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永明，杨 磊

（1.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2.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杨增新在对待新疆蒙古族的问题上，既要增强蒙古族对国家和新疆地方政府的向心力，又要维护蒙古族内部及蒙古族和其它民族之间的平衡关系，以达到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稳定的目的。本文拟就杨增新对新疆蒙古族的政策进行探讨。

一、对蒙古族的安抚

（一）对蒙古族传统的保留和调适

民国元年（1912），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优待清室条件，同时发表关于满、蒙、回、藏各民族待遇条件，其要点为：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世袭概仍其旧；王公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1]。杨增新“将蒙古待遇条例即承领张布，并饬地方官遵照保护”[2]3，令“各道尹转饬各知事遵照办理”[2]4。杨增新在对待新疆蒙古族的政策上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一致，保留了对蒙古族的传统待遇。

清朝根据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在原有蒙古社会制度基础上建立了札萨克制度，最初主要施用于大漠南北的蒙古各部，后来在新疆的蒙古等部中也实行这种制度。杨增新主政新疆后，加强了政治集权统治，但并没有完全取消新疆蒙古族传统的札萨克制度因素，保留了蒙古王公等的世袭爵位，如在旧土尔扈特布彦蒙库汗去世后，满楚克扎布继承父位，因年幼，其母赛尔吉布吉德监护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和汗王札萨克印。新疆蒙古族仍保持原有的一些法律传统，蒙古部落大部分民刑案件都交由或听凭王公贵族去处理。甚至在中央政府通令全国实行司法改革，设立高级及地方审判、检察两厅时，杨增新以“普通之法律不尽适用于新疆之蒙部”为由[3]甲集下，15，电告中央政府，以新疆情况特殊，请求从缓办理。在新疆，清朝《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在蒙古各部落中继续有效，蒙古各部落命案或援照《蒙古律例》办理，或援照哈萨克司牙仔成案办理。据包尔汉回忆，当年在蒙古、哈萨克部落中有所谓赔命价的“私法”，即打死了人，凶犯拿出一定数量的牲畜或金银给被害人的家属，便可无事[4]。

当然，杨增新为新疆蒙古族的生计着想，也试图改变新疆蒙古族的生产方式，他认为，“游牧为生，事诚简便，究非经久之良图，耕地而食，迹似繁难，实乃资生之要道”[3]辛集三，48，“（蒙古族）百年来部落情势不见发达，推原其故，莫非拘守游牧旧制，不肯进于耕种”[3]辛集三，47，要求蒙古族改变生产方式，从事农业生产，以免“土地被（外）人开辟，日多一日，则游牧之区日少一日，生计必致困难”。他照会各蒙古王公，“极力开导，务令所部人民咸晓，然于专事游牧之非计，改习耕种之不容稍缓，努力实行，以图进化”[3]辛集三，48。

（二）对蒙古族的抚慰

20世纪初，俄国鼓动外蒙哲布尊丹巴，并唆使外蒙西犯科布多和阿尔泰，土尔扈特及和硕特蒙古等皆受胁迫，不少部落被迫依附外蒙古和俄国。当时新疆的边防形势颇为严峻：新疆东、西、北三面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阿尔泰接壤，沿边数千里，阿尔泰如果丧失，则新疆边界压力陡增；省城乌鲁木齐至科布多、阿尔泰，千里戈壁，人迹罕至，“库伦蒙匪又暗中挑拨，煽惑蒙民，不肯传递公文，不惟粮饷不易接济，即消息亦未能灵通”[3]戊集一，28；土尔扈特与扎哈沁蒙古等与喀尔喀人同文同种，稍有不慎，都有投靠喀尔喀人的可能。有鉴于此，杨增新对土尔扈特与扎哈沁蒙古各部落进行安抚，以笼络蒙古各部落，使其内向新疆政府。

