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

盛世才赴日求学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其主政新疆后，采取“联俄亲共”的立场，奉行“六大政策”，使新疆成为当时国统区中唯一可以公开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省份，盛世才本人也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但是由于盛世才极端的个人主义立场，注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信仰。最终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盛世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

求学日本，接触马克思主義

从1917年到1927年，盛世才曾三渡重洋，到日本求学。1917年，盛世才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宣传于日本，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辛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盛世才所学的专业领域，日本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已经出版。特别是盛世才东渡求学时，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当时的新闻界对此作了报道，“当时日本社会思潮中的这种大氛围，无疑会对盛世才产生影响。”1926年，盛世才第三次到日本求学时，他一面在陆军大学上课，一面积极参加开原留日同乡会的工作，并“研究共产主义”。在此期间，盛世才结交了一批思想左倾的同学，这些人有的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有的还是中共党员（后来都脱党）。比如宋扶摇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康炳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4月脱党。王立士1929年秋（或1930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延龄和郎道衡都曾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崔果政也曾加入过中共。这些左倾同学的思想，无疑会影响到盛世才。据朗道衡回忆，当时的盛世才“伪装进步，开口马克思，闭口恩格斯”。盛世才的密友赵铁鸣甚至直指盛世才在“日本已参加共产党组织”。盛氏的另一密友宋念慈（宋扶摇）回忆，盛世才曾对他说，决定他的政治信仰的是一本名叫《共产主义ABC》的小册子。据说，盛世才从沈阳坐火车到大连，然后坐海轮去上海求学，在途中，他买了一本布哈林等人写的《共产主义ABC》来读，为它的内容深深吸引，信仰得五体投地，深信共产主义社会远比资本主义社会强百倍，认为唯有共产主义才是救世良方。自此以后，便一心向往共产主义，经常偷看共产主义书籍，多方议论研究。而盛世才本人在1954年与美国人惠廷会见时确认自己在1919年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向往苏联，奔赴新疆

1928年，金树仁当上了新疆省主席，成为新疆的最高统治者。1929年，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金树仁嘱咐在南京公干的新疆省政府秘书长鲁效祖为其延揽军事人才到新疆工作。鲁效祖经国民政府秘书彭昭贤介绍认识了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科长的盛世才，并邀请其到新疆工作。盛世才当时仕途不顺，正想有所作为，遂答应了鲁效祖的邀请。盛世才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牧边琐忆》中对自己入新的动机作了介绍，现兹录如下：

“第二个动机是为了新疆接近苏俄，有机会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形。因为当时我也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错误理论所迷惑的青年之一，所以极愿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苏俄的实际情形如何？以及所谓世界革命导师斯大林是怎样的领导世界革命？以便决定我一生的信仰。所以说，动机虽然有两个，而愿望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我能够就近看苏俄的实际情形，以决定我一生的信仰……”

这段文字是盛世才晚年时在台湾所写，当时他已经是所谓的“反苏反共”的急先锋，不存在为了亲近苏联和共产党故意伪装的问题，可信度较高。赵铁鸣在回忆盛世才入新的动机时说，1929年秋他与盛世才在辽宁见面时，盛曾对他说：“此行乃系破釜沉舟之举，有进无退，吾必远到边区另创造一局面，将来或作一东亚红军总司令亦未可知。不然，我就找一老朽长官，假义殷勤，待其死后乘继其权位。或深入该地蒙古部落，伪装蒙古血统求拜蒙古王纳为义子，俟蒙王死后，即以义子地位代统其众，天下事大有可为。”以往的论者往往看到盛世才为了投机钻营，宁肯屈身侍奉“老朽长官”或作蒙古王的螟蛉之子，不曾注意到投身红军也是其选择之一。赵铁鸣的这段描述加上前文所引的盛世才的回忆，足以证明此时盛世才的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较强的亲苏倾向。他虽然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并未加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而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应聘到新疆工作，一方面为了个人的发迹，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疆与苏联为邻，能够更容易体会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与正确，从而决定自己的最终信仰。

亲苏联共，允许公开研究马克思主义

盛世才1930年10月到达迪化后，起初并不为金树仁所重用，只是担任督办公署参谋，参谋处长等闲职。但是，机会很快就眷顾到他。1931年，哈密民变后，盛世才凭借其军事才能崭露头角，升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前敌总指挥，逐渐掌握了新疆军权。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被推举为新疆临时边防督办，成为新疆事实上的最高主官。

盛世才虽然当上了督办，但是当时的新疆内外交困，其统治岌岌可危。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他请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肯、副领事甘宁和领事馆的译员到家里吃饭。饭后在书房谈话，让领事看他的藏书，内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他向领事们说，这些书都是他秘藏的，他在学生时代就相信社会主义，即使在金树仁白色恐怖时期他也经常研究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只有走共产党的道路才有前途，因此他希望与苏联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盛世才的表演迷惑了孜拉肯，他向苏联呈报了他所了解的盛世才的情况，说盛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对马列主义颇有心得，此举增加了苏联对盛世才的好感。但是据张义吾（地下党员，当时曾任炮兵营营副、归化团参谋长、步兵团副团长等职）后来对包尔汉说，盛世才所藏的马列著作，许多是陈中（一说为联共党员或中共党员，1933年四一二政变的组织者之一，后被盛世才杀害）的，是在陈中被杀后盛没收来的。

