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东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电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爆发。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原在苏联帮助下坐稳“新疆王”、亲苏、亲共的盛世才，面对苏联节节败退、亡国之虞，反复无常的盛世才又一次选择了投靠蒋介石。

为了搞清楚盛的真实态度，1942年，蒋介石派中统局负实际责任的副局长徐恩曾赴新疆一探究竟，几经接触，徐认为盛世才确已倒向南京政府。听了汇报之后，蒋介石决定再派中央代表与其谈判，谈判中，盛世才表示：要将已经软禁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作为与中央政府的“见面礼”，于是，便有了中统局参与主审所谓的“新疆三大积案”事件。

家父张国栋1928年进入国民党中统局原始组织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历任调查科助理干事、中统局前身特工总部副科长、中统局科长、处长、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局长助理），深得徐恩曾信任，虽没有直接参与“新疆三大积案”的审理，但在初期的人员组成和后期的卷宗调阅，以及与当事人季源溥等人的交往中，基本厘清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家父1975年特赦后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因眼疾无法著述，给笔者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有关该事件的口述，又因该事件的隐密性，70余年过去，鲜见披露，现特将家父口述笔录整理于后，以供史学界研究。

盛世才其人和新疆“四一二政变”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开原人，1896年生。1915年毕业于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留学。1919年回国后赴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毕业后在东北军阀郭松龄手下任排长。郭非常赏识他，招为义女婿，还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中国学生队第四期深造。1927年盛世才学成回国后，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学校教官和参谋本部第一厅作战科长。他自认为不甚得志，转而入疆，投奔于金树仁麾下任督办公署上校参谋。初被疑为南京派来的奸细，得不到重用，然盛使韬光养晦之术，委曲求全，惟命是从，终获信任，从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一路高升至新疆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兼东路“剿匪”总指挥。在与各路军阀的交战中屡战屡胜，有“常胜将军”之美誉。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参谋处处长陈中联合迪化县（今乌鲁木齐）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归化军”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所谓的“归化军”即由“白俄”组成。政变爆发后，金树仁仓惶逃离迪化，并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叛。与此同时，政变领导人陈中也派人来到盛世才的驻地，请他支持政变，共同主持新疆局面。第二天盛世才率部到达迪化城外，但却按兵不动。这时，“九一八”后流亡到新疆的一支东北义勇军加入到政变军行列，政府军很快投降。陈中等人遂召开会议，商量由谁出面维持局势。由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却握有重兵且近在咫尺，再加上这几年他树立起的威信，于是，大家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这次事件在新疆历史上被称为“四一二政变”。

黄慕松率宣使团赴疆慰问

“四一二政变”以后，盛世才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便派人到南京活动，以期早日名正言顺。但蒋介石并不想承认这个曾经背叛自己的部下，只因新疆遥远，一时难以顾及，便派特使黄慕松率团以慰问为名调查政变真相及新疆实况。

黄慕松，广东梅县人，1884年生。曾东渡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回国后一路高升，1925年任黄埔军校高级班副主任，1927年任陆军第三师师长，1930年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1932年任军委会参谋本部次长兼第一厅厅长，中央候补委员等。

黄与盛同为日本陆大毕业，算是校友，黄的到来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接待，然而，盛并没有得到自己盼望的国民政府委任状。在对黄慕松的监视中，又获知黄等一行私下与各军政要员联络，特别是陈中等人还在暗中拆台，为防止黄慕松与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联合起来夺权，盛世才设“鸿门宴”，以莫须有罪名将陈等三人公开处死，再将黄慕松一行人软禁。

黄慕松只得发电报向蒋介石求救，蒋认为如此下去，中央威信何在！同时也认为地方政权不应有太长的过渡期，否则后果难料。无奈之下，蒋介石给盛世才发去一电，要求盛必须宣誓服从中央，方可任命。

盛世才立即通电全国宣誓服从中央领导，蒋介石便以中央名义委任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刘文龙为省政府主席。

至此，盛世才如愿已偿地当上“新疆王”，黄慕松也顺利地回到了南京。

这一年年底，盛世才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刘文龙及其全家软禁，并指定年迈多病的朱瑞墀担任省政府主席。次年3月朱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真正的“新疆王”时代。

盛世才开始亲苏、亲共

“四一二政变”以后，除了盛世才控制以迪化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以外，新疆还存在着马仲英、张培元两股力量，他们分别控制着的东部和西北部，有三足鼎立之势。国民政府虽然承认了盛世才的统治地位，但其他两股势力蠢蠢欲动，不服盛世才的领导。

