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希

(山东大学 《文史哲》编辑部， 山东 济南 250100)

站在当下时代，回首改革开放四十年，思想界面临的无以回避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是我们应当从开始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中汲取什么营养？又当汲取怎样的教训？更有必要思考，我们当下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性质的时代？这个时代涌动着怎样的社会思潮？它们与四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应当怎样统合这些思潮，以使之凝聚为最大程度的全民共识与前行的合力，以利于中国社会当下与未来的发展？

一

我们当下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涌动着怎样的社会思想与思潮？

总体上看，在国际层面，虽然时有波澜，如中美间的贸易纠纷，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类似中美贸易纠纷，不过是人类和平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国际经贸关系现象。因此说，我们仍处于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在国内层面，虽然进入新时代，但宏观地看，我们仍处于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与区间，我们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诸领域，仍处于大转型的总体进程之中，转型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之所以如此定位，是因为我们仍跋涉在改革开放的总体历史进程与大转折进程之中。也因此，不足为怪的是，这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思潮与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多样的时代。

以下是在微信群流传的一则感慨，相信有此体味与况味者大有人在：

“今年是我们考大学41年，进大学40年，老同学再聚首，唏嘘之余，也发现彼此由于身份不同、经历不同、信息渠道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也很不相同。这倒也未必是与人品有啥关系，而在于我们其实一直缺乏对事实和常识的尊重，导致对几乎一切事情的共识缺乏。……我们这一代已经大多退出历史舞台了，不知未来的青年人会怎么样……”

当下社会思想观念和思潮的对立状态，虽然呈现出的样貌各有不同，但窥其底色，概其大端，绎其要旨，主要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1〕与世界主义的对垒；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冲突；新权威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对挑；社会公平与效率优先的对立等等。而所有这些思潮的涌动与冲撞，已经越来越沉重地牵绊着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步履，亟待予以正视和纾解。

按理说，既然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如此清晰，我们的历史使命如此明确，国人应凝心聚力，朝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戮力前行。与之相应，人们的思想意志该当高度齐整，和合如一。但整个社会所呈现出的观念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以多样、多元甚至极化、对立的态势存在于不同阶层之间，甚或同一阶层内部。思想观念的多元分流和错综交织，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共有现象，春秋时代如此，文艺复兴时代亦如此。因此，我们不能企望谋求社会思潮的整齐划一，这在事实上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在社会大转折时代，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多样态呈现虽属正常，从当下社会思潮的发展态势来看却并非如此，而是加速趋向于对立态势，难见共识，这不免令人深感不安。

那么，社会思潮出现这一态势的原因何在？窃以为，其直接的社会原因，在于社会各阶层未能公平地分享改革红利。比如产业工人阶层利益的整体性失落，即是一个典型。解放后事实上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工人作为一个独立阶级事实上已经不存在，而只是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因为它已经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架构和集体性社会诉求。因此，再用阶级分析法来看待国企改革和工人命运，无疑属于形而上学的僵化思维。正是失去了作为阶级的整体性和以之与权力相抗衡的政治资本，工人阶层的命运早已注定。生活水平提高，谁都不能否认。我们所讨论的是问题的本质，即社会公平。设若社会相对公平，全社会各阶层都是通过正当手段与方式实现财富的增加和生活的富足，自然就会和谐有序；问题是，那些富人和权贵阶层，究竟有多少是通过正当的、诚实的劳动或资本、智力付出，换得了自己的财富增值？要么是通过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偷梁换柱，要么是通过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官商勾结，实现了财富的非正当原始积累。如此，诚实劳动者相对被剥夺，社会的不公由此而来，社会的戾气与普遍的价值观的对立，终究也是由此伴随而生。

对于社会思潮与价值观念的此种复杂化存在，我们当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予以解释。辩证法认为，同一性包含着差异性，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没有差异性的事物。正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谓：“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在这里述语是必须和主语不同的。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语中或是在述语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述语或主语所包括不了的……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起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化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2〕就此而言，在日常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中，那种试图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强求一致甚至同一的做法，实在是不乏天真甚至荒唐可笑。