早在民国元年（1912）八月十日，杨增新就通告蒙古族民众，外蒙古活佛受俄人愚弄，兴兵打仗，破坏了和平，也给蒙古族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灾难，并称新疆派兵到科布多，会保护蒙古人的生命财产。为了避免引起蒙古族民众的恶感，民国元年（1912）十月四日，杨增新电令张键，要约束在阿尔泰的新疆军队，即“新疆军队到阿，原为保护中外官商及百姓起见，一切公买公卖，万不可稍有扰累……倘有不守营规及扰害地方者，务须从严究办”[3]戊集一，38。杨增新明确提出保护当地百姓，不使其遭受新疆军队骚扰之苦，自然受到蒙古人的拥护。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亲王呈请选派喀喇沙尔旧土尔扈特应派兵三百名前赴阿尔泰防守。杨增新考虑到“焉耆为旧土尔扈特南部落，其人民惟知游牧，向未当兵”，且“焉耆蒙民穷苦已极，闻有派赴阿尔泰当兵之说，大小老幼哭声震天，都说此项苦差，实在承担不起”，上呈大总统，“将焉耆蒙民免其调赴阿尔泰当兵”，“未便加强迫”[3]戊集一，25-26。杨增新此举也自然受到焉耆旧土尔扈特蒙古的拥护。

科布多被喀尔喀人占领后，新疆援军到达察罕通古等地，原受喀尔喀人胁迫的土尔扈特与扎哈沁蒙古相继投诚，杨增新既往不咎，对其进行抚慰。土尔扈特本有五苏木，由贝子管辖的两苏木因受胁迫，不得已依附于外蒙喀尔喀人。在新疆军队到达后，贝子即投递公文，要求保护，并送李华桢、杜发荣两营六匹马、二百只羊。杨增新电令蒋松林、朱瑞墀“即可藉此收抚，俾其安心内附，以便肃清后路”[3]戊集一，50。该贝子派人赴古城采买粮食，杨增新又令古城文武发给护照，“准其酌量采购”。民国元年（1912）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土尔扈特部落五苏木向新疆军队缴呈“俄国单响毛瑟枪一百七杆，子弹两万四千余颗”[3]戊集一，53。对他们深明大义的行动，杨增新给予褒奖，并专门派人送去茶砖1 000块。杨增新还以“扎哈沁蒙旗原与贵境毗连，该蒙旗一切情形，贵王公自必深知”为由，敦请土尔扈特王公劝说扎哈沁蒙旗一同内附。十一月十六日，杨增新又建议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共同电保新土尔扈特蒙古王公、盟长密西克栋固鲁布为宣慰使，让他收抚扎哈沁、杜尔伯特蒙古。杨增新的招抚政策取得了效果，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底，科属扎哈沁蒙王投诚内向，并缴呈快枪30杆、子弹6箱，杨增新也电呈奖给茶砖，以示优抚。民国元年（1912）十二月底，乌梁海蒙古部落在陆军营长严保清、李华桢所部到达该地时，“派来章京，输诚内向”[3]戊集一，64，并缴呈快枪80杆。扎哈沁蒙古共有六苏木，其中四苏木归扎哈沁达三宝所辖，两苏木归车林多尔济所辖，他们先后投诚，杨增新电呈中央予以奖励，既免该部蒙古意存观望，又可以凭借蒙古族民众力量，侦察敌情，传递情报。

新土尔扈特贝勒玛克苏尔扎布、新和硕特镇国公达木鼎策德恩等所部游牧各部被外蒙喀尔喀人焚掠，杨增新派军务科科长刘昆玉、蒙事顾问官密西克栋固鲁布之子辅国公纳木加旺登带同恤金前往新土尔扈特及新和硕特地方，酌给玛贝勒旗赈抚银两千两，达木旗赈抚银一千六百两，交该贝勒等分别散讫。这些蒙古族民众“自遭焚掳，半多露宿，得此恤金，无不称颂”[3]戊集四，49。该贝勒等也感恩靡已。贝勒玛克苏尔扎布、镇国公达木鼎策德恩携同眷属并乌梁海贝子巴拉丹多尔济前来谒见杨增新，“以明始终内向之诚”。为了向这些蒙古贝勒、贝子示以笼络，杨增新发给乌梁海赈款二千两，隆以礼貌特别优待。土尔扈特贝勒及和硕特公、乌梁海贝子等各部落均受到外蒙胁迫，并领有库伦伪印，乌梁海海巴贝子动身时，喀尔喀蒙古还派人阻拦，但该贝子未听阻止，同各部落贝勒公等一同来省。杨增新对他们内向中国给予积极肯定，称“此次各部落全体内向，均在阿尔泰辖地范围之内，必先有人而后可以有土，若人民已去，土地何存？”[3]戊集四，50这里杨增新赞赏蒙古族民众内向对中国国防的重大贡献。

