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汉书》;元帝王皇后;外戚专权;西汉衰亡;历史编纂学

作者简介：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当代价值”（09AZS001）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6.017

一、既有《外戚传》，又为何单独设置《元后传》？

《汉书》卷九十七为《外戚传》，分量很重，分为上下卷。《外戚传》的设置是直接继承《史记·外戚世家》而来，且其撰著义旨也得于司马迁，故篇前序言完全采用《外戚世家》的观点，如云：“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昏姻为兢兢。……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1极言皇帝是国家权力的化身，其后妃之德性行事，就直接影响到国家之治乱和政权的命运;又概括有的后妃不能养育子嗣，或有子嗣却不得善终，因而出现复杂的现象。这些观点，讲得很概括，结合到西汉十一帝众多后妃的行事和际遇，以及外戚势力对政治局势的影响，其论述堪称十分深刻！

再从《汉书·外戚传》所载内容言，它记述自高祖吕皇后至平帝王皇后，包括各帝的夫人、婕妤、昭仪等身份的人物，分别叙述她们的出身、经历、得宠和掌握权势的程度，外家父亲兄弟子侄的封爵、职位和对朝政产生的影响。其记述和评论条理清晰，详略结合，简要得体，与《汉书》其他篇章一样，充分体现了班固叙事的详赡和体例、章法运用的恰当。凡此种种，都十分符合纪传体史书体例和叙事方法的常轨。

然而唯独对汉元帝王皇后（政君），却特别设置了《元后传》专篇，且其位置放在记载汉朝历史各篇之末、记载新朝历史的《王莽传》之前。从编纂学的角度，我们自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关元后的史事，不放在后妃类传中记载，而要独立写成专篇，这种特殊的处理方法确为其他纪传体正史所无，对此，应当予以特別的注意。那么，班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是为了恰当地反映西汉后期历史特征而做出的精心安排，突出地显示出班固的历史编纂创造精神。为此，史家班固可谓调动了各种有效的记述手法。《元后传》一文是写王政君在长达六十余年中她先为居于高位的元帝皇后，而此后成帝、哀帝、平帝一直在政治上均处于弱势，权力重心乃在元后身上。在此六十余年间，在元后的庇护下，王家兄弟的势力盘根错节，刘姓天下早已为王家兄弟所掌握。汉朝只是一个虚号，它的坍塌之势不可避免。班固的精心安排就在于，与本传所载内容相配合，他一再以巧妙的手法点明这一主题。一是，在《外戚传》下篇开头的显著地位，书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自有传。”1精炼的语句，有力地说明由于元后的庇护，王家兄弟拥有多么庞大的实力，这正是其取代汉家天下的凭借。二是，《元后传》首句又曰：“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在关键的地方，如此突出说明元后与王莽的姑侄关系，其作用，就是揭示王莽最终之所以能够代汉，根源就在于他有王政君这位姑母的庇护。三是，《元后传》末尾又精心安排了一篇出色的论赞：“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来，《春秋》所记，王公国君，与其失世，稀不以女宠。汉兴，后妃之家吕、霍、上官，几危国者数矣。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饗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2这是直接用班彪的论述，表明班固忠实继承其父的非凡史识和历史编纂上的出色技巧。称元后历经西汉四世为天下母，群弟世权，更持国柄，卒成新都，而致位号移于天下等语，更具千钧之力，深刻地讲出西汉末年政治危机的实质，表明《元后传》借助写元帝王皇后的经历，旨在写出西汉后期政治史的演进趋势。

《元帝纪》《成帝纪》两篇本纪正好与《元后传》相呼应。篇末两段赞语表明，这两篇本纪出自班彪手笔，而为班固所继承，故其内容与《元后传》紧密配合，互相发明，对于我们把握《元后传》记载的重心和撰述义旨极有帮助。《元帝纪》赞语云：“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3赞语文句委婉，实则寓含着极为深刻的批评，言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云云，对于一个君主而言，只是无关紧要的恭维，而讲“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则是严肃指出元帝治国乏术，无有主见，无有力措施，因而成为西汉国势衰落的起点。这也如近代史家吕思勉所言，元帝政治的特点是“宽弛”，又说：“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汉转以衰乱者，则宣帝以前，朝纲较为整饬，元帝以后，则较废弛也”，“此其所以日趋衰乱，终至不可收拾”。4而同是班彪所撰写的《成帝纪》赞，其议论更加直接透彻，云：“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5 明确指出由于成帝荒淫，不理政事，因而外戚王氏擅权，而导致王莽篡位、汉朝倾覆的可悲结局！

