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粽叶和艾草的清香还在夏日的热流中飘荡，盛夏的乡村节日又此起彼伏地登场。大理古城周边村子的本主节踩着端午的尾巴，喜庆的鞭炮一家接着一家炸响，就象在田坝里对调子，这里尾音还在，那边又高亢激昂地吼过来。

今年二姐家的本主节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热闹，因为她们把老宅推倒，盖了三层十五个标间的农家客栈，赶在本主节这天开门迎宾。适逢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六十年州庆，伴随着自治州六十年的成长脚步，二姐也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雨人生。今年又开张又过节，又讨媳妇又过年，老了老了，好日子总算让她赶上了。看着她穿戴一新，忙里忙外招呼客人，一副春风满面的高兴模样，我们都由衷地为她高兴，因为她的前半辈子，过得实在是太苦了。

我们四姊妹中，我与二姐相处的时间长一些。我们还在读小学时，大哥和大姐都先后考上云大和农大，毕业后也很少回来。1956年建州那一年，二姐先我一年进入中和一小，一年后我也和她同在一个小学，她大我两岁，高我一级。她的成绩很好，特别是作文，经常作为范文贴在学校走廊里的墙报上。我记得她曾经写过一篇“我的家乡”，里边的句子我至今还能背诵：我的家乡大理，坐落在苍山之麓。洱海之滨。山水相连。景色绮丽。苍山的玉带和积雪，洱海的碧浪和明月，常常把我带到一个童话般的梦境中……

1961年。二姐小学毕业。那一年，我家也和遭受天灾人祸的国家命运一样，多灾多难，困苦艰辛。二姐考中学时，考生登记表中有一栏：有何经济来源。她的班主任赵老师，一个曾经当过省委党校教员的下放右派，曾经反复告诫二姐，千万不能写没有经济来源。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全国上下都在按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力恢复国民经济。学校从中学以上都采取了削减招生计划、压缩助学金等措施，无经济来源的贫困学生成绩再优秀也基本就不录取了。对着这张表，二姐犯了难，此时家中母亲已去世一年，父亲身陷囹圄，我们两姊妹从城里搬到乡下的外婆家，由年过花甲的外婆照管。能吃饱饭尚属不易，经济来源从何谈起？填上“没有经济来源”就意味着从此告别校园了，但如果硬撑着没有说成有，将来即便考进去但享受不了助学金。又到哪里去找交学费买课本的钱？再说，一年后我又要考中学了，外婆有什么能力供两个中学生？结果可想而知。学习成绩一直拔尖的二姐，被大理一中挡在了大门外。班主任赵老师来送落榜通知那天，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毕竟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内心的失落感、对校园生活的依恋、对未来前途的迷惘一起涌上心头，她强忍着满腹忧伤，轻声招呼了一声赵老师。就躲进自己住的小黑屋里，蒙上被子大哭起来。

城市里的孩子小学毕业上不了初中的，一般就是闲闲玩玩，没有什么正经事做。家中兄弟姊妹多的，最多就领领小孩。等到十六七岁以后，有外面来招工的，就由居委会推荐出去。二姐和我都是城市户口，但由于居住在乡下，没有大人可以联系。两个孩子还没有到选民登记的年龄。居委会甚至都忘记了他们辖区内还有这样两个小孩。唯一能提醒我们城里人身份的就是每个月凭购粮证去粮食局买回25斤粮食。

身在乡下，反倒有事可做。二姐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就开始了她的农村生活。此时刚好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路线开始在农村大力推行的时候，外婆和几位邻居大妈负责管理生产队的菜园子，种出的菜供应整个队的人吃。“若要手不闲，养马栽花盘菜园”，二姐每天跟着外婆去菜地，像其他社员出工一样从早忙到晚。排菜苗，松土，浇水，清洗，除虫，二姐和邻居大妈一起，把这些简单的活路做得有榜有眼，邻居大妈都亲切地呼唤她：阿妹，来把这捆菜拎过去。阿妹，拿一把谷草来。二姐也忙得不亦乐乎，在田埂上奔来跑去，象一只三月春风中的花蝴蝶。