问题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同一性与差异性之关系的辩证分析，已如前述，当下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整体思想状况，其分化程度远非差异性所能表述，而是到了足可以对立、极化甚至是撕裂名之的危险程度。这不由得让笔者想起中国思想界的“牛津共识”〔3〕。它不就是具有不同思想与学术背景的中国学人，直面思想界乃至国人思想观念的尖锐对立甚至撕裂，所做出的和解性尝试吗？

那么，社会思想观念和思潮出现如此极端对立状态，其深层原因究当如何？我们又当采行何种举措弥合思想观念的巨大裂隙，以求得合理层面的共识？回首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是否亟需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4〕以开启人们被日益禁锢的心智，进而以之为基础，来一场全民“思想大和解”，以求得最大程度的思想共识？

二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普遍性存在，必有其赖以产生的深层机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或曰民间舆论的二元撕裂，根子到底在哪里？思虑之下，根子恐怕不止一条。既有经济方面的根源，社会政策方面的问题，也不乏政治方面的因由。一方面，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开放一再被提起与强调；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徘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三十年之关系的历史定位的犹疑所引发的民间舆论发酵，即是这种状况的最为典型的表现。如此状况所造成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难有实质性进展——它深受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牵绊。更为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是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步调不一甚至互搏，所促发的对于民间社会观念的极化式对立，它所造成的民间社会各阶层在观念领域的迷茫与混乱，正在严重地危及整个社会的有机团结与观念共识的形塑！不可不察！只有深入意识形态与宏观决策场景予以考察，社会思潮所呈现出的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左与右的冲突，才可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

已如前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或曰民间舆论的二元对立，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性原因，在于我们没能够彻底解决好两个三十年互相“掐架”的问题。换言之，如果历史性问题没有得到客观、科学而明晰的界定和理清，那么相应地，对于我们当下时代的定性与定位，就会成为时时萦绕人们心头的重大纽结。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不仅仅是已经过去的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性定位问题，它还会深刻影响下一个三十年的路径选择。如果不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解决两个三十年互相“掐架”的问题，下一个三十年的前行路途将布满荆棘。因此，一场新的有关思想大解放的讨论，应当适时展开。

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想呈现极端混乱的状态，尤其是对于前三十年的认识，南辕而北辙。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难理解，根本原因在于，如何评价十年“文革”，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尤其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自上而下，一时尚无定论，人们的思想因之难免迷茫。回过头来看，经过1978年5月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两个凡是”的思想基础轰然坍塌，这就为此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起草和出台，扫清了根本性思想障碍。正是在此背景下，赖以凝聚共识的《决议》应时而生，应需而生。恰如邓小平所指出：“从国内来看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5〕

得益于《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议决，对于十年“文革”，对于“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尤其是对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定评，才从根本上统一了人们的认识，达成了思想共识，进而奠定了四十年难得的发展机遇期。但是，在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有一些政策性偏失，造成前行中的波折甚至挫折，比如对于效率与公平之关系处理的失误，造成阶层之间差距的拉大；比如改革举措的不彻底性，造成阶层与利益结构的固化；比如由于界域不清而生的权力经济，所衍生的大面积腐败现象，无不是社会舆论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全方位共识，至九十年代出现裂痕，到今天日渐撕裂的现实性根源。

历史不仅揭示当下和未来，而且，历史还会决定当下和未来。那么，回过头来具体分析，究竟是怎样的具体因素在起作用，造成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社会舆论和思想观念的对立与极化？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由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导致国内思想观念从高度共识到逐渐分裂甚至极化、对立的状况。

一是改革开放在决策上的单兵突进所造成的失衡，即在理念、政策与社会力量上，资源过度聚集于经济发展，着力于发展生产力，偏执于GDP追求，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相应忽视了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正义的追求，即忽视了法治对于社会不公问题的及早介入与治理，造成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加之具体改革措施上的失策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方面制造出一个权力资本阶层，一方面又使得国有企业产业工人的利益遭受损抑，甚至基本生存权利失去体制性保障。