杨增新还妥善安置新土尔扈特蒙古盟长、札萨克亲王密西克栋固鲁布所部。民国二年（1913）七月，密亲王率领部民内向，拟定赴孚远县听候安插，其迁徙在后的二百余家被截留，本人所部亦遭到军队分头追袭，杨增新即拨派军队节节进扎[3]戊集三，38，抵御追兵，饬令奇台县、孚远县地方官从优接待密亲王，在孚远县拨地将亲王所带部民共毡房二百数十顶，男一千余丁、女一千余丁妥善安插游牧。派游击唐实臣携带官票银二千两，送交密亲王，称“以后如有续来之蒙民，仍当设法抚绥”[3]戊集三，43。杨增新电告密亲王，如有需用食粮之时，则饬令地方官源源接济。鉴于新土尔扈特遭喀尔喀人蹂躏过巨，加之亲王屡次呈请“拨给赈恤银两，每年放给米面”，以补贴蒙古人生活，杨增新遵从中央政府命令，即派购绵羊一群，计共四百九十六只，发交该密亲王牧放孳生，还给密亲王购买羊只，将巴里坤旧有牧场的官马中拨出马五百匹，作为补助该亲王之用，又拨三百匹交该亲王分给所带来的蒙民，以便孳生[3]戊集四，56-57。亲王所部被安插于孚远县属四厂湖一带后，亲王本人随即晋省，其子公爵纳木加旺登亦于民国三年（1914）十一月晋省，杨增新宣布大总统袁世凯对亲王父子的抚慰政策。杨增新了解到科布多、阿尔泰蒙古各部落王公与亲王多属亲族姻戚，认为“此次来归，不惟供我指臂，且藉以收蒙古之人心，并可探喀匪之消息”[3]戊集四，12。杨增新在会见该亲王时，令其办理招抚蒙民事宜，月给薪费银六百两。又聘亲王的儿子公爵纳木加旺登为蒙务顾问官，月给薪费银二百两。此时，密亲王之弟尚在布尔根河游牧。因该处人民自遭兵事之后，困苦不堪，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杨增新派委员一人，随带兵丁十余人，赴布尔根河发散赈银。杨增新对密亲王的安抚，依他自己的评价，“既可得其招徕之用，且益坚其内向之忱，费款无多，收效甚巨”[3]戊集四，12。