艰难的日子仍在继续。民以食为天，过日子首先考虑当其冲的是吃饭问题。外婆已经年过花甲，只能算半个劳动力，壮劳力一年可以分二三百斤谷子，外婆只有一百多斤，全靠我们两姊妹每人每月供应的25斤口粮。刨除掉抵扣粮食的粗面、包谷、洋芋红薯，每个月三个人的主粮连40斤都不到。我们都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这点有限的粮食要吃饱是不可能的，二姐只有变着法往米里掺东西。中午吃干的，饭甑子里薄薄一层米饭，上面蒸上包谷馇、细糠做的粑粑、蚕豆、红薯等；晚上就吃稀的了，二姐把泡好的米和包谷放进石磨里磨成桨，放上菜园里捡回来的烂菜叶，或是水沟边采回来的灰条、黄花花、水芹菜、马齿苋，放在大锅里熬成一锅，虽然每人可以吃一大碗，但由于油水少，不经饱，夜里常常被饿醒。

二姐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由于外婆年纪越来越大，我考上了中学，整天忙着读书，她俨然成了当家人。除了想方设法让我们填饱肚子，她还要去爬山砍烧柴。割苕帚、给泥瓦匠做小工，找家里日常开销的零用钱。

少年不知愁滋味。一晃四五年时间过去了，二姐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以此同时，她也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抉择。在菜园子干活时，由于年纪还小，也干不了多少，生产队没有给记工分，只是隔三岔五在给其它社员分配时，顺便给她几棵白菜，几斤洋芋，几支莴笋。但随着年龄增长，她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了。她到城里找居委会，想让他们安排点什么事做，哪怕去街道工厂做点临时工。但此时正是文革初期，整个社会乱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忙着闹革命去了，谁还有闲心管你一个小孩的事？她去找生产队长，想像其他社员一样干活评工分。队长倒是老好人，但他很为难。他对二姐說：你的身份是城市人，没有社员身份，吃着国家粮和其他社员抢工分人家会有意见。二姐说：我干脆把户口转过来。这样总可以和其他社员一样了吧！队长说：这就要你自己拿主意了。刚好现在也有政策，省外也有些城里的人在乱，讲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你愿意从米箩跳进糠箩里，上边肯定会支持。就这样，一九六八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正在云岭高原肆虐的那一年，二十岁的二姐，从一个城里人自愿申请变成了农村人。

我参加工作那一年，二姐出嫁了，就嫁在本村，便于早晚照顾年迈的外婆。姐夫是个复员军人，当兵到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后复员，安排到昆明邮政局负责邮政列车押运。列车从昆明到北京一个往返七天，攒够假期一个月跑回家一趟。每个月那几十元工资三分之一基本就交给客运站了。姐夫家有三弟兄，老大读书毕业后已经在外面成家立业，姐夫是老二，下面还有个小叔，他们的父母都还健在。二姐嫁过去，一家五口人就挤在三间茅草屋里过日子。endprint

正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的岁月，整个生产队百十号劳动力每天早晨到村头大青树下等队长安排活路，然后浩浩荡荡开进大田里。看着都在认真干活，其实很多人都在磨洋工，拄着锄头把养神。挑粪的在篮筐中间放一团干草，上边铲几铲牛粪沤过的厩粪，看着满满一担，其实没有多少份量，跟空篮筐差不多。大锅饭养懒汉，干多于少一个样，没有激励机制，人的积极性调动不了，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秋收时节水稻很多都是空壳。直立冲天。低不下头。包谷杆又矮又细，结出的包谷比小孩的拳头大不了多少，而且结不饱满，我们都称为“瘌痢头包谷”。秋后收了庄稼，大头上交国家粮库，余下仓房角落里可怜的那小堆，按人头每人也就几十斤。这点粮食还不是白给，要按照一年全家苦的工分折算计价。劳动力多的除了抵扣粮款，还有几十上百元的分红。像二姐家只有小叔和她两个全劳力，工分难抵全家的口粮款，非但分不了红，还倒欠生产队，年年都是超支户。