在孜拉肯的牵线下，盛世才与苏联确立了同盟关系。此后，苏联两次出兵，帮助盛世才消灭了马仲英、张培元等反对势力。1934年8月1日，盛世才在迪化举行盛大集会，宣布新疆战乱结束，和平实现。从此，新疆历史开始转入盛世才巩固其独裁统治时期。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盛世才积极向苏联靠拢，盛、苏之间的关系逐渐升温。从1934年起，苏联陆续派出一些联共党员到新疆工作，其中就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俞秀松。这些联共党人到新疆后，帮助盛世才确立了“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和平、清廉、建设）。为了阐述六大政策，1935年5月，盛世才写了一本叫《目前主要任务》的小册子，第二年又写了《六大政策教程》，这两本著作中都加入了许多马列主义词句作为理论根据。在写作《六大政策教程》的时候，盛世才几度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并向他的苏联顾问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表示，他衷心拥护马列主义，愿作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共领导当时考虑到盛世才和新疆的特殊情况，对此予以婉拒。

1937年初，奉命西进的红军西路军在甘肃、青海境内遭到马步芳的袭击后失败，其余部左支队处境危险。中共中央在得知有关情况后，为了挽救革命力量，通过苏联与盛世才联系。经过苏联的劝说，盛世才“方同意西路军人员进入新疆”。5月7日，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在陈云、滕代远的带领下到达迪化，盛世才对他们做了妥善的安置。两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10月，在苏联的帮助下，盛世才与中共正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不久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回延安时途经迪化，盛世才热情招待了他们。其间，盛世才向王明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他本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请中共派一批干部来新疆工作。对于第一点，王明表示要回延安后向中央请示。至于第二点，他表示完全同意。此后，盛世才又通过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多次向中共请求派干部来新疆工作。中共中央在经过慎重研究后，从1938年3月—11月，派出100多名共产党员，分三批来迪化，以盛政府官员、职员身份开展工作。这批新来的共产党员中不乏毛泽民、徐梦秋、林基路、黄火青、潘同、刘西平等重要干部，可见中共中央对于稳固和盛世才的统一战线的工作非常重视。这些中共党员抵达新疆后，严以律己，勤奋工作，团结群众，积极推进六大政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新疆建设成了抗日战争稳固的大后方，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在盛世才“亲苏联共”期间，新疆是允许公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时新疆的各级学校都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必修课程，学生都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斯大林传》。迪化、伊宁等城市的书店都售卖《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各族群众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据盛世同（盛世才的妹妹，俞秀松的妻子）回忆，她与俞秀松结婚时，盛世才送去两小木箱礼物，打开一看，原来是马恩列斯精装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

这一时期的盛世才也表现出了颇为进步的姿态。他经常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诩，在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甚至在其办公的督办公署可容2000人的西大楼的会场上，贴满了“每一反帝的新疆人民，要学习新哲学和社会科学”“武装我们的头脑”“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为实现六大政策而奋斗”等标语。为了进一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1938年9月，盛世才赴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又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他向斯大林等解释，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这才是自己唯一必须信仰和追随的学说。尽管伏罗希洛夫对盛氏入党的要求表示异议，但是最后斯大林还是同意盛世才加入苏联共产党，党证编号是1859118，组织关系在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改换门庭，反苏反共急先锋

盛世才从苏联回来后，双方的关系并未升温，而是逐渐出现了裂痕。1939年秋后，盛世才的亲苏立场开始发生转变。此后，盛、苏双方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摩擦逐渐增多。苏联从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加紧了对盛世才的控制，而盛世才为了保住自己的独裁地位，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反控制斗争。1940年11月，苏联逼迫盛世才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锡矿协定》。此后又以“保护头屯河飞机场”为理由在距离迪化仅20公里的该厂周围筑起了强大的防御工事、配备了20辆坦克、驻守了1500人的卫戍部队。苏联的举动使得盛世才心惊肉跳，担心被苏联抛弃，甚至丢掉性命，遂产生了脱离苏联，改换门庭的想法。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接连败北，甚至连首都莫斯科也一度被德军所包围。在国内，中共在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下异常困难，无力干预新疆事务。国内外左倾势力的暂时受挫，使得盛世才觉得摆脱苏联控制的机会已到。此时，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积极图谋新疆，向盛世才伸出了橄榄枝。国民党的拉拢，让盛世才觉得有了与苏联决裂的实力，他开始背离“亲苏联共”的立场，投向国民党的怀抱。1942年7月7日，盛世才上书蒋介石，里面说道：“查职过去由于学识和经验之不足，致被披着马克斯（思）主义假招牌的人所愚弄和欺骗。而该等又复变本加厉，使用各种方法……从事于进行破坏，以达成其侵略领土之野心……是以职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此后不久，盛世才就宣布“归附中央，服从领袖”。9月5日，盛世才向苏联下达了“逐客令”，逮捕中共在新疆工作的人员，将其投入监狱，一年后又下令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投靠国民党后，盛世才命令警务处没收各地所存的各种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书籍，集中封存或销毁，不准新疆人民公开谈论马列主义和阅读进步书籍，甚至连自己所著的《六大政策教程》也予以封存。自此，盛世才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摇身一变，成了“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和“反苏反共”的急先锋。

盛世才年轻时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并一度受其影响，在其主政新疆后，亲苏联共，允许公开研究马克思主义，其本人也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给人以左倾进步的形象。但是，盛世才本质上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封建军阀，其行为的根本目的是稳固个人的独裁统治。中共驻新疆第一任代表陳云曾对盛世才亲苏联共的动机评论道：“盛世才是个军阀，而且有很大的野心。他与苏联及我党建立联系，在他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盛世才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注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信仰，而只能是一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行为。因此，当他感觉到苏联和中共的影响危及个人的独裁统治时，便向右转，投靠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从而撕下了自己“马克思主义”的伪装，成了反苏反共的急先锋。

（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