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丹

摘    要： 本文旨在不同语境下用比较视野，通过古今对比与阐释，从写作本体：文与质关系的认知、写作主体价值观的转变：从修身养德的写作观指向经世致用与功名化的异己写作观、写作教育实践观：个性化教育、行与知关系的反思三个角度观照中国语文写作教育观的动态变化过程并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 古代    现当代    写作    教育观

在中国古代教育中，语文尚未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但语文写作教育观却渗透在古代教育中，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现当代语文写作教育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古代具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语文写作观在论争与变化中不断被关注。从中国语文写作教育的源头出发到当今的语文写作教育的比较研究，可发现古代的写作教育虽无完整的体系，但其中渗透的写作观却是一面反观现代写作教育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观照现当代带有功利化色彩的语文写作教育：现当代的语文写作教育观仍有八股遗风，与两汉（察举制）、隋唐（科举制）时期的指向经世致用的写作观有异同之处。笔者先从文与质的角度简略地阐述对写作本体的认知，再从写作主体的价值观和写作教育实践观的层面展开比较研究。

一、写作本体的认知：文与质关系的认识

关于写作“文”与“质”关系的论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认为文以载道，文章是言语的集合，言语是心灵的外化。文与质是一体的。孔子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里孔子认为文与质并非相分隔，虽然属于不同的范畴，但具有同一性，孔子认为写作中的“文”与“质”，即形式和内容是相互统一的，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

胡适在1917年11月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到“八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需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的写作观认为言与物是分隔开来的，而非一体，提出“言”中要有“物”。当代学者江弱水接受西方文学现代性思想，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并提出：“现代性写作首要的问题，不是言之有物，而是要让言成为物。”认为梁岱宗的“有什么样的思想才有什么样的文字是不准确的”，还应该补充说“有什么样的文字才有什么样的思想”。认为文字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本身，文字语言本身就是由作家进行自我创作产生的，表现出他们个性化的情感体验和逻辑思辨，即语言文字就是创作本身。

二、写作主体价值观的转变

从修身养德的写作观指向经世致用与功名化的异己写作观中国语文写作教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在古代语文教育的“言文教育期”（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期），早期学校“庠”开始萌芽，庠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雏形。《说文》言：“庠，礼官养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直到“古文教育期”（奴隶社会中期到1904），教育的导向都是指向自我内在的德智修养。《礼记·大学》的开篇提纲挈领地阐述了西周时期官学教育的语文教育总指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具体展开便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古代语文教育，重修养德性，对语言工具技巧不太重视。强调通过教化涵养人性，最终达到“治于人”的目的。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换言之就是德行是言语的充分条件，言语与德行并不存在充分必要的联系，因此德行是根本，儒家重在养德，轻于言辞。这也是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又一诠释。孔子评价《诗经》言：“思无邪”，也是从德行角度出发的。孟子亦言：“我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扬雄言：“君子不言，言必有中”，养德在这一时期被推到了一个制高点。后代苏轼也提出类似的“文如其人”的说法：“子由之文胜朴，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知;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人也。”章学诚亦认为道德是立言的根本，提出“文德”，“强调集义养气，主张文人必须读书服古，义理充积于中，使自己的道德学问达到一定的高度，从而有效地驾驭文气”。可见这一时期的语文写作观将道德与创作进行了紧密的联系。

先秦时期，写作指向个人，是悟道、养德。两汉时期，写作指向政治、功名，附上功利化色彩。汉文帝确立了选拔官吏的制度——察举制。其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个科目。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经学为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选举制的兴起，使得先秦儒家的教育观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正如颜之推所言：“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三、写作教育实践观：个性化教育、行与知关系的反思

