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进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百二十年前，戊戌变法同样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却遭到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反对，最终归于失败。以古观今，他们又会如何评价今日中国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呢？从晚清保守思想的角度审视这一伟大事业，或可开启一个新的视角和维度，以期更好地总结和推进这一伟大事业。

一

对于保守派，一般而“权威”的评价〔1〕是：“晚清时，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在维护中国腐朽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和伦理原则的前提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军事和生产技术，而这两者是不相容的。1894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2〕而对维新派则评价为：“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发展起来。与此相适应，中国产生了一批主张进行资产阶级的改良、革新的人物。……维新派主张仿效西法，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施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以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依靠封建统治者自上而下地进行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3〕

这样的评价准确而深刻，但毋庸讳言，这样的评价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其理论和视角恐为当时主持其事的地主阶级领导人所不解和困惑，所以，恢复他们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也就不无益处。对此，同为保守派的著名知识分子，也是保守派关键人物之一的辜鸿铭曾经做出的一个评论，或许可为我们了解洋务派的思想开启新的视角。

众所周知，张之洞是保守派的重要人物，也是反对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的股肱大臣，更是“后党”的领袖人物之一。我们今天对张之洞早有定评，但是辜鸿铭的评论不但耐人寻味，恐怕也深得张之洞之苦心。〔4〕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

辜鸿铭开篇即做惊人之语，对曾国藩(文正)与张之洞(文襄)做了品质、种类上的区分判别，从而让长期以来为阶级理论所掩盖的问题得以彰显出来，使我们对同为一个阶级阵营的政治家有了新的理解，进而对我们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了解不无益处。在辜鸿铭看来，曾国藩乃“大臣”，张之洞则为“儒臣”。“儒臣”之事乃“论道”，而“大臣”则在于具体的天下安危和行政得失的安排处理。根据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道”远远高于“政”。以此而论，两者之高下自然不言而喻。换言之，辜鸿铭对曾国藩的评价多有贬抑，对张之洞则旌扬有加。进而，辜鸿铭对两者的作用做出了进一步的区分：

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

“大臣”之事为“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所以国家如果没有大臣，具体的政事就得不到妥善的安排处理；国家如果没有“儒臣”，则国家的教化将归于虚无。前者乃具体的形而下的政事，关系国家的兴亡，后者则为形而上的原则根据，关乎国家的品质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在此，辜鸿铭呈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关于国家治理的深刻思考。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中，国家治理包含了“政治”与“教化”两个方面。其中教化乃根本和基础，“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如果缺乏教化，则政治也将归于溃败虚无。反观中国政治史，此观点可得以明确认识。

西汉建国之后，面对秦的二世而亡，西汉思想家和政治家展开了深刻反思，以贾谊为代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过秦”思潮。在他们看来，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并非在于秦朝的孱弱，而是以法而治、以吏为师，不知“教化”的结果。换言之，乃只知“政治”而不知“教化”的结果。因此，他们不断呼吁重新确立国家政治的基础和根本，要求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要道。这一努力，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得以初步实现。董仲舒建议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兴学、养士、选贤。自此以后，儒家教化就成为了中国政治的悠久传统。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一传统思想及其所构建的政治秩序，一直是一个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但是我们在激烈批判、否定之时却忘记了，“任何一个特殊、具体的政治秩序，其背后必然潜含着普遍、抽象的‘秩序本身’的因素。这一因素超越了任何具体的政治秩序，而是任何秩序得以建立的普遍性根基。长期以来，学术界将对某一具体秩序的批判与对普遍的‘秩序本身’的思考混为一谈，从而使在批评某一具体秩序的同时，也将‘秩序本身’彻底毁灭，最终导致任何一种秩序的建立都不再可能。‘五·四’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在将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定性为封建、腐朽、专制和落后并且展开大规模批判的时候，忽视了这一秩序的建构者儒家对于‘秩序本身’的深刻思考，从而也使今天的秩序建构至为艰巨。”〔5〕由此来看，“教化”乃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必具任务，本身并无时间性和特殊性，毋宁说是所有政治都必须遵守的原则，所不同者只在于教化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已。平庸和伟大政治之区别，只在于选择何种教化内容而已，而不在于去除教化本身。