二、元后卵翼下王家五将十侯把持国柄，而致汉朝倾覆

元后王政君并非一般的后妃，她是对西汉后期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作用的政治人物，故首先要交代其身份来历，及何以能成为“天下母”的缘故。《元后传》开篇，即引用王莽自述世系的《自本》，称其先祖舜之后，至战国田和代齐立国，至王建之孙王安，被项羽封为济北王，其后失国，而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以后，王安之曾孙王翁孺为汉武帝时绣衣御使。翁孺生禁，为廷尉史，“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次女即为王政君。八男为王凤、王曼、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其中王凤、王崇与元后王政君同母。传中又云，王政君之母妊娠时，“梦月入其怀。及壮大，婉顺得妇人道”。这么一个性情温顺的少女，占卜者说她“当大贵”，于是其父“心以为然，乃教书，学鼓琴”。“五凤中，献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为家人子。”1

王政君之所以能够由宫女而当上皇后，是因为得到特别的机遇。其时，太子刘奭妃子司马良娣病卒，使得王政君有机会接近太子，并且有了身孕，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生下儿子，太子之父汉宣帝至此实现了多年抱孙子的愿望，格外宝爱，亲自为这个嫡皇孙起名为骜。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卒，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刘骜立为太子，王政君立为皇后。逐渐长大的刘骜性情轻佻，“幸酒，乐燕乐，元帝不以为能”，但因“皇后素谨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废”。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卒，成帝刘骜继帝位，尊王政君为皇太后。王凤是皇帝的大舅，被任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成为集政权、军权于一身的显赫人物。班固称：“王氏之兴自凤始”，“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清楚地指明王凤的擅权就是西汉政治危机的起点。

《元后传》记载的重点，就是以确凿的史实揭露王氏五将十侯如何更相把持国柄，挖空了刘姓政权的根基。诸如：

王氏兄弟五人同日封侯。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上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王凤骄扬跋扈，汉成帝身为皇帝竟无半点实权，甚至要任刘向少子刘歆为中常侍的决定，都遭到王凤当场否决，皇帝已成傀儡。“大将军凤用事，上遂谦让无所颛。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刘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其见惮如此。”

逼定陶共王離开京师，汉成帝与之相泣而别。定陶王是元帝妃子傅昭仪所生，是成帝的异母弟，因他“多材艺”，元帝生前很喜爱他。汉成帝终日花天酒地，或外出胡逛，即位多年而没有子嗣。定陶王从封地来朝，成帝满心欢喜，一心想留他在身边，不遣归国。成帝对他说：“我未有子，人命不讳，一朝有它，且不复相见。尔长留侍我矣。”王凤一人专制朝廷的局面哪里容得因定陶王留在京师而发生丝毫改变，遂坚决将定陶逼走归国。“大将军凤心不便共王在京师，会日蚀，凤因言‘日蚀阴盛之象，为非常异。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决。”

诬害正直官员王章。这在当时是一桩典型事件，应视为正直官员与擅权外戚之间的一场较量，元后却以皇太后身份为王凤撑腰打气，向成帝施行压力，使王凤不仅保住权位，而且更加气焰嚣张。王凤的专横，引起不惧权贵的正直官员京兆尹王章的不满。成帝召见他，问他的看法，王章说道：不错，日食是阴侵阳，这恰恰说明大臣专权，压倒国君，应该谴责的是王凤。“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凤不内省责，反归咎善人，推远定陶王。且凤诬罔不忠，非一事也。……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王章说这话时，王凤的堂弟王音正藏在旁边偷听，立即报告给王凤。王凤便以不上朝卧病在家作为要挟。在此关键时刻，元后便以皇太后身份完全袒护王凤，向成帝施加压力，“为垂涕，不御食”。成帝更害怕了，连忙派人劝慰王凤，承认自己的不是，说：日食，是因为我政事不明，与大将军无关，请您早日将病养好。由于有元后的怂恿，王凤有持无恐，变本加厉。他重理朝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尚书找个莫须有的罪名，将王章逮捕下狱。廷尉判他为大逆罪，“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结果王章被害死在狱中，妻子儿女被流放到几千里以外的合浦。王音则因向王凤告密有功，由侍中太仆升官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高位。

由于元后的全力卵翼，王凤兄弟的权势更加膨胀，传中对于王凤兄弟骄奢淫佚、无法无天的种种劣行做了集中的叙述：

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又以侍中太仆音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而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磐，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土山渐台西白虎。【其】奢僭如此。

王凤专朝政长达十一年。临死之前荐举王音以代，这是因为王音平日对王凤百般奉承，“卑恭如子”，加上在关键时刻向王凤告密有功，因此被王凤看中，任大司马车骑将军。成帝又封王音为安阳侯。在元帝河平二年王谭、王商等五人同日封侯之前，元后之父王禁、兄王凤都已封侯。至此，“太后怜弟曼蚤死，独不封，曼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为语”。于是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由其子王莽嗣侯。正是由于得到皇太后王政君的有力庇护，原先是飘零子弟的王莽，从此有了政治资本，进入西汉政治权力的中心。继之皇太后又将外甥淳于长封为定远侯。“王氏亲属，侯者凡十人。”1