为什么文学创作在唐代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历史高峰，不仅数量繁多、题材全面，而且艺术手法精湛，影响广泛？与当今写作教育区别是什么？通过比较，盛唐时期出现了“亦官亦隐”的独特生存方式，进行“漫游式”的文学创作，这对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和自由化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现象与盛唐君主为礼贤纳士，粉饰太平而热衷于招募隐士、逸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为文人创作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还开辟出了一条“化进”的终南捷径。这种隐居方式，是当时文人追求与自己的审美理想相契合的一个途径，也是文人为了获得心灵宁和与纯净的一种途径。盛唐虽也有类似察举制的干谒制度，但仅仅是作为对尚未完善的科举制度的一个补充。盛唐的诗人在亦官亦隐的环境中，展现唐代文人特有的时代精神，正如葛晓音所说：“盛唐文人那种平交王侯，傲视权贵的意气，高谈王霸，经邦济世的大志，对自身才能的充分自信，维护人格尊严的理想，以及敢于抗议现实的不平勇气，与它们在干谒中坚持的‘至公之道的原则密切相关。”

现代的教育环境相对封闭，与唐代开阔的创作环境不可比拟。相比之下，当今学生比较缺乏自然轻松的生活体验，作文的评价标准较为单一。在唐代有“题壁诗”的独特形式，融创作与评价为一体，同时也是一种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评价机制”，这种“机制”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另外，这种文学创作交流，极具个人色彩。现当代的模式化语文教育着实令人担忧，不仅淡化了学生个性化创作，千篇一律的问答与应试写作，而且使学生对自我独特的情感体验甚至产生了麻木感。许多学生经历十几年语文写作学习，却仍不会进行真我与本我的表达创作，这当是语文教育界亟待反思的一个问题。

关于教育中个性化的提出，鲁迅是先驱者，他一直致力于探索国民性，提倡追求国民的个性解放。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争存天下，首在立人，人立而后万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批判封建教育的本质是奴化教育，认为是灭绝人性的。鲁迅提倡独立思考，用个性化的视野创作、领略和评判文学。他在《而已集·读书杂谈》说：“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谈世间的任何一本书。”足可见不能让学生处于接受规则与约束的被动地位，而应使学生主动观察、积极探究，这与考试评价机制的确立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关于语文写作教学中行与知的关系认知，陶行知反对王阳明先生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认为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举例说明，如孩子烫手才知道水是热的。他对现代教育知行关系进行了进一步反思，创作仅仅凭借博览群书的“知”是不够的，还要结合学生个体个性化的解读和情感体验，这是“行”。今天的写作教育是重“知”轻“行”的，丰富的体验对创作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激发学生言说欲与本我写作的一个重要途径。梁启超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及欧洲文明未兴以前，皆是纸的学问，读古人书，不外模仿与解释二类，所学专门印证古人，食而不化。”提出中国语文教育的弊端：“教师之教也，但使学生能读能解已尽其事，不问其他;学生之学，亦志在能读能解，可以考取最优等，不问其他。”古代扬雄早就认识到：“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次也;咸无焉，为众人。”朱熹言：“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长。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黄瑞夷层跨国界比较，通过教材课后习题的比较，认为美国语文的学习重在实践，“课文的学习不仅是理解，更是使用，用语文去读生活的是此教材的主旨，其诸多问题都是培养学生的多元思维与创新能力，增强学生收集、整理素材以及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实践能力，语文的工具性名副其实”。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与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均提到了要讲求写作的实用性和应用性，其中的《奏定中学堂章程》要求写作：“以清真雅正为主：一忌用怪癖字，二忌用涩口句，三忌用发狂妄议论，四忌袭用报管陈言，吾忌空言敷衍成篇……各取与各科学贯通发明，既可易于成篇，且能适于实用。”新课改虽强调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点，却疏忽从教材的角度对学生写作实践体验进行系统化的训练，语文写作教材仍然存在习题训练与社会生活脱离的弊病。

通过古今语文写作教育观的比较，关注写作主体价值观的动态转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时代背景、制度等因素对语文写作教学的影响，推进语文教育改革，而对写作教育实践观的研究则为写作教育实践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具体的路径。

参考文献：

[1]李壮鹰编.中国古文论释林·清代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29.

[2]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43.

[3]葛晓音.诗歌的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