正是基于对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的选择和实行，致使中国出现二千年来“超稳定”的政治秩序，无论统治者如何更换，但儒家所建构的政治秩序始终坚如磐石，长盛不衰。所以，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之多有赞誉。

北宋时期，司马光曾经就教化之地位、作用做过著名的论述：“臣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明末清初，顾炎武也曾经论述“教化”：“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日知录》)司马光和顾炎武都将“教化”与“风俗”相提并论，这并非偶然随意，而是蕴含了深刻的思想。

自武帝以来，汉朝就以儒家“忠孝仁义”思想来教化君臣百姓，特别是光武帝以后就更为重视。经过二百余年的涵养蕴蓄，在东汉形成崇尚“名节”、尊崇“大义”的社会风俗。这样的风俗尽管在“政治虽浊”的东汉末年，也依然“不衰”，所以在国家危难之际，还有人敢于“用公义以扶其危”，“立私论以救其败”，甚至还有“随踵就戮，视死如归”之士捍卫国家秩序。风俗牵制了政治的彻底堕落，使汉朝并未立即灭亡，“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加以“及时”的挽救，则政治尚有转好的可能，“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尽管未能如此，但在汉室名存实亡，天子徒为摆设的情况下，风俗的影响也使那些军阀诸侯“虽互相吞噬”，但“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在名义上还要尊崇汉室，曹操也必须“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称帝的问题上，尽管曹操个性“暴戾强伉”，客观上“有大功于天下”，主观上“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但也“至没身不攻废汉而自立”，至死不敢废除汉朝而自称皇帝。“岂其志之不欲哉？”这难道是曹操没有称帝的野心吗？否！只是因为尊崇“名义”的风俗仍有影响，所以才使他“犹畏名义而自抑也”，害怕受到舆论和历史的谴责而抑制了称帝的野心而已。〔6〕所以司马光和顾炎武都感叹地说：“自三代既亡，风化(风俗)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简而言之，国家的治理不单纯是经济发展，而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文明品质高下。优质高贵的教化自然会形成淳厚优美的社会风俗，从而保证一个国家有着良好的伦常秩序和优美风气。这样的风俗一旦形成，就会对政治产生极大的反作用，从而牵制政治的败坏堕落和防止极端的政治变革对社会秩序的冲击破坏。国家的发展也承担了文明的担当，国家在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慎重思考文明的品质，冀望发展的结果能够保证国家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野蛮的国度。对这一“文明”国家的思考和诉求，在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的思想中得以集中的展现。〔7〕正是在此观点之下，辜鸿铭对晚清政治及其重要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师徒进行了全面而独到、深刻的评价。

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无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

曾国藩、李鸿章乃同治中兴之重臣，而同治中兴也是晚清政治的繁荣稳定时期，其所取得的成就让世人以为中国政治之希望。但在辜鸿铭看来，曾国藩所领导的中兴大业忽视了国家的“教化”一面，而只是侧重于“政治”一面。继承曾国藩事业的李鸿章萧规曹随，也没有看到这一问题。相比之下，张之洞则看到了这一点。易言之，“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张之洞的最终目的不在富强，而在于名教。富强只不过是捍卫名教的手段而已。但是这一点很难为一般人所注意，所以当张之洞也像其他维新派人物一样效西法、图富强时，大家都以为他有着与其他倡导改革开放的人士一样目的。康有为、梁启超在维新变法的早期，曾经得到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力支持，但最终分道扬镳，其根本的原因也在于此。

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戍、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8〕

