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丽，姜 勇，马斌锋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起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4年至1941年，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进入新疆，帮助当时新疆省政府开展工作，其中发展新疆教育事业、开启民智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共产党党员利用在新疆学院从事教育教学的条件，开展对各族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后来盛世才背信弃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被迫中断。虽然该教育活动只有8年时间，但对新疆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新疆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宝贵财富。

一、抗战时期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高校院长、教务长和教师，在课堂上公开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组织学生进行革命宣传教育活动的，只有新疆学院一家。一时间新疆被誉称为“第二个延安”，新疆学院被称为“抗大第二”[1]。为什么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共产党人能够担任新疆学院的院长、教务长和教师呢？为什么能够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呢？这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一）盛世才制订的六大政策为新疆学院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外部条件

1933年“4·12”政变后，盛世才攫取了新疆的统治大权。然而其统治地位时时受到新疆其它势力的威胁。如马仲英、张培元两股军阀势力，以及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分裂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马仲英的势力主要盘踞在新疆东部地区，张培元的势力主要位于新疆西部伊犁地区，而民族分裂势力则主要活动在南疆的喀什与和田地区。盛世才希望得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支持，但南京政府对盛世才并不信任，初期迟迟不予任命，后来虽然任命了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又在幕后支持马仲英和张培元两股军阀势力起兵，联合起来反对盛世才，而南疆民族分裂势力趁新疆军阀混战时机，在英帝国主义扶持下，打出了分裂中国的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旗号。盛世才政权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为了摆脱困境，巩固自己的统治，盛世才决定倒向苏联一边。

为此盛世才派人与苏联驻中国新疆迪化（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总领事联系，并亲自出面向苏联总领事表明自己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帝、亲苏”的。苏联政府在考察了当时新疆各派军阀势力后，出于维护苏联边疆安全、排除帝国主义势力进入新疆、防范日本和英国间谍组织在新疆活动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向苏联战略后方渗透、及确保苏联对中国抗战援助交通要道的保护等战略利益，决定支持盛世才，不仅在军事上帮助其消灭了其它军阀势力，而且应其要求，选派共产党人到新疆工作，帮助其巩固政权，促进新疆发展。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盛世才制订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为新疆教育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条件。

（二）新疆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陆续进入新疆学院工作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中共战略总任务是首先造成西北地区抗日局面，而其关键是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打通与苏联的通道，解决战略靠背问题。为此中央派出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西路军完成此项任务。一部分红军渡过黄河之后组建了西路军，向宁夏、甘肃等地的国民党马家军反动势力发起了猛烈攻势，但敌强我弱，仅有少部分突围，其中一部分指战员组成左支队越过祁连山向新疆进发。盛世才同意接收西路军左支队红军指战员，整编后对外称“新兵营”。同年10月，中共中央与盛世才达成协议，在新疆迪化市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建立，标志着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应盛世才的邀请，为建设新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相继从“新兵营”、从经中国新疆前往苏联治病（或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的党员干部中、从延安抽调了一部分党员干部100多人到新疆工作。这些干部来到新疆之后，大部分被盛世才安排在新疆省政府地方部门工作，其中一些人在教育领域工作，并担任了学校领导和教学工作，为共产党人在新疆教育系统开展教育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活动，提供了组织保证。

（三）盛世才宣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新疆学院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

据史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盛世才曾经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他出生于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青少年时期在东北亲身感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和中华民族的灾难。留学日本期间阅读了马列主义著作，他说：“‘历史唯物论’‘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便点亮了我的心，确立了我的信仰。”[2]186他曾对好友说，决定他的政治信仰的是一本名叫《共产主义ABC》的小册子，他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信仰的五体投地，深信共产主义社会远比资本主义社会胜强百倍，认为唯有共产主义是救世良方。自此以后，便一心向往共产主义，经常看共产主义书籍，多方议论研究，同时对中国旧社会制度和官僚贪污腐败，更加深恶痛绝[3]。