二是改革开放之初，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一则在根本理念上没有彻底明晰对于产权的保护问题，导致经济发展根本动力的不足与发展环境的失稳。许多人都认为日本学了多少中国文化，以政治经济论，两国基本上没什么相似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日本金刚组株式会社创建于578年(中国南北朝时)，迄今已经1440年，是全世界最长寿的企业。日本过千年的企业有七家，全球旅店业最长寿的前三名都在日本，甲州西山温泉庆云馆(1313年)、千年汤古(1301年)、法师(1300年)。另外，日本的百年企业有1420多家，超过40年的企业近3万家。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尊重产权是日本人的政治经济传统，这样的传统才能产生工匠精神，才能产生高度信任的社会。相反，你在中国能找到多少家真正的百年老店？二则没有界分清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倡导全民经商，全领域营利，尤其是将本属公益性事业的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大部甚至全部交给市场，走牟利性经营之路，政府失位、失责，使得萌发与形成过程的中产阶级，从开始即背负了沉重的家庭财务包袱和生存压力，刚刚诞生即趋于解体，造成社会结构的畸形、变异，从长期发展来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领域在改革中逐步趋向开放，但在思想观念领域，缺乏与之相应的变革。改革开放之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虽然属于思想观念领域的一次大解放，开端虽好，始于哲学观念变革，本应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比如文化、社会、政治诸领域)展开的思想观念变革，最终却演化为仅仅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低层次工具理性，以致思想解放的路子越走越“实”，最终走向经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回头来看，在特定背景下，追求经济增长并无不妥。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初心和历史使命，其根本性价值追求不在于“国富民强”——它并无制度属性，并不规定着某种制度的先进与否；而是在于追求并最终实现以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法治这一系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涵的制度目标。其中，尤其是自由这一根本价值观。〔6〕退一步说，即使把国富民强作为我们倾力追求的根本目标，那么，人的自由也是富强的当然前提。如果没有社会个体的自由，社会活力自何而来？没有思想的自由，人们的观念何以更新，创新、创造从何而来？没有财产权的自主、自由和相应的法律保障，市场交往的主体何在？而所有这些因素，恰恰是达成国富民强的根本性源泉。

四是社会意识形态管控有失均衡。依郑永年先生的看法，官方的立场和处理方法，预先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管控的路向和结果。官方缺乏主导的意识和知识体系来统领社会，即会造成社会意识“群化”和碎片化。设若官方对意识“群”的态度具有选择性偏好，那么，一些“群”被控制下去，另一些“群”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就官方立场来说，那些得到其支持的“群”被视为是有利于整体社会利益的。但历史地看，一旦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失去平衡，整体社会也会跟着失去平衡。除了那些非常极端的社会意识需要加以管理和控制之外，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各种思想并存，尤其是当社会利益已经多元的背景之下，社会意识必然呈现为多样态。平衡各种社会意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极左”和“极右”都是需要管控的，而不是只是管控一方，而让另一方获得自由。在郑永年先生看来，在文化思想领域，我们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或说是一体化的、自由流动的“思想大市场”〔7〕。

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需要明了：一是政治角度，一是社会角度。在前者，我们早已提出“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如此，那么，在意识形态实践领域，就应通过开放有规则的“思想大市场”，表现出我们充分的自信。在后者，既然我们极其渴望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培养出自己的大师，取得突破性原创成果，那么，就应当创造赖以产出大师的宽松的制度与思想环境，否则，靠局部机制的修修补补，我们所企望的“大师”，只会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即使实用主义地看，没有思想观念的“供给侧”制度改革，整个社会缺乏思想活力的“供氧”，社会活力也就无由产生，那么，我们所企盼的“万众创业”的源泉与场景，我们所渴望的经济活力，又自何而来？现状是，我们距离塑造出这样一个基于公平公正准则的“思想大市场”，时日尚远。

而上述四个方面所存在的偏失，不期然地导致了当下时代社会思潮出现“碎片化”分流甚至对立的状况。其实，单纯地因为个人禀赋及能力的差别所导致的自然性、自发性阶层分化和差异，并不可怕，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可怕的是由于制度和政策设计与实施的不当所导致的人为性阶层划分与对立。前者不会造成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本质性差异甚至对立；后者则不然，它会将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差异演化为思想观念的本质性差异，并有可能进一步放大为思想观念的对立，甚至造成不同群体的互相仇视情绪。就像目前正在发生和持续发酵的那样，以改革开放政策的得益者为一方，以改革开放政策的受损者为一方，前者希望沿着现行路线继续前行，后者则总想着怎样调转船头，旧梦重温，再回到前三十年。二者一旦因为某种契机的触发，展开思想观念的直接交锋，难免针尖对麦芒，形成尖锐的社会性对立，而无回旋余地。