辜鸿铭的评论让我们简洁而深刻地看到了保守派的核心思想，简而言之，保守派实际追求的目标在于捍卫文明，而不在于“富强”，“富强”只是捍卫文明的手段而已。这一点至关紧要，它让所有以“富强”为第一价值，为变革目的的行为首先受到质疑、反思。他们对“文明”的具体理解我们在此不论，但是他们将文明视为政治目的的思想尤为可贵。这样的思想要求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领导者必须具有长远眼光，随时审视其施政纲领和政策。只有在此视野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在一般思想看来，这样的观点乃保守、乃封建、乃落后、乃腐朽，但是，基于他们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了解，认为儒家思想及其所建构的国家社会才是真正“文明”的国家社会。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也成为了公认的改革开放的正式起点。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就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号召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一号召得到采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正式提出：“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必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全会将之定性为“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如何保证这一革命性转变的正确方向，无疑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因此，全会在强调全党工作重心转变的同时，也强调思想领域的指导方针，“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以后召开的历次全国党代会均坚持了这一基本方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面地展开，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显露出来，亟需做出探索回答，“文化”也在其中渐露头角。为了更加直观地表述这一点，兹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次党代会报告名称及相关内容，再对之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的历次全国党代会

注：自十五大开始，即在报告中明确使用“大会的主题是”字样，而在此之前则无，故自十五大后，表中不再保留该字样，而在以前的党代会则依旧保留相关类似说法。

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同时对照参考了历次党代会报告单行本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之《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从表中可以看到，十九大所提出的“文化自信”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十二大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尽管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就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认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从而高瞻远瞩地“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10〕。与此同时，“这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方针。”〔11〕第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和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文化建设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12〕在这样的区分中，将“思想”与“文化”并列对举，明确了各自的性质和作用，反映了执政党对单纯“思想建设”局限性的认识，强调和重视了“文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从而为后来“文化自信”的出台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十三大报告中正式出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自此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语词就始终出现在历次党代会报告的名称之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十三大成为一个重要关节点。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在改革开放启动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深入的展开，宏观根本层面关系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方向问题就自然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紧迫问题，“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党在深刻分析基本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做出明确的回答。”〔13〕之所以说需要“进一步做出明确的回答”，是因为早在十二大期间，邓小平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设想，但对其具体的内容则尚未做出“明确的”回答。十三大回应和正视这一问题，在报告题目中不仅明确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而且在报告内容中对其内容做出了明确、具体的回答：

“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基于此，“改革开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

客观而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个中心”的指引或压制之下，如果不加有力的管控，国家社会方方面面必将“经济化”或者说利益化、功利化，市场的交易原则将会成为一切领域的指导原则，从而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和伦常风俗的败坏。对此，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战略转变之时，邓小平同志就明确地预见到这一点，所以反复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三大明确阐明和强调“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一观念的继续。

实际上，两个基本点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就始终存在的问题。后来的实践进一步充分证明，这个问题不但未得缓解，反而愈加严重，如何化解也就成为十三大的当务之急。十三大报告由此强调两者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尽管如此，其冲突与紧张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越来越尖锐，所以在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直接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高度进行强调。这一强调与其说反映了执政党对此的重视，倒不如说折射了此问题之艰巨困难。如何解决之，也就继续成为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如何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从晚清的实践来看，这其实并非一个新的问题，而是一个旧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面目的再次出现。换言之，立国之本与强国之路两者关系的问题是所有国家在变革转型时期都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此，考量的是政治家的眼光、见识等政治智慧，而非单纯的凡俗意义的勇气与魄力。保守派与维新派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保守派的解决方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张之洞的回答是基于对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甚而是盲目自大的结果。但从政治哲学的眼光来看，毋宁说张之洞深谙政治之道，他深切地懂得，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巨大变革，必须有着厚重的文化作为基础，尊重它自己的历史文化，而任何断裂式的切断历史的变革导致的都只能是政治共同体的剧烈震荡。〔14〕