杨增新对蒙古族的优抚不仅是在战争时期，而是贯穿于对蒙古族政策的始终。每有进京的蒙古族王公，杨增新都会嘱令沿途地方官吏予以保护。民国九年（1920），新土尔扈特部盟长、札萨克亲王密西克栋固鲁布进京觐见，七月，密亲王由五台山启程回牧，杨增新叮嘱沿途的吐鲁番等地县令，“合请转饬沿途所属地方官，照章供给保护”，“一俟密亲王到境，即行妥为照料，照章供给，作正开报可也”[2]7。后来密西克栋固鲁布在回新疆时病故，杨增新命哈密朱知事“供支车辆”，转该王福晋人等由吐鲁番进省回阿，“一俟该王福晋人等到境，仰该知事照章供支，接替护送到省，所需供支经费，准其作正开报”[2]7。土尔扈特部汗王于民国四年（1915）晋京入觐暨福晋赴五台山进香，沿途的吐鲁番县则按照该汗王的要求“按站备支”，“代雇大车九辆并预备公馆”[2]311。新土尔扈特部公纳木加旺登觐毕回牧，随带员役二十八名，杨增新令迪化道尹张键“俟该公过境，查照人数，核实支应，作正开折”[2]311。民国五年（1916），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札萨克汗布彦孟库由京觐旋到省，仍回焉耆原牧，应需大车一十四辆，杨增新即嘱令“由迪化县屠知事照其车价，自迪化发到焉耆止。其沿途应需羊、茶、住室、粮料、柴草，由经过各县照章供支”[2]312。饬迪化县遵照办理，并“照章另行造具此案支出计算书、领款凭单送赍来署，以备汇案报部，并掛发财政厅核发，毋庸列入内务经费册内并造报”[2]312。民国十三年（1924），新和硕特镇国公达木鼎策德恩因田禾歉收，粮食缺乏，拟派人由古城购买米面，随带骆驼五十余只，以及应用物件俱全，恳请赏发免税护照一纸，“以利遄行”，杨增新即予照准。民国十五年（1926），新和硕特镇国公达木鼎策德恩因为母亡向省政府申请提前领俸二千四百两，以应急需，杨增新立即批复，准许达木鼎策德恩的请求。

杨增新维护新疆蒙古族的利益，尽爱护之心。达木鼎策德恩清末原系札萨克头等台吉，民国元年（1912）袁世凯封他为辅国公，民国二年（1913），阿尔泰长官公署凡有公牍往来，称策德恩为镇国公，他本人对于一切公文，亦改用镇国公字样，新疆省亦按镇国公爵秩发俸银。在中央政府提出疑问后，杨增新电呈中央，称“该公当求附新疆之初，即以镇国公名义输诚请俸，本省长为绥辑蒙旗起见，从优发给镇国公俸银”。他称赞策德恩，“数年以来约束部民深资得力”，请政府“仍将该达木鼎策德恩呈请晋封为镇国公，以昭激劝，而符名实”[2]6。蒙藏院即电示杨增新：“阿尔泰属新霍硕特札萨克头等台吉达木鼎策德恩，系民国元年晋封辅国公，二年加封镇国公，今查衔名列作辅国公，应请更正”。[2]4民国八年（1919）四月，阿尔泰乌梁海管理右翼事务札萨克贝子旗护印达喇嘛楚拉图玛，同幼贝子嘉木漾扎布进省面陈阿属情形，并呈印文一件，略称于民国元年同时内向之本属右翼札萨克镇国公瓦齐尔扎布一旗，因与外蒙接近，至今尚被外蒙控制。近来驻科布多外蒙官员盟长等饬令各该旗协同供应四站之徭，并催令充当差役，该两旗穷困已达极点，实在无力供应，即呈请新疆省政府，以期脱离与外蒙古的关系。对此，杨增新认为“该两旗系在阿尔泰范围之内，不归科布多管辖，外蒙不应摊派差徭”[3]戊集四，60，并“应请转电库伦陈都护使，据中俄蒙会订条件，照会外蒙转饬驻科蒙官，以后凡阿属蒙部均不得再事干预，应完全归阿尔泰管辖，以免侵越权限”[3]戊集四，60。中国中央政府即将此转电库伦，饬驻科蒙员遵守条约，不得干预阿属蒙部，不得摊派其差役。五月，杨增新照会乌梁海右翼瓦公棍公等，告知其各情形。七月十五日，中国中央政府电告新疆地方，阿属右翼等两旗被驻科蒙员饬充徭役之事，已电库伦依据条件转行外蒙，勿侵权限。七月二十三日，杨增新再次照会乌梁海右翼各王公等，告知他们“以后遇有外蒙差徭等事，概行拒绝，安心游牧”[3]戊集四，62。阿属蒙古右翼两旗的利益得到了保护。

二、对蒙古族的调和与平衡

杨增新在督伊始就宣称“共和政体，五族一家”，在新疆“惟抱定大同宗旨，化宗族之意见，以保地方之和平”[3]甲集上，3。新疆民族众多，而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为最多，杨增新维持这几个民族关系的平衡，也重视蒙古族同其它民族以及蒙古族内部关系的平衡。