社会思潮如此分裂与极化的状况，就在思想观念层面撕裂了整个社会，而不仅仅限于思想学术界，这是非常可怕的社会现象与状态。显然，行为乃思想的自然外化。社会正常运转则罢，社会一旦因为某个偶然因素或契机而失序失稳，思想观念领域的对立化与极端化，则极有可能转化为社会行为领域的对立化与极端化，甚至出现以民粹主义为观念底色的暴民政治，从而危及社会与政治稳定，这是需要引起有关各方极大关切的重大社会问题，亟需采取得宜的举措，予以根本性化解。

三

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契机，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走过的历程予以梳理和反思，进而寻找与形塑达成社会共识的最牢靠、最广泛的观念基础，形成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由此逐步化解观念领域的极端对立化状况，实现全社会的思想大和解，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甚至，我们不妨把它定义为“第二次思想大解放运动”。

这就需要首先明确中华民族当下所处历史节点的性质。质言之，就是向着民主法治转型的大转变时期。对此，先贤与时哲均不乏清晰的认知：“今日大陆上的人民政权，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又有些什么特性呢？回答这个问题，吾人要知道，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8〕“中国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和印度在发展道路上很大的区别在于，印度是先进行政治体制民主化，再进行经济自由化；中国是先进行经济自由化，未来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时间序列上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更好的，但是也有巨大的风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早晚必须要经历的，印度已经渡过了这一关，而中国还没有。我认为，中国未来三十年里，前十五年的重点应该放在司法改革，建立法治社会，后十五年重点进行民主化改革。把司法放在民主之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从长远看来，中国需要探索新的道路。”〔9〕

而前述所谓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垒，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立，新权威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对挑，社会公平与效率优先的对立等等社会思潮的呈现，无不是民主法治之文明转型进程的阶段性必然。质言之，这个文明大转型，同时需要一个思想观念的大转型，而上述几对思想观念的对立与冲突，即是文明大转型逻辑的必然呈现。

建设一个理想的民主法治国家，无疑尚需时日。显然，“民主制度的好坏只会和拥护者的水平一致。很多拉美民主国家几乎一字不差地照搬了美国宪法。但面对政治强人的蹂躏，这根本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保护。”〔10〕比起很多拉美国家在民主转型的理念上的准备，我们甚至自叹不如，但这并不应是我们拒绝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充分理由。对于社会变革的推诿者来说，国民素质论、文化论、国情论甚至人种论，都是无比充分的理据。但是所有这些，难道就构成我们不思进取、不求进步的充分理由了吗？那又如何评价同属儒家文化圈，人种、国民素质少有差异的港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甚至越南的变革？

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承认“文化第一性”的地位，但不承认把文化因素绝对化的“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或“国民素质论”认为，必得首先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然后才可进行以民主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至于，国情的特殊性成为了规避改革的绝佳托辞。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制度主义有关“制度构成政治”的论断，“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能够创造和改变制度，还因为人在接受制度时由于之前的期望和认知偏差的影响，会影响到其接受和适应制度的程度。”〔11〕儒家文化对于二千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形塑，无疑有力地说明着文化对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12〕殊不知，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若不首先进行制度层面的变革，附着其上的相应的文化观念就无由祛除；同理，若不首先更新制度体系，以新制度为附着物的崭新文化理念，就失去扎根的沃土。

如此，国民性及相应文化理念的改造，又通过何种具体可感的“抓手”来进行呢？〔13〕一个生动鲜活的事例，足可说明制度的先行植入对于国民性改造的纲领性意义。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车辆与行人争抢路权，是国人的一大陋习，可以说“闻名遐迩”，几十年来的教化式规劝，收效甚微，殊难治理与治愈，这已经为我们多年的口号式教育实践所证实。而一旦确立起法度规范，并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如监控加以严格执行，违者罚款甚至拘留，则立时见效。现在大多数的城市，已经难以见到车辆与行人闯红灯的场景，如此持之以恒，相应的遵守交通规则的理念，也就内化于人们的内心，制度软化而为文化，成为交通参与者的潜意识了。如有论者所言，民众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构本身的“素质”〔14〕。换句话说，国民素质的高下与惯习的优劣，取决于制度、体制的“素质”，以及制度、体制的执行者的素质。

