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娟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721)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到2014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年均减贫人口规模194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0.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年均减少6.4%。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为97.5%，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2014年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为7017万，贫困发生率为7.2%。[1]城乡低保制度作为反贫困战略中的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政策，发挥了社会政策的“托底线”功能。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6606.7万人，在其他社会救助中，临时救助、传统救济、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项目也对消除困难家庭的生存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自2003年以来全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46～0.49之间，高于国际警戒线0.4，这表明我国虽然贫困人口总数在不断减少，但是相对贫困问题却依然严峻。

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在基本上达到“应保尽保”的同时，也面临低保对象“易进难出”的难题。建立在资产审查基础上的社会救助制度，是西方国家最早且长期采用的福利形式，被认为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2]社会救助对于暂时缓解贫困的作用被普遍认同的，但有些学者认为社会救助容易使救助对象陷入长期贫困，甚至产生贫困代际传递。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假说：一是“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假说。“福利依赖”起源于西方福利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