（一）对新疆蒙古族的调和

杨增新非常重视对新疆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关系的调和。迁往新疆的哈萨克族没有自己的牧场，以租借蒙古人的牧场为生。当时，蒙古部落首领曾几次呈请杨增新，收回哈萨克租借的牧场，都遭到杨增新的拒绝。杨增新告诫蒙古王公，要他们与哈萨克族和平相处。阿尔泰布尔根河“游民众多”，“抢劫之案甚繁”，历任阿尔泰长官在布尔根河等处又未驻兵，以致“到处抢掠，日甚一日”[3]甲集上，53。民国七年（1918），杨增新呈请中央批准，由阿尔泰长官拨兵驻扎，但阿尔泰方面没有实行。民国八年（1919），阿尔泰归并新疆之后，杨增新再次电呈中央，并招募蒙古马队一营驻扎布尔根河，以遏制该处抢劫现象。因布尔根河为新土尔扈特亲王所驻之地，又与和硕特乌梁海相毗连，“较之察罕通古地方尤为紧要”，经新土尔扈特蒙古呈请，杨增新在布尔根河设立民治局，设官专以办理蒙古族和哈萨克族民众之间的诉讼。民治局的设立对调解蒙古族和哈萨克族间的纠纷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杨增新从行劫的厉害关系告诫蒙古族和哈萨克族民众，称“抢劫为国法所不容，盗贼为人民所不齿”，“行劫之案无永久不破之理，一经破案，则数年被抢之案乃令一时赔偿，数人所抢之案，乃令一人赔偿”。“行劫者既害自己，又害其同部落之众人”。“行劫之利，在于增加财产，而赔偿之数过多，反致减损其原有之财产，甚至破坏他人原有之财产”，故行劫之事“大为失计”[3]辛集三，52。他要求蒙古族和哈萨克族民众等“勉为良善，万勿依旧肆行劫抢，既害自己，又害他人”[3]辛集三，53，否则定予严惩不贷。

杨增新重视对蒙古族内部关系的协调，注意调节蒙古族上层之间的关系。新土尔扈特部落辅国公爱里宰德勒格尔前清时为头等台吉，隶属于新土尔扈特左旗札萨克统治，后因民国初年外蒙独立，由库伦呼图克图博克多汗颁发札萨克印，晋封为世袭札萨克辅国公，脱离左旗，另划为一札萨克旗。但在外蒙撤军后，仍属新土尔扈特左旗札萨克所辖。民国九年（1920），新土尔扈特部落辅国公爱里宰德勒格尔的胞弟四等台吉棍卜札布等上呈杨增新，以“惟台吉（爱里宰德勒格尔）等被管于札萨克统治之下，诸受虐待”等为理由，恳请杨增新“转请政府仍准换给札萨克印信，另设一旗”[2]5。杨增新拒绝了这一恳求，要求将该蒙部所有外蒙颁发印信自应一律收回，强调“恐如此办理反与玛贝勒生出恶感，反为不便”，让该部落“仍以照旧隶属于左旗玛贝勒札萨克管理为是”[2]5。

旧土尔扈特东部副盟长德恩沁阿拉什在位时期，所属蒙民负担沉重，每年向副盟长交纳“银一千二百两、食麦三千六百斛、大米三石六斗、大茶四十八块、食羊六十只、料豆三十石、草六千捆、柴一百五十车，并派应差戈什二名”[3]辛集一，31。在该副盟长因涉案被罢黜后，由该贝勒之妻倭罗拉格尔札布署旧土尔扈特东部副盟长之职。倭罗拉格尔札布接印视事，竭力整顿，将以上各项照依向章一律减半，受到杨增新的大力嘉奖。杨增新更以“该部蒙民生计艰难，差徭繁重”为由，饬令“将以前苛派一律核减”。焉耆县蒙古户民对于蒙部收取草场租金表示不满，要求免交蒙部草场租金。按照规定，“凡牛羊牲畜牧放之官地，若非百姓自己私业，均应照依新章年出租金”[3]辛集二，29，“每羊一只收租金五厘，牛一只，收租金三分，马一匹，收租金四分，驼一只，收租金五分”[3]辛集二，30。为了避免焉耆县蒙古族内部出现矛盾，杨增新强调，此项租金不能由蒙古部直接收取，而应该由地方官在每年查收草场税时一并代征，并由该县备文移交该部，以作喇嘛庙养赡。“如此办理，庶与通行章程不相违背，而该牧户等亦免蒙部直接收取租金，致启争竞”[3]辛集二，30。

