心于“写作”，这种不彻底的主体意识觉醒和“非自觉”写作决定了吴为最终只能走向“发疯”的悲剧命运。

从吴为生命历程可以看出女性命运始终被缠绕在“被禁”与“受禁”的双重束缚中：一方面男权统治下男性根据自身的利益去创造、设计并主宰女性的命运，女性是被监禁、被压制的“囚徒”;另一方面女性由于其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和对自己无足轻重地位的沉默认同使她们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相当不彻底，女性又处于主动“受禁”的束缚中，成为监禁自身的“狱卒”，成为男权统治不自觉的帮凶。与此同时，吴为作为新时代已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女作家，非自觉写作再次使女性陷入“受禁”的束缚中。那么被限制于“被禁”与“受禁”双重束缚之下的女性如何能摆脱悲剧命运呢？墨荷、叶莲子、吴为这三代女性的生存史告诉我们，女性只有获得物质经济上的独立，女性主体意识获得真正彻底的觉醒，才能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掌握“话语权”并发出自己“独立”之声的女性写作才能够“书写”女性的真实生命体验，“改写”女性被男性设定和主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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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