政治体制改革的迟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经济成功本身所引发的对于“中国道路”的固化认知，这已经成为进一步改革的严重思想障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体量上急速膨胀，而这一发展方式被概之以“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并被上升为一种可资“第三世界”国家复制的成功样板。从而，经济增长成为我们向外夸示的政绩。顺理成章地，它也就成为现行政治体制有效性的最有利的注脚。现行政治体制既然富有效力和效率，那还有何改革的必要？这应当是当下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性思想认知因素。

问题是，任何事物都只具有其相对性意义。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人民得以从面临破产的危境之中解脱出来，最大的渴求和目标，无疑是生存权，进而尽速实现国富民强。此时，国民尚无暇顾及更加奢侈的精神层面的需求。但是，当生存的渴求得以满足，精神发展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会提上人们的日程。否则，人与动物也就没有了根本性区别。所以，人们的经济富足目标实现之后，将会提出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等一系列层次性目标欲求，这些目标欲求的实现路径已经为先发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实。

显然，自世纪之交始，在文化知识界正在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中国现在正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重建、文化重建、精神重建为重心的阶段转变。问题或者认知分歧仅在于，以怎样的路径实现“三大重建”。是重回二三千年前的传统文化，向“前现代”的思想库索取通往现代与后现代之路的锦囊？还是以之为民族心理与文化积淀，放宽视野，向现代文明看齐，在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文明的交互性碰撞之中，寻取实现“三大重建”的妙方？

毫无疑问，虽然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内含有超越时代的优秀质素，如“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理念，“信义为先”的道德情怀，适可为今人所继承与转换。但是，儒家文化毕竟以小农社会为其孕生的适宜土壤，在秉性上是一种等级伦常文化，无论家国社会，骨子里都透着等级因子，此乃以皇权为标志的专制集权社会所推崇的政治伦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小人，由此传统文明断不能推出现代文明所崇尚的自由、公平与民主的价值理念——根本上说，这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明体系；相反，对于富有商业文明传统的西方世界而言，随着资本制度“一统江湖”，这一制度的价值内核如产权明晰、机会均等、契约精神、自主决策、自由买卖、平等交换，作为一种文明因子，从商业领域逐步扩展至社会、文化与政治领域，进而繁衍出人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诸般价值理念，最终以宪法以及其他制度化形式，形塑与制约着公共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使之在更加充分地行使其公共职能的同时，不致于自我膨胀，反身危及社会文明。

或曰，近代以来，在中外文明的冲突过程之中，中华民族不是没有向外寻求的经历，但终以失败而告一段落。再次向外寻求，结果殊难逆料——这无疑成为拒绝向外开放与寻求的无比“坚实”的理由。但不要忘记，当下所处时代，已经是全球化时代，是文明共融共享的全新时代，与那个画地为牢的封闭的旧时代，断不可同日而语。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和“国情独特性”，已经不足以成为拒绝文明互渗与互融的正当理由。

至于外向学习，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必是以学习别国的制度建构及其规则设计为本，因为相应的文化理念已经附着于制度，与制度规则浑然一体，成为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后进者而言，习得其制度，也即习得其相应的文化理念。就此而言，那种认为学习某种先进制度，必得首先改造自身国民性与文化理念的看法，就未免有些刻舟求剑的意味了。比如，改革开放之前的制度体系，完全不具备让人们习得契约精神和公共意识的土壤和条件，如果我们依然习惯性地以“公民素养不足”为借口，回避对于先进制度体系的借鉴，那就只能一如既往地蹉跎下去，永远不能培养出具备现代契约精神和公共意识的公民。