三

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眼光来看，任何政治必须奠基于文化——更准确地来说，必须奠基于某“一种”具体的文化，一个统一而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只能奠基于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任何一个新生的政治共同体要想长久稳定，就必然要对作为政治基础的文化进行选择或建构。从根本上说，政治共同体能否持续稳定繁荣，取决于他对文化的选择和建构是否成功。汉代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反映，自此以后，儒学就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政治的文化基础。以后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不断打压佛老，拒绝使之成为政治的文化基础。表面看来，此举是在捍卫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其实不然。其一，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看来，只有儒家思想才能作为政治的基础，而佛老思想基于自身的品质，则只能瓦解之；〔15〕其二，捍卫儒家的根本实质是在捍卫政治共同体的统一稳定。——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只能以“一种”文化为基础，而不可能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只能使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共同体产生撕裂瓦解。 与十三大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致，执政党也致力于建立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道路艰难而曲折，但也日趋紧迫，直到十五大才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命题，“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命题，并把它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16〕并且强调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命题的提出，表面上看，反映了执政党对“文化”的诉求，但其根本实质则是反映了“文化”对于“政治”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也折射出“政治”对“文化”的吁求和建构。这一规律不可超越克服，因此，该命题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折射出执政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任何改革，它必须要寻求改革的目标、依据和方式，而内部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联结则可能带来以西方为目标和方式的“全盘西化”，最终可能致使国家变相地主动“殖民化”，从而使国家彻底丧失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完整。邓小平同志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反复强调反对自由化和西化倾向，正是对这一危险的忧虑与警告，但在实践中，此危险却不断出现。由此也可见此问题之复杂和解决之艰难。在此情况下，国家在坚持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同时，也会诉诸于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文化”领域以求纾解此困境。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可视为对此问题探索解决的历程。

一旦“文化”开始进入执政党的视野，就必然按照文化自身的逻辑发展。也即抽象观念领域的“文化”一旦进入到现实政治实践空间，就必然涉及到具体政治共同体自身的历史文化。文化是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河，对此地目前文化之流的关注，必然导致追本溯源，关注到过去的历史文化。因此，十五大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命题时，也就自然地强调发展“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

随着对文化的关注，执政党对文化的担当问题也就自然进入了执政党的视野。十六大报告强调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即充分体现了执政党对“文化”的理论自觉和主动担当。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思想的提出昭示了一个政党和国家的成熟，彻底走出了百年来对西方思想学术的盲目迷信的幼稚状态，开始对自身的理性反思而不是盲目的排斥抵拒，但是，“文化自信”并未提出。然而，这一等待的时间并未太久。

2016年7月1日，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初步提出“文化自信”这一思想，到十九大召开即正式提出了“文化自信”，不仅如此，还将之提到根本的地位，“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成熟、伟大的政党，开始充分认识到“文化”对于“政治”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逻辑上看，“文化自信”的提出势所必然。因为无论是道路，还是理论、制度，在广义上都属于“政治”的范围，而如上所言，政治必然吁求作为她基础的“文化”。“文化自信”的概念自身内在地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对抽象、普泛层面上的“文化”的重视和强调，二是对具体、特殊的“文化”内容的关切和界定。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正式确定标志着前者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则必然是对政治共同体自身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尊重。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必然是存在于具体时间和空间的封闭的政治共同体，有着自己特殊的文化、习俗和传统，那么，对自身的历史文化也就必然关注和重视。

如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开始得到理性的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了三个层面的分疏，强调其“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文化的长河得以延续，从而将因为现代政治革命所导致的与历史的断裂隔绝重新联系起来，有效地弥缝、消减了因为文化断裂及其所导致的政治震荡；并且强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而使政治共同体得以植根于自身悠久的历史文化沃土之中时，根深叶茂，树大根深，保障了政治共同体的长治久安。如此一来，不但成功地解决了“政治”与“文化(教化)”的关系问题，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使政治有了现实的、历史的根据和土壤。这样的勇气与决断乃百年来所罕见。因此，重新明确中国共产党与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同志们！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纵览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对“文化”的自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执政党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并重之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和实现途径一直苦苦求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命题的提出，这一求索得以初步解决，“文化自信”则对之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逻辑结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必然。这一“文化”自觉的历程，不但只是“文化”自身的发展，而是深刻折射了对“政治”的深入理解和认识。现代政治革命基于启蒙的设想，其基础和来源更加侧重于抽象的理论设想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这样的思想做出了有力的反思和修正，是人类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宝贵财富。——毕竟，政治不是天空之城，而是大地之法……

