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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让我永远愧疚的二姐

2017-09-06芸生

杂文选刊 2017年9期

芸生

1

二姐在我们家的地位很特殊。她是我们家的人,却只在家里待过六年。

大伯不能生育,和父亲说想要他的一个孩子,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就同意了。

四个孩子,大哥、二姐、我和小弟,两个女孩儿两个男孩儿,父母当然考虑是把一个女孩送出去,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我,因为那时我四岁,小一些更容易收养。但我哭我闹,我说不要别人做我的爹妈,四岁的我已经知道和父母斗争。

父母问二姐要不要去,二姐说:“我去吧。”那时她只有六岁。

这一去,我们的命运就是天壤之别。我家在北京,而大伯家在河北的一个小城,偏僻、贫穷、脏乱差,大伯是化肥厂的工人,伯母是纺织厂的女工,家庭条件可想而知。

二姐从此离开家,管大伯、伯母叫爸爸妈妈,管自己的亲生父母叫二叔二婶。

二姐走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母亲总是偷偷流泪。实在想得不行,母亲就会隔三差五去看看二姐。二姐过年过节偶尔也会回来看我们。离别时,不仅仅是母亲,我们兄弟妹也跟着泪水涟涟,舍不得二姐走。

母亲在儿女双全的幸福中,念叨二姐的次数渐渐少了。十几年之后,因为工作忙加上心里的疏远,二姐和我们仿佛隔了座山。

2

再见到二姐,是她没考上大学。大伯带着她来北京想办法,是复读还是上班?父母的态度很模糊。

父亲说:“来北京复读也不是很方便,不如找个班上吧。”母亲也在一边说:“按说,我们应该把二丫头接到北京来读书的,可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啊。”虽然大伯心中有些不快,但还是理解父母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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