盛世才对斯大林十分崇拜，称其为“世界革命导师”。他在1929年、1936年、1937年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向苏联顾问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表示衷心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愿意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者。他曾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致亲笔信，表示愿意接受斯大林领导，表明了他亲苏反帝的外交政策，之后他又两次向王明提出入党请求[2]186-187。

尽管盛世才的入党请求没有被斯大林接受，但是盛世才在后面的举动中同样表现亲苏亲共的政治倾向，例如赞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西安事变中主张扣蒋、迎接西路军左支队入新、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援延安、邀请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人士建设新疆等，这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新疆的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二、抗战时期新疆学院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新疆只有一所高校即新疆学院。新疆学院的前身为“教育部所管新疆省俄文法政专门学校”[4]。1931年1月1日改名为新疆俄文法政学院，学院只成立了一个法律系，开设课程有俄文、刑法、宪法、国际法、中俄外交文牍、俄文法规等课程，这些课程都是仿效北京俄文法政学堂课程设置的。1935年更名为新疆学院后又成立了政治经济系，开设课程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经济地理等专业课，除此之外学院还开设了政治学、社会学等公共课程。在校学生达到了100多人，内有少数民族学生多人[5]28。

（一）俞秀松任院长期间掀开了新疆学院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序幕

在盛世才的邀请下，193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陆续来到新疆，不少人被盛世才安排在教育系统。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1935年从苏联来到新疆之后，任新疆反帝会组织的秘书长和新疆学院院长。担任新疆学院院长期间，制定了“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教育方针[6]35，根据新疆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成立了教育系，从内地聘请了从事教育专业的相关人才来新疆学院担任教育系的主任、教师，组织教师修订了学校教学计划。在新疆学院首次开设了唯物论、辩证法、帝国主义研究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开始对各族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俞秀松以“青年人要树立一个革命的人生观”“辛亥革命的教训”为题，对各族学生演讲。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分析了“读书、革命、结婚”三者的辩证关系，告诫各族学生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他还亲自为政经系、法律系、教育系的学生主讲政治经济学、新哲学和哲学史等课程，组织各族学生成立新疆学生联合会，领导各族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由于俞秀松的正确领导，新疆学院的各项工作呈现出勃勃生机，各族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随着俞秀松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影响日益扩大，盛世才对此感到不安，派人整理诬陷材料，将俞秀松等人诬陷为“托派”，并借此将俞秀松等中国共产党人逮捕，送往苏联。

（二）林基路主持校务期间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1937年中共中央应盛世才的邀请，陆续选派100多名中国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先后在新疆省政府中的军队、财政、民政、报社、学校、反帝会组织等部门和31个县市担任重要工作。其中到新疆学院工作的有孟一鸣（原名徐梦秋，任新疆教育厅代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后背叛革命）、林基路（原名林为梁，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兼政经系主任）、祁天民（原名祁延霈，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杨梅生（原名杨永生任新疆学院军事教官）、许亮（任教育厅编辑主任兼新疆学院教师）、李云阳（原名李志梁兼任新疆学院哲学课教师），至此新疆学院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当时孟一鸣虽然为新疆学院院长，但由于他同时兼任新疆教育厅代厅长，因此新疆学院的工作实际上都是由教务长林基路具体负责的。林基路根据全国抗日战争形势，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结合当时新疆形势发展和各族学生思想实际，决定将延安的优良作风带到新疆学院，用延安抗大的作风来改造新疆学院，使之成为培养造就一代青年的革命摇篮。制定了“教用合一”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编，《新疆文化史料》（第二辑），新疆农科院印刷厂，1990年版第201页。的教学原则，强调要把学习和“抗战建省”伟大目标结合起来，提出“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八字校训[7]，强调以“生活革命化”和“新工作作风”作为建设新校风的基本方向。并亲自为新疆学院谱写校歌，要求各族学生应把“民族的命运担在双肩……勇敢向前。”[5]41为了落实学院教育教学方针，林基路领导学院教师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深化了教育内涵。