四

辜鸿铭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谓“大臣远略”，极力称赞晚清洋务派重要人物文祥的远见卓识，颇令人回味。 这个故事说，他的一个名叫蔡锡勇的同乡故友，“幼年入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一天“偕同学入都，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蔡锡勇热情而又略带骄傲地引导这位老者到处参观同文馆。此位老者“其貌温然，其言霭然”，但诸生都不知他为谁。直到午餐时候，这位老者问年轻的诸生“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随后发生的一切让诸生大吃一惊——“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此刻才知道面前的这位老者“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而他们所就读并引以自豪的“同文馆”乃他手创。

辜鸿铭大发感慨说，“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但相比其优雅高贵的风度，“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因为，“中国自弛海禁后，欲防外患，每苦无善策。粤匪既平，曾文正诸贤筹画方略，皇皇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而文忠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文祥的“风度”实乃基于其“远略”，没有“远略”，何来“风度”？相比那些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仓皇失措者，文祥的“风度”与“远略”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辜鸿铭赞扬文忠公文祥的“远略”。遗憾的是，文祥早于戊戌变法二十余年即去世，不知其活到戊戌变法时期，到底会归于何派何党(“帝党”还是“后党”)。不过这没有关系，从辜鸿铭对张之洞不遗余力的表彰纪念和对曾国藩的贬低鄙夷来看，或许张之洞就是辜鸿铭心中文祥之后深具“远略”的人。——不过，辜鸿铭讥讽贬低曾国藩李鸿章师生二人毫无“远略”，但他却可能忘记了，面对晚清所遭遇的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和文化压迫，李鸿章发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慨，以此来看，李鸿章可能并非短视之人。易言之，李鸿章将晚清的处境和变局放置在三千年的宏大格局之中来看，其目光之悠远，其忧虑之深切，就恐怕亦非常人可以想见……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其重大价值意义的认识和了解，悠久的历史眼光和恢弘的世界格局都至关重要。我们今天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筹划中华文化之未来，思虑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恐怕适当借鉴一下李鸿章的胸怀、眼光、格局和忧虑或许也不无益处……在挽救晚清危局的伟大事业中，保守派曾经与维新派携手并进，砥砺前行，但后来却分道扬镳、势不两立。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改革前途的分歧之上。今天，在全面、深入、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我们不妨稍微放缓步伐，也对未来进行一番思考再进而前进。——毕竟，“改革开放”不是目标，也不是自身合法性的根据来源……

任何伟大事业的成就，必然呼唤具有“远略”、高瞻远瞩的伟大领袖和舵手。“文化自信”的提出和对其根本地位的强调，不但体现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担当，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长征途中的日渐成熟。

注释：

〔1〕本文对历史及党史重大事件的评价，主要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之《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一书。之所以如此，主要鉴于该书乃最新而又最为权威的党史著作。

〔2〕〔3〕〔10〕〔11〕〔12〕〔13〕〔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6、7、714、715、715、740、843页。

〔4〕辜鸿铭追随张之洞多年，深得器重，也对张最为了解。参看辜鸿铭对与张之洞关系的如下自述：“余为张文襄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去年，文襄作古，不无今昔之感。”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陈霞村点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页。

〔5〕王进：《经典诠释的变迁与经典价值的重建——以思想史上原壤形象的建构及其变迁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6〕王进：《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贵州日报》2018年6月19日。

〔7〕王进：《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本义考论——从梁启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谈起》，《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8〕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陈霞村点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7-18页。

〔9〕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14〕对此的深入论述，可参见王进：《晚清“翼教”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以〈朱蓉生侍御答康有为第一书〉为中心》，《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王进：《经学、哲学与政治——以张之洞、王国维关于经学科大学及其课程设置的分歧为中心》，《阳明学刊》第7辑。

〔15〕王进：《儒家伦理的“基石”及其价值——对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的一个延展性思考》，《哲学研究》2015年第8期；王进：《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本义考论——从梁启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谈起》，《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王进：《晚清“翼教”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以〈朱蓉生侍御答康有为第一书〉为中心》，《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