（二）对新疆蒙古族的平衡

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很注重民族间的平衡和民族内部的平衡。杨增新禁止蒙古人携带武器，但是他对喀喇沙尔（焉耆）地区的土尔扈特蒙古人例外，因为他们离外蒙古最远，他们的领地位于伊犁河谷和塔里木盆地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杨增新允许他们继续拥有由俄国哥萨克人训练的精良的骑兵部队[5]。杨增新任用阿山蒙古乌梁海部左翼贝子太平为蒙古骑兵的管带，使之与哈萨克族王公们互相牵制。杨增新在世时，每隔几年总要招他们到省城去一次。杨增新一方面要他们同哈萨克人和平相处，另一方面又嘱咐他们，要负责保卫地方。

杨增新也在蒙古族内部实行平衡和制约。杨增新常说，保障头目人的权益，就可以使他们拥护、信任这一省的长官；限制他们过分地压榨百姓，就可以使老百姓过生活；不让他们争夺地方上的其它权益，使地方官不致丧失指挥权，而为头人所役使[6]80。据包尔汉回忆，“杨增新同王公贵族之间互相依赖，只是杨增新不单纯依赖王公贵族，他还使这些贵族集团起互相牵制作用”[6]81。焉耆地处南北疆的要冲，蒙古居民较多，蒙古王公们的封地也较广，为了牵制南疆的蒙古族，杨增新羁縻当地的蒙古王公。杨增新笼络蒙古旧土尔扈特南部部落盟长布彦蒙库汗王，任命其为蒙古骑兵的统带（民国六年布彦蒙库死后，其子满楚克扎布才一岁，统带一职由布彦蒙库弟班第活佛兼摄）。为了对布彦蒙库汗王进行牵制，杨增新又任命焉耆蒙古和硕特的郡王为一营的管带。

旧土尔扈特东部落有正、副盟长之分，正盟长帕勒塔所部在乌苏，副盟长德恩沁阿拉什所部在乌苏、绥来间。民国初年，帕勒塔欲兼并副盟长的属民，并进一步兼并旧土尔扈特北部落（盟长为鄂罗莫扎布），在其去北京任职之后，怂恿副盟长的属下向蒙藏院控告德恩沁阿拉什，北京政府免除了德恩沁阿拉什的副盟长职位。杨增新洞悉帕勒塔的阴谋，极力阻止其并盟企图，以德恩沁阿拉什的福晋倭罗拉格尔札布暂摄副盟长。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十七日，杨增新又电呈北京政府，陈述并盟之害，称：“副盟长所辖介在乌苏、绥来两县之间，西与正盟长辖境接界，东北则与塔城之北部落接界，南则与焉耆辖境之南部落接界，是该副盟长所辖地方，实在中枢，为各部落之关键，且为新（疆）、伊（犁）、阿（尔泰）、塔（城）之要冲，若听其并旗，则土尔扈特各部落联成一片，不足以互相牵制，一旦有事，不特新、伊、阿、塔皆将分裂，而焉耆横亘于中，即南北两路，亦将隔阂，于边境情形，实不相宜。”[7]