一是在课程设置上，进一步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相继为各族学生开设《新哲学》（定名为“统一战线哲学”）《新政治经济学》《社会结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现代史》《中国社会史》《教育发展史》等课程，还开设了《射击战术》，主要遵照毛泽东十六字游击战术方针进行授课。并通过各种途径购买革命书籍，为各族师生提供精神粮食。

二是加强了对各族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工作。为了教育各族学生提高抗日救国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动员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投身抗日战争，在林基路的领导下，确定每周周末为形势政策教育活动日。林基路等共产党人向学生介绍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

三是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开展宣传抗日救亡实践活动，向各族群众宣传抗日，唤醒群众，支援抗战。为各族群众演出了《打桩歌》《卖报歌》《锄奸》《放下你的鞭子》等许多新剧目；组织学生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

（三）杜重远任院长期间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形式

1939年林基路调任库车县后，由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杜重远接任新疆学院院长，共产党员郭春则（原名郭慎先），担任了新疆学院的教务长。杜重远认为新疆学院应该成为宣传抗日的基地，培养人才的熔炉，推动新疆文化教育发展的主阵地。

为了加强教师力量，从内地聘请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著名学者沈雁冰（笔名茅盾）与张仲实以及著名学者史枚、涂治、周世贤、萨空了等人到学校任教，聘请新疆省政府教育厅编辑主任中共党员的白大方（原名刘伯衍）兼任学院教授。还聘请了著名的文化人士赵丹等人到新疆学院，讲授有关文艺表演方面的知识，辅导学生排演进步剧目。由于师资力量增强，学院不仅新增了专业，还增加《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

1939年7月，杜重远和茅盾、张仲实等创办了新疆学院院刊《新芒》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编，《新疆文化史料》（第二辑），新疆农科院印刷厂，1990年版第190页。，《新芒》虽然因种种原因只出了四期，但从刊物内容来看，这是一份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的革命刊物。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由学院教师、学生翻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心得体会，如茅盾的《五四运动之检讨》、张仲实的《资本主义的新危机及其特征》、茅盾整理的四幕报告剧《新新疆进行曲》，还刊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怎样研究列宁》《继续研究马克思列宁哲学问题》等文章[5]64-67。

为了使各族学生“学用一致”，杜重远于1939年8月组织了“新疆学院师生赴伊犁暑假工作团”，杜重远任团长，张仲实、郭春则任副团长，到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乌苏、精河、绥定（现为霍城）、惠远、伊宁一带作抗日救国宣传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编，《新疆文化史料》（第二辑），新疆农科院印刷厂，1990年版第191页。。一面进行抗日宣传，一面进行社会调查，历时一个多月，走了8个县，行程1 000多公里。这次师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各族师生深入社会基层，广泛了解工人、农牧民的生活状况，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锻炼。

（四）盛世才背信弃义完全取缔了新疆学院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影响在新疆逐步扩大，引起了盛世才的恐慌，加之20世纪40年代初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盛世才感到苏联大势已去，背信弃义，撕下伪装，卖身投靠国民党蒋介石，在新疆制造了一件件所谓的“阴谋暴动案”，借此大肆屠杀迫害中国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和革命青年学生。新疆学院成为重点清理对象。在新疆学院担任过教务长、系主任的共产党人林基路、祁天民以及爱国人士杜重远等许多教师和学生，不是被杀害就是被关押遭受迫害。新疆学院的发展受到了重创，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被彻底取缔，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抗战时期新疆学院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

（一）引领思想潮流，在新疆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先河

一是新疆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领思想潮流，最早播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子，成为新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传播的重要阵地，为当时新疆社会变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队伍基础，最先以教育教学的形式，培养追求真理、反对帝国主义、实现国家独立的新疆革命青年，是当时新疆最进步、最先进的思想摇篮，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早期传播和边疆民众的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新疆学院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针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原则。俞秀松校长提出“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为内容”教育理念、林基路教务长强调“教用合一”教学原则、杜重远院长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学校的教育方针及教育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及原则相辅相成，坚持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内涵的政治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形势需要不断完善教育内容与形式的与时俱进的原则。