西坠的太阳搭山尖，收工的哨子一响，干活的人们马上停止手中的活路，急匆匆往家里赶。他们每家都有一点宅基地、自留地或是田边地角的开荒地，那里才是他们需要用心出力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收到的一颗一粒才是自己的。

二姐落户到生产队时，队里的自留地已经分完。队长把二姐领到村外的一块废墟上，说生产队管的地就再剩这块荒地了，你多花点力气，没有盘不好的地，只有使不到的力。这片地村子里都称为“张公祠”，过去是村子里张姓家族祭奠祖先、进行家族活动的地方。解放前张姓就已经衰落，加上位置偏僻，被盗匪洗劫过几次，连雕花门窗、楼板门扇都被取走，只剩下几堵残垣断壁，解放后这块地就归集体所有了。

看着生产队其他的社员收工后忙着盘自留地的那种积极性，二姐也渴望着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因为只有在这块地上，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像到大田里混工分，辛辛苦苦干了一年，除了混得一张嘴外，非但没有分文报酬，还要倒贴。

但张公祠是一片废墟。几个隆起的土堆下，是曾经的公祠宅院倒塌后的乱石窝。籽麦刺和荨麻在乱石寓的缝隙中疯长，找不到一处下脚的地方，没有哪怕是一小块平整点的土地。姐夫想打退堂鼓，虽然在单位领工资，是那种村里人人羡慕的一工一农的家庭，但每个月那点钱在路上奔波一个来回也就所剩无几，还要负担年迈爹娘的医药费、日常开销，弥补劳力缺乏欠生产队的超支款。回家这几天也就最多能帮家里做点家务事，经济上帮不了多少。此时二姐刚生下老二，老大姑娘也就三四岁左右。每天把一双儿女交给爷爷奶奶后去出工，抽空回来给一家人做饭，收拾家务。傍晚再去割荆棘搬石头开荒地，这样的苦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但二姐有她的想法。他们的小兄弟也到了讨媳妇的年纪。三间茅草屋住一家人已经拥挤不堪，再把兄弟媳妇讨进门，不要说人家不愿意，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在乱石窝里边开荒地，边把清出的石块堆砌一下，简单搭间房子搬出来，既腾出房子给小兄弟做新房，这边早晚耪荒地就有了更充分的时间。那个年代在荒地上盖间房子，也就给队长说一声就行。人人都在为吃饱肚皮奔忙，盖房子，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

那时我虽然在城里工作，星期天节假日仍然回来和外婆在一起。二姐有事也过来和我们讲讲，我很支持她的想法，相信她一定会成功。因为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她是敢做敢为的人，想去做的事一定要做成。得空我也会到张公祠帮她清理地基，搬石块，割刺蓬。很多时候她都不让我做，讲我虽然在农村长大，但从小体弱多病，缺少锻炼，更本不是吃这碗饭的人。我也知道从小到大因为有二姐，风风雨雨都有她在旁边挡着，苦活累活都是她抢先去做，让我少吃了很多苦。而她就完全不一样了，从十三岁起跟着外婆干活，泥泥水水，上山下田，十多年时间，脸晒黑了，皮肤糙了，手上遍布裂口和老茧，活生生一个村妇模样。只要她下了决心，这块废墟一定会在她的手中改变模样。

几个月后。二姐已清出了四五分大的一块平地，平地上面铺着厚厚一层从外面一箩箩背回来的黑土。雨季一到，菜蔬瓜豆就可以播种了。那些方方正正的石块堆码在平地四周，只等农闲时间。找几个泥水匠，在地边砌上几堵墙，墙上抬樑，樑上面铺上几根桁条，再盖上谷草，就是两间简易的住房了。