1933年9月，蒋介石派出司法部部长罗文干一行以监誓名义到迪化参加盛世才的宣誓就职典礼。礼毕，罗文干提出调解盛世才和马仲英之间的关系，要亲往吐鲁番劝慰。盛世才强行派其弟盛世骐随行，盛世才的意图是一面监视罗，一面向马仲英表示“诚意”，欲将马骗到迪化来加以处置。罗文干何等人也，早识破盛的诡计，没有把马仲英骗到迪化来。于是，盛世才便对罗文干百般刁难、恐吓，罗文干害怕遭到毒手，赶紧逃离迪化。

在罗文干授意下，马仲英与张培元结盟，马仲英拥有兵力一万余人，张培元有八千多人。1934年1月，马、张大军逼近迪化，迪化政权岌岌可危，盛世才便使出“绝招”，向斯大林表忠心，紧急求救。苏联红军开赴迪化，迅速将张、马联军击溃。

苏联帮助盛世才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苏联与新疆接壤数千公里，在身边建立一个亲苏政权正是苏联所需要的；而盛世才依靠苏联，坐稳“新疆王”宝座，也是他所追求的。为了讨好苏联，盛世才竟恬不知耻地向斯大林秘密提出将新疆划入苏联领土并成为其加盟共和国的要求，事关中苏两国关系，斯大林没有同意。endprint

与马、张大战过后，为了迎合苏联和稳定人心，盛提出反帝、亲苏、民平（各民族平等）、和平、建设、清廉六大政策，并以此为标榜，一面骗取新疆各族人民的信任，一面继续向苏联示好，邀请大批苏联人为各级政府和军队的顾问，一时间，新疆各地红旗飘扬，到处悬挂着斯大林和盛世才的巨幅画像。此为盛世才与苏联的蜜月期。

盛世才在向苏联示好的同时，对国民政府在新人员，则采取了驱离政策，那些胆敢做奸细的人员，则杀之为快。可见，盛世才与苏联的蜜月期也是盛与国民政府的冰冻期。

1935年，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抗日形势日益严峻，中共决定从抗战大局出发，搞好与盛世才的关系，将新疆作为抗日的大后方和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运输线。

客观地说，这段时间盛世才确实为中共做了一些实事。如1937年4月，盛世才派出数百名官兵和数十辆军车，载着粮食、军装等大批物资，前往星星峡寻找弹尽粮绝的西路军余部，当李先念等千余人员被找到时，许多人感动得落下眼泪；1937年5月，西路军另一余部400余人到达迪化，盛世才给他们提供食物并帮助训练；同年10月，同意设立秘密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以便中共开展工作等。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盛世才为了得到中共和苏联的更多帮助，又进一步伪装进步，表示积极抗日。1937年11月下旬，盛世才向路过新疆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和康生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延安派更多的干部到新疆来工作，王明立即答应，于是大批共产党人如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孟一鸣、潘同、刘希平及许多知名进步人士如杜重远、茅盾、赵丹等来到新疆。盛便委派毛泽民等人担任省政府委员、厅长等一些重要职务，委派杜重远担任新疆学院院长等。对于盛世才的第二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王明和康生无权决定。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上同意了盛世才的入党请求，但须报共产国际批准，最后盛世才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盛世才再次投靠蒋介石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电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爆发，盛世才的反动本质渐渐暴露，等到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后，盛世才反动本质完全暴露出来，他公然脱去伪装，制造借口，软禁了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同时向蒋介石频频示好，表示“竭诚拥护”。尽管如此，蒋介石对盛的态度还是信疑参半。

1942年四五月间，蒋介石为了弄清盛世才的真实态度，派中统局负实际责任的副局长徐恩曾以国民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第一副部长）的身份，以视察西北公路情况为名到迪化活动。为了获得盛的信任，徐恩曾仅偕其私人秘书、中统局机要科科长李宏基一人同往。徐深知盛是一个反复无常、左右摇摆且杀人不眨眼的人，所以，他谨慎地、试探性地与盛接触了好几次，在确认盛已倒向蒋介石一边后，他大喜过望，经数次密谈，徐恩曾决定尽快返回向蒋介石汇报，为取信于盛，徐将随员李宏基留下作为人质，独自飞返重庆。

蒋介石听了徐恩曾的汇报后，心里有了底。于1942年7月，再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部长翁文灏、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等人飞抵迪化代表中央政府与盛谈判。谈判顺利，朱、翁、毛等人满载而归。

一个月以后，宋美龄亲自飞抵新疆，代表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同时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盛世才喜不自禁。