三是从新疆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看，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内容，有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道路、形势发展理论等，开设了《唯物论》《辩证法》《帝国主义研究》《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抗战形势教育》等课程，并结合文学、艺术等多种方式开展教育，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的雏形。

四是建立了一支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学校陆续从内地聘请了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爱国人士、著名学者、著名文化人士任教，他们以课程教学、社会实践、文学艺术等多种方式开展理论教育、思想引导、文化熏陶，不遗余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先进思想文化。其中第一任院长俞秀松被称为“新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6]35。

（二）播撒革命火种，为新疆培养了第一批各民族进步青年

在新疆学院，各民族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第一次了解了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反动的社会制度；为什么要进行抗日战争，怎样进行抗日战争等理论和政策。第一次了解了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了解了真实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革命理论。培养了新疆第一批革命进步青年，如乔国仁烈士、李泰玉、赵普琳、张志远、陈锡华等人，还有少数民族学生如尤力（俄罗斯族）、禹占林（回族）、赛福鼎（维吾尔族）、赛甫拉也夫（维吾尔族）、安尼瓦尔·汉巴巴（乌兹别克族）等[5]95。他们积极投身于新疆革命斗争事业中，“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率。他撰写的悼念林基路烈士的诗歌，“导师思想明千古，革命英风遗万年，桃李满园遍开花，伊犁河谷义旗掀”[5]50，便是真实生动的写照。

1949年年底，新疆发展的第一批各民族共产党员15人，其中4人来自新疆学院，分别是赛福鼎、陈锡华、赵德琳（赵普林）、安尼瓦尔·汗巴巴[8]142。毛泽东亲自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做出批示“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8]23。王震和邓力群等人介绍赛福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直接参与中共新疆分局的工作。他们为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新疆各民族群众的联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进新疆社会变革等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为新时期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是必须把培养革命理想信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人主持新疆学院工作，特别注重学生的革命理论与信念的培养。俞秀松院长亲自指导学生学习《辛亥革命的教训》，这是一篇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有较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文章，也是一篇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是向广大师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好教材。俞秀松提出：“团结全疆四百万民众和全中国四万万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去打倒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去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以达到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的主张[6]36。通过理想信念教育，使许多学生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走上了革命道路，将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新疆革命解放事业中，不畏强暴，勇于战斗，甚至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二是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和细处，提高教育的实效性、针对性。俞秀松、林基路、杜重远在新疆学院工作期间与其它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积极合作，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根据社会的需要，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各族学生思想上淳朴敦厚，生活上艰苦朴素，要有鲜明的政治品质、高度的组织观念、坚强的责任感和高度的学习精神。这种教育目标是非常实际的，也是可以做到的。再如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设置适应形势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活动，使教育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和落实，从而起到了培养人的作用。正确的教育方针需要有强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来贯彻和落实，否则就会成为空头口号，起不到任何作用。

三是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学以致用。林基路主持校务期间将延安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作风带进了学院，用延安抗大的校风来改造这座学府，并开设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用革命和抗日思想影响了一代青年。杜重远任院长时期，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统一和学用结合施教的方针，聘请著名学者来新疆学院工作，主持创办了院刊《新芒》，组织“暑期赴伊（犁）旅行团”等活动。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运用所学的理论认识社会、分析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通过社会实践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通过社会实践了解国情、区情、服务社会、增长才干。

四是必须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新疆学院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到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需要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受当时抗日救国形势的影响，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主要内容也都是以抗战救国为中心展开的，对社会上散布的有关“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言论，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很难涉及到，而这些反动思想实际上已经在影响一些年轻人。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后，新疆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被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所取代，加之当时新疆省政府主要领导岗位被麦斯伍德、艾沙、伊敏等民族分裂分子所把持，在他们的推动下，一些错误观点在新疆学院的少数民族师生员工中流传开来，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留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