杨增新限制王公头人受外国影响。杨增新特别提防王公贵族们同外国人接触，凡是所谓外国的“游历”和“考察”团体或个人，以及外交人员来到新疆，他都尽量不让他们同王公贵族们接触；必须接触时，他也布置亲信，暗中监视。他曾谈过，辛亥革命后，王公贵族们是外国人猎取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派调查员来新疆活动，他密令各道尹严密注意，防止其在蒙古、哈萨克王公、地方绅耆间播弄是非，进行阴谋活动。杨增新深恐俄国革命思想对新疆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回族、维吾尔族等产生影响。民国八年（1919）八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托人带俄币五百万卢布到伊犁，杨增新称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伊犁散布传单，他对此十分警惕，“派马步十营赴伊，足资防范”[3]癸集五，2。同时要求地方官严密注意民众的动向，加强防范。俄国十月革命后，旧俄政府败兵越境进入新疆境内，新疆军队不敷使用，杨增新多次要求伊犁、塔城等地方政府招募和使用蒙古马队。为了对蒙古军队有所控制和监视，民国九年三月，杨增新曾电嘱塔城道尹，招募两营蒙古马队，派往监视俄国败兵，但要求“该马队营长即委蒙古人，营副委汉人，哨官委蒙古人，哨长委汉人，互相参用即可得力”[3]癸集二，23，其中即有对蒙古族军队进行督促和监视的意图。

三、对杨增新蒙古族政策的评价

杨增新对新疆蒙古族的安抚和制约，不仅防止了新疆各地的蒙古族各部联合形成地方势力，更使其能够诚心内向新疆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亦为杨增新在新疆统治权力的稳固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央政府曾想将杨增新调离新疆，新疆的蒙古族和其它民族头领联名上呈中央，挽留杨增新，致使中央政府不得不放弃初衷。杨增新对新疆蒙古族安抚和平衡的最重要意义还在于国防巩固和国家统一方面。

（一）为新疆的边防安全提供了保障

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新疆边防安全主要受到俄国的威胁。杨增新对各蒙古王公及贝子的安抚和优遇政策，以及新疆军队驻扎察罕通古等地稳扎稳守，对新土尔扈特和扎哈沁蒙古等起到了震慑作用，使胁迫于喀尔喀蒙古的阿属及科属蒙古王公、贝子归附新疆及阿尔泰，解除了新疆军队的后顾之忧。当时新疆军队驻扎察罕通古，所有后路乌什克及克伯沟等处，均为亲王密西克栋固鲁布所辖，处处可通外蒙境内，亲王的顺化，察罕通古的后路便不会有大的危险；另外，密亲王也派蒙古差弁侦查情形，在军事上积极配合了新疆军队，在保卫阿尔泰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杨增新告诫前线指挥官：“远处侦探全赖蒙民帮助，我军只能侦探近处，不能侦探远处，若在数百里外之敌情，非蒙民不能得其详细，所以要联络蒙古王公者，全为使之侦探敌情之用。”[3]戊集二，38-39由于杨增新对蒙古人采取的政策措施得当，使蒙古族人诚心内向，积极配合新疆军队抗击俄国军队，为新疆军队侦察敌情，传递消息，为保卫阿尔泰作出了贡献。

杨增新虽曾呈请中央将焉耆蒙部免调阿尔泰驻防，但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旧党军队败退新疆边境时，即大量使用蒙古族军队来维护边防的安全。当时俄国旧党败兵主要在塔城和伊犁边境，给新疆带来威胁。杨增新于民国九年（1920）三月二十八日“准在塔城蒙古中招募马队两营，成军之后派往游牧作监视败兵”[3]癸集二，23。杨增新电告张键将俄败兵马匹发交蒙古、哈萨克牧放，塔城驻防应参用蒙古、哈萨克军队，俄国贸易圈使用八十名警察”，“惟宜专用蒙古、满洲两种人”[3]癸集三，10。在伊犁边防吃紧时，杨增新同意伊犁镇守使杨飞霞招收蒙古马队十营，以资防范。他强调要在察哈尔沿边各卡妥为防范，勿令俄国败兵入境，如军队不敷，则应调集蒙古练军马队，以资防御”[3]癸集六，11。当俄旧党败兵阿连阔夫所部驻扎赛里克一带时，杨增新又电嘱杨飞霞，“我军兵力单弱，则于该旧党解卸武装一事恐难顺手，且恐新党越境追击，应由该镇守使酌调蒙古练军开赴边卡，择要驻扎”[3]癸集六，8。因“博罗塔拉一带为俄旧党败兵逃入中境必由之路”，杨增新又电告杨飞霞，要求“该使既加派额鲁特练军六百名前往驻扎，将来办理解卸武装等事必能得力”[3]癸集六，10。