1942年10月，盛世才向苏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在三个月之内必须撤走包括军事人员在内的所有非外交人员。随后，盛世才将所有被软禁的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全部逮捕，担任重要职务的陈潭秋、毛泽民、林路基、孟一鸣、潘同、刘希平以及杜重远等人被投入监狱。这时的盛世才已公开向右转，彻底与苏联和中共决裂。

为了进一步向蒋介石表忠心，盛世才给蒋写了一封信，告知准备公开审理一批遗留积案，如“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杜重远阴谋暴动案”和“阿山暴动案”等，呈请蒋介石迅速派一个懂法律的“审判团”来新协助审理。

蒋介石收到盛的请求信，清楚盛世才的用意，便将这一“重任”交与有丰富反共经验的徐恩曾办理。

从蒋介石官邸领命回来的徐恩曾显得非常兴奋，与陈果夫、陈立夫几经商议后拟定出一个“军事委员会新疆积案审判团（以下简称审判团）”名称、该团团长及主要团员人选，至于一般团员及随员则与包括家父张国栋在内的几位智囊商议后一并报请蒋介石核准。1943年4月，该团组成，具体如下：

团长：王德溥，字润生，辽宁沈阳人，1897年生。历任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国民政府军法执行总监部新疆工作组中将主任、中央政校毕业生指导部主任等职。与盛世才同乡，早年共过事，有私交，因而为团长，只负责外交联络及内务。

团员：季源溥，字汇川，江苏沭阳人。曾赴日本中央大学留学，历任中统前身特工总部行动队队长；上海区副区长兼上海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抗战爆发后被中统局派往铁道部，任劳工科科长、交通部人事处帮办（副处长），负责审理。

陈庆斋，安徽人，原名胡大海，中共叛徒。历任中统局重庆区区长、专门委员，有中统局侦破专家之称。

李宏基，徐恩曾亲信、私人秘书、中统局机要科科长。

随员二人：裘朝永、郑大纶。此二人为中统局安排在司法系统的特工人员，1935年司法部法官训练所第五届毕业生，任重庆法院检察官。

二随员担任文书和庭审及案情记录。

“审判团”在新活动历时近半年，1943年9月返回重庆。

经“审判团”审理的三大案——“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杜重远阴谋叛变案”、“阿山暴动案”一百余人中，绝大部分动用了刑具。

“审判团”审理的重点是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

三人的“供词”是这样的（大意）：“我们共产党人来新疆是宣传、组织抗日的，竟遭到你们的逮捕、审讯，我们抗议！望盛督办以抗日大局为重，立即无条件释放在押的共产党人，此乃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我们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执行者，我们是来帮助新疆建设的。”

“我们是盛督办请来的，你们无权力审问我们……”

他们对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用了重刑，三人依然“坚持反动，顽固不化”。

然而，欲加之罪是无需理由的。

他们找到几个无赖，冒充共产党员，以“招供证据”进行诬陷。在此基础上，他们炮制出来的“判决书”是这样的（大意）：

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林基路系新疆系列暴动案的组织、策划的首谋者，……徐杰、周彬、林基路指定某某某、某某某（几个无赖，忘其名）刺杀督办盛世才等人。以上犯罪事实，某某某、某某某供认不讳。核其等所为，犯“危害民国罪”，现判处被告徐杰、周彬、林基路死刑，余等另行判决。

“审判团”对三大案的审理，完全是按照盛世才的意旨行事，一切审理内容、判决结果皆于事前由盛世才定下原则和基调，所谓的审理过程只是一个摆设。从实际效果看，与蒋介石、徐恩曾的意图一致。

“审判团”支持、赞成盛世才对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的死刑判决。支持、赞成对大批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进行长期关押。季源溥说：“对于那些关押的共产党人，即使将来只有少数几个人转变了，对于反共也是有用的。”

9月27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被秘密处决，并呈报重庆验证。

“审判团”还对“杜重远阴谋暴动案”进行了复审，随后，盛世才用毒药害死了杜重远，将他秘密埋葬在督办公署的东花园附近。

季源溥说：“盛世才在迪化关押着大量犯人，整个城区像是一座大监狱。他们住所的周围和房顶都派有士兵站岗，名为保护，实为监视、威慑。他们的行动包括团长王德溥在内都受到限制，他们从不敢外出探亲访友，更不敢逛街游玩，亦无任何亲友敢于前来看望。”

“审判团”返回重庆时，盛各送一份厚礼和巨幅照片一幅，季将这幅照片悬挂于客厅，并引以为荣。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