粮食依然很紧张，要尽快种下瓜豆洋芋，先填饱肚子再说。二姐每天除了生产队的话计，空闲时间就一心扑在张公祠的自留地里。繁重体力的劳累还不是最主要的，还有年迈的公婆和一双儿女需要照料，遇上有人生病，更是让她无所适从。

日子就这样在奔波忙碌中一天一天过去。二姐的自留地开始收获了张公祠里的第一拨果实。包谷和洋芋套种在一块地里，收了包谷，割去包谷杆，又忙着挖洋芋。田边地角是爬藤的豇豆、四季豆，乱石堆上灯笼般四处遍布硕大的南瓜。二姐从小就对农业科技感兴趣。平时就喜欢钻研农作物栽培技术，自留地里的实践让她的辛劳初见成效，收获的喜悦开始充斥着二姐的内心，似乎从这里看到了一个美好的前景。

转眼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正从上到下。从内地到边疆，如滚滚浪涛，汹湧奔流。广大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最兴旺最火热的场景，一股积蓄多年的生产劳動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此时二姐的公婆已经去世，大女儿也到了她六十年代被中学拒之门外时的年龄，每天放学回来，除了照顾小兄弟，还可以站在比她矮不了多少的灶台边，炒菜做饭，让自己的母亲全身心投入到承包的责任田中。

搭了两间简易房屋，二姐在张公祠里安下家来，陆陆续续也有几户兄弟姊妹多的家庭，儿女大了，老房子已经转不开身，来到张公祠另起炉灶，与二姐做起了邻居。屋子边上就是自留地，二姐把它盘成菜园子，早早晚晚，闲暇时间，二姐就到菜园子里忙碌。除了瓜豆洋芋、茄子西红柿，二姐在地的四周都种上了花卉。春天的香草兰、香水白合、三色堇、绣球花。夏秋的万寿菊、香石竹、石斛花、月季、玫瑰、十三太宝，还有盆栽的蔷薇、栀子花、山茶花、虎头兰，入地的木本植物腊梅、缅桂、紫玉兰、木瓜花。除了美化环境。这个小院坝里不时飘出阵阵花香，惹得路人都停下脚步，尽情呼吸这些纯净自然的芬芳气息。endprint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把人的需求层次从低到高分了五种，解决温饱、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只是人类生存的最低层次。一旦温饱解决，人们需求的目标会自然提升。二姐的花卉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看好闻，美化了环境，隔壁邻居想要就扯一把，根本没有想到把它作为商品去卖钱。试想，饿着肚子的人。身上仅有的那点钱只会去买一斤包谷面，而绝不会去买一把花，不论那把花有多美、多香。直到九十年代初期。二姐家的条件慢慢好转。把两间老屋推倒。盖了三间水泥平顶的新房。她的小学同学第一次来到她家，一进门就被菜园里各种各样盛开的花朵迷住了。临走时每人采了一大抱。第二天。一位同学来电话，讲她的老公在一个酒店当主管，看到她抱回去的花朵色泽艳丽。叶片碧绿，品种繁多，让二姐每天都给他们的客房提供新鲜花卉。从这一刻起，二姐的人生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

仿佛一夜之间，人们对鲜花的追求和喜爱日益升温。似乎幸福美好的日子要让这些漂亮的花朵来点缀，才会像一桌丰盛的菜肴，呈现出色香味的完美容颜。大理古城的客栈酒店，咖啡厅餐吧。甚至小吃店休闲室，都会在清晨的阳光洒满窗前的时刻，把一束鲜切花放进注满清泉水的花瓶里，一抹鲜亮，满屋生香。连街上相拥而行的小情侣，手里也不忘捧一束被满天星簇拥着的红玫瑰。憧憬着把爱情进行到底的美好人生。