（二）为阿尔泰归并新疆奠定了社会基础

杨增新对蒙古各部的安抚政策也给阿尔泰归并新疆带来了有利条件。杨增新在新疆实行与民生息的政策，妥善安置蒙古各部落，减轻其负担，这与阿尔泰长官形成鲜明的对比。阿尔泰办事长官在任内“多收牲畜税”[8]。民国二年（1913），帕勒塔向哈萨克人民摊派牲畜价值在35万两以上。这些导致阿尔泰的蒙古人和哈萨克人皆愿改隶新疆，或自动移牧新疆。民国七年（1918）十一月，阿山（阿尔泰）所属蒙古三部王公贝勒等联名上呈新疆省政府，请将该三部改隶新疆，并恳请杨增新将其改隶新疆的愿望转呈中央。此蒙古三部王公贝勒所呈内容有：

1.新疆保护蒙部得力，阿尔泰保护蒙部不力。条呈中称，民国初年，科布多失守，阿尔泰岌岌可危，“蒙众日夜惊惶，东避西逃，不堪困苦”，而阿尔泰长官“顾全无力，任听自生自灭，从未过问”，致使蒙部“怅怅然无所依靠”。与此相反，新疆都督杨增新不分畛域，一视同仁，“于爵部财命则保护之，穷苦则赈恤之，散亡则收抚之”，蒙部每当兴念及此，感激涕零。

2.从蒙部游牧的地理位置及人心相向看，宜改隶新疆。阿尔泰蒙古三部王公、贝勒认为，因都督杨增新仁心深入，阿尔泰所属蒙古三部“与新疆亲，与阿山疏”；蒙部游牧所居“与新疆近，与阿山远”，蒙古西犯导致蒙部混乱，部众多迁往新疆，岁奉亦多由新疆垫发，蒙古改为新疆管辖较仍隶于阿尔泰更为适宜。

3.新疆隶属之蒙部及锡伯、索伦各旗均能安居乐业。在条呈中，蒙古三部王公贝勒向中央陈述了蒙古三部改隶新疆的可行性：民国成立以来，伊犁将军所辖的南土尔扈特、东土尔扈特、察哈尔、厄鲁特部，锡伯、索伦各旗则相随隶于新疆；塔城改道后，塔城参赞所辖的北土尔扈特、察哈尔、厄鲁特三部及锡伯、索伦各旗亦相率改隶新疆，因新疆“护蒙之力，爱蒙之周，实为前清特别区域之将军、参赞所未有”，所属蒙古部及锡伯、索伦皆能相安。阿尔泰所属蒙古部与新疆所属蒙古部同系蒙古人，同居边界，自然也应该改隶新疆。

4.从阿尔泰所属蒙古三部的处境来看，宜改隶新疆。条呈还陈述了蒙古三部改隶新疆的必要性：因外蒙各部落已为库伦所据，乌梁海各蒙古爵印也被俄官所夺，阿尔泰所属三部处境危险，更应依靠新疆庇护，否则一旦将来边地发生它变，阿尔泰仍不能庇护蒙部，致使部众人心不齐，难以维系，不如改隶新疆，以求长治久安[9]。从所呈的内容看，体现了阿山（阿尔泰）所属蒙古三部的人心所向，既有阿尔泰历任办事长官管辖不力的原因，又是杨增新对蒙古各部实行优抚政策的结果。民国八年（1919），阿尔泰归并新疆，最终实现新疆对伊犁、塔城、阿尔泰的统一管辖，阻止了俄国分离阿尔泰的企图，维护了中国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