其实，改革开放作为“多位一体”的经济社会变革过程，就是向先进经济与社会管理制度学习的过程，其实质无非是将计划体制之下无所不在、无所不及的政府权力，首先从经济领域、然后从社会领域和思想观念领域收缩回来，给予经济、社会、思想以自主自为的空间，故而，改革开放表面看来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实质上则是思想观念的变革，更是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变革，尤其是对于政治权力的法治化限制，以及权力边界的明晰。在计划时代原本由政府说了算的经济事务，交由市场以及交易主体来决策，这不就是对于政府权力的相应限制吗？同理，一些原本由政府来代理的社会事务，交由民间组织来打理，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收缩。而“小政府”加“大市场”与“大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正是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现在学术界存在的一个倾向，即用挖文化老根的思路，来解释中国缺乏法治的历史缘由。这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因而亟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其实，以我为主，基于自身传统，敞开襟怀，拥抱人类文明，主动学习借鉴域外经验以为我所用的做法，正是中国独特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自信的典型表现。相反，那种在精神文化上自我封闭、自我禁锢的做法，恰恰是缺乏自信的典型作为。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仅仅抱守自身民族史观、排斥世界史观而走上世界舞台。”〔15〕在当下时代，这无疑是一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警语。或许，接续四十年前那场未竞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助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已是势所必然！

注释：

〔1〕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崛起。但国家主义不同，它主张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的强盛、国家能力的提升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目标。国家不再是实现公民利益的工具，国家本身就是善，具有自主性的国家理性，国家就是其自身的目的。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国家主义(statism)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发展而来，但比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因为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可以抵御私人利益对政治过程的渗透和干扰。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7页。

〔3〕2013年9月4日，中国学界28名学者签名发表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因为是在牛津大学的会议上拟定，因此被称为“牛津共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把中国思想界的这个事件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评价和考量。他说：“‘牛津共识’的意义不在于达成了什么共识，而在于各家各派能够坐下来，有意愿去寻找共识。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是彼此之间不信任。晚清时，革命派和立宪派相互之间争吵不休，互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持续到民国，国民党和进步党也是争吵不休。‘牛津共识’的意义在于，在寻找共识的时候，大家都能去了解对方，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从而不会产生误解。哪怕达不成共识，至少会有一种基本信任。有了基本信任，才有可能对话，达成妥协，否则只有敌意和误解。而这种敌意和误解多了，很可能会出现像埃及那样的悲剧。”参见薛莉：《新左派、自由派、新儒家、基督派：中国思想界寻求共识》，FT中文网，http://blog.sina.com.cn/ftchinese,2013年12月12日。

〔4〕笔者认为，始自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唯一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此后的一系列与之相应的实践或举措，无不是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也有论者认为，以1978年、1992年和1997年三个年份为标志，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有过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5页。

〔6〕如果说人仅仅是经济动物，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那么纳粹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辉煌。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时失业率为33%，达600万人，1933年底就减少了1/3，以后逐年减少，1937年已减少到100万人不到。1933年到1938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平均年增长率11%，生产资料的增长尤为迅速，5年里翻了一番，国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给大工业家也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民众“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不再有挨饿的自由”，到1938年失业率仅为1%，失业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工人失去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生活却有了提高。德国人民几乎被表面上强调社会福利的新“国家社会主义”所陶醉了。参见〔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

〔7〕郑永年：《“知识茧”、社会重建和中国未来》，联合早报网，https://ld.sogou.com/article.aid=3001091739,2017年7月25日。

〔8〕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摘选)》，书包网，https://www.bookbao99.net/book/201111/28/id_XMjE5NjE3.html,2011年11月28日。

〔9〕张维迎：《未来世界的格局，取决于中国怎么做》，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0859.html,2018年7月6日。

〔10〕〔英〕爱德华·卢斯：《特朗普与美国民主的命运》，FT中文网，2018年1月19日 。

〔11〕〔意〕斯文·斯坦默：《历史制度主义和实验方法》，《比较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

〔12〕这一概括并不排除法家学说在某几个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塑造作用，但在民间观念层面，比起儒家文化，其影响所及，就很是有限了。

〔13〕梁漱溟先生即是典型的“文化决定论者”。他认为，民国以来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换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参见梁漱溟：《我的一段心事》，《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3页。

〔14〕刘瑜：《法治的秘密》，《新京报》2012年7月14日。

〔15〕向荣：《英国和中国史学的新趋势：民族史与世界史的对立和破局》，《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