二姐开始扩大种植面积，菜园子除了保留一小角时鲜蔬菜，其余的全部种上了各个品种的花卉。责任田的最后一季水稻收割，就不再种粮食，黑油油的土地上播下了熏衣草、石竹梅、月季、康乃馨的种子。有些稀缺品种就跟同行要来培育。但有时也颇费周折。一个客户指名要一种名叫“高山勿忘我”的盆花，它有白、粉、紫三种颜色，色彩艳，花期长，还有一定药用价值。二姐寻到邻村一个不相识的花农家，人家一听来要种子，马上回绝，怕抢了他的生意。二姐说，这样大的市场，每天需求那么多的花，我们的这小点只是市场的漏沟水，互相都影响不了。哪天你到我那里，想要哪苗拔哪苗，什么品种都行。好说歹说就是不行。二姐万般无奈，说，不给，看看总可以嘛。花农不好再拒绝，只是强调，就是看看，莫动手。“高山勿忘我”就直接种在地里，花朵快要凋谢，叶片依然碧绿，有些干瘪的花蕊中伸出一根结满果实的茎。二姐把裤腿朝上挽一点，说，我走近看看。就让裤脚在干瘪的花蕊旁擦着走，边走边和花农搭讪请教，几粒种子就悄悄滑落进二姐挽起的裤脚中。

直到现在，一看到“高山勿忘我”，我们就逗二姐，这个花名应该叫“偷来的芬芳”。二姐说。不要这样讲，那几十颗种子当年才发了一苗，培育了几年才成今天这个样，差不多落得个白辛苦。当然。说笑归说笑，种花也不是容易的事，起早贪黑，浇水施肥，杀虫除草，付出了二姐的多少辛劳。哪个环节不留意，都长不出好花来，品相一变，给人都没有人要。

六十年沧海桑田，自治州变化万千。多少辛酸艰难的往事早已成为过去，白州经济的飞速发展带给广大老百姓更多的是生活的甜美和富足。坐在新盖的金碧辉煌的三层楼大厅里，一盏直径一米多，长五六米的水晶吊灯从三楼的穹顶瀑布般倾泻下来。门前一溜青石板铺地的大天井，直接东边照壁前的池塘。池塘上一座大理石石拱桥横跨南北，在池水中倒影出一个清爽靓丽的倩影。几十年前的张公祠废墟，如今已是青一色青瓦白墙的民居宅院。看着眼前如梦如幻的场景，二姐又重复了这几天一直掛在嘴边的一句话：这种好日子，过去想都不敢想，做梦都梦不到。

编辑手记：

“寒露时节天渐寒，农夫天天不停闲。”伴随着渐渐转冷的天气，本期栏目推出了四篇与土地息息相关的散文，希冀在这收获的季节能让大家再次感受土地的温度、气味及声音。路来森散文创作的素材，大都取材于生他养他的农村，处处显示着他对农村、农民、乡邻、土地的挚爱深情。《四季池塘》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不同季节下的池塘之美、生活之美，带给我们一种充满水性温柔的轻灵体验，营造出烂漫诗意的“田园梦”，文章的文字很精细，穿插提牵，意蕴深长，极具古典情致，散发出澄明空旷的气息，让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刘绍良的《收获秋天》再次向我们讲述他“山地的事”，在这满蕴喜悦的季节，作者却在喜悦中品尝忧伤的滋味，感情的流露真诚细微，在对人、事、物的思考中，作者内心的个性色彩鲜明，语言表达上还是他一贯细腻蕴藉的风格，耐心咀嚼那些蕴含在字里行间的人生况味，能让我们粗糙的情感世界增添不少的敏锐和气度，俯仰天地，舒展身心。莫景春的《抓土》把生活的艰难和希望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那块母亲用身体温热的土地，几乎是悲壮地存在在作者的记忆里，那份对土地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珍惜，让所有人为之动容，但爱和坚韧让生活充满希望，并一直延续，洋溢在文中。杨汝骅的《二姐的苦乐人生》回忆二姐曲折奔波、坚强努力的人生，也见证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建州六十年来的沧桑巨变，一切的辛酸和艰难已成往事，这一代人也迎来了他们人生的秋天，收获甜美和富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