王音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八年而卒。然后是王商任大司马卫将军，辅政四年。继之是王根，任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五年之后，“荐莽以自代”。“大司马”这一官职在西汉地位特别重要，为全国军政首脑。本来号为“太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常授给掌握朝政大权的外戚，是特别显赫的职位。由于元后的庇护，自王凤至王音、王商、王根，最后至王莽，大司马这一要职由王氏兄弟子侄更相把持，正说明西汉政权早已成为王家的囊中之物！

三、王莽篡汉与元后的眼泪

王莽因皇太后的恩惠得到新都侯爵位后，立即处心积虑谋求夺取最高权力。定陵侯淳于长是外戚中一位“能谋议”的人物，时任卫尉侍中，王莽视他为本人飞黄腾达的一大障碍，于是设法告发淳于长与原先有罪的红阳侯王立互相勾结，使淳于长下狱而死。过了一年多，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成帝卒，因无子嗣，立了定陶共王之子刘欣为帝，是为汉哀帝。刚立，即有诏称王莽“忧劳国家”有功，加“特进”尊号。

哀帝在位六年而卒，也无子嗣，乃由皇太后和王莽定策，立了一个九岁的娃娃（刘衎）继帝位，是为汉平帝。于是，开始了“太后临朝，委政于莽，莽颛威福”的局面。“太后临朝”为王莽篡权披上合法外衣，凡欲实现其野心，他都先向心腹授意，上奏皇太后，然后以太后名义颁发诏令。如传中所载：“莽日诳耀太后，言辅政致太平，群臣奏请尊莽为安汉公。后遂遣使者迫守立（王立）、仁（王谭之子王仁）令自杀。”“明年，莽风群臣奏立莽女为皇后。又奏尊莽为宰衡，莽母及两子皆封为列侯。”2皇太后临朝，恰恰成为王莽可以随意为己所用的幌子，仅元始二年、三年（公元2、3年）两年间，王莽随着又加戴“安汉公”和“宰衡”两个显赫的尊号，攫取的权力也相应增长。

王莽不仅在宫廷外控制百官，让他们众口一声称颂其功德，又对宫廷内皇太后身边侍御大肆贿赂，收买人心。他又摸透皇太后的心思——长年居于深宫中十分寂寞，于是让她到外面观赏风光、尽情娱乐，以此作为交易，换取皇太后更加放手让其篡权。“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春幸茧馆……秋历东馆，望昆明，集黄山宫;冬饗饮飞羽，校猎上兰，登长平馆，临泾水而览焉。”1

元始元年（公元5年），汉平帝短命而亡，西汉末第三个皇帝又无子嗣，王莽干脆从汉宣帝的玄孙中找了一个刚刚两岁的婴儿，立为皇帝。如此一来，王莽的地位必然要上升，他让公卿向皇太后奏请，要让宰衡安汉公王莽践祚居摄。至此，皇太后王政君才觉出王莽代汉而立的真意图，她想表示反对。但刘姓王朝已经倾覆，王莽代汉的局面早已形成，岂是她王政君所能改变！“（太后）力不能禁，于是莽遂为摄皇帝，改元称制焉。俄而宗室安众侯刘崇及东郡太守翟义等恶之，更举兵欲诛莽。太后闻之，曰：‘人心不相远也。我虽妇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后，莽遂以符命自立为真皇帝，先奉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惊。”2

班固为《元后传》安排了一个极其讽刺意味的结局，王莽已正式称帝，建立新朝，但他还想要从元后手中将汉朝的镇国玺印夺过来。此时的元后，又是怒骂，又是涕泣，最后将国玺扔到地下，表示她是多么不情愿地交给王莽！从庇护王凤、大封诸弟为侯开始，元后为培植王家权势处处惟恐不力，刘姓天下实际上就是这位皇太后一步一步参与断送掉的，那时她可曾有半点顾惜？而最后时刻，却又对交出一枚玺印看得如此事关重大，为之声泪俱下！班固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这一极具讽刺意义的历史场景：

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臺，大纵众乐。3

全传末尾又特别交代：“太后年八十四，建国五年二月癸丑崩。……太后崩后十年，汉兵诛莽。”4郑重地说明王氏外戚势力取代了西汉政权，而王莽最终又被迅速涌起的起义浪潮所埋葬，并以此进一步点明《元后传》实为西汉后期政治史纲的性质。明代学者凌稚隆（《汉书评林》一书的编纂者）深谙班固设置《元后传》意在揭示西汉后期政治危机之深刻原因这一重要意义，对此做了中肯的评论：“元后已列《外戚传》中，而班氏以为王氏之篡由于元后，故别为立传，详著其所以亡汉之故。”5另一位明代学者茅坤同样高度评价班固《元后传》的编纂宗旨和记载内容，对于反映西汉后期历史走向之实质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外戚传独元后专制六十年，其以国祚移于外家处，班氏指次如掌。”6两位学者的评论堪称切中肯綮。           总之，《汉书》特设《元后传》以记载元后一生的经历，而不将之放在记载后妃的类传中叙述，其深刻用意，是借元后一生行事来概述西汉后期因外戚势力膨胀而迅速衰亡的历史趋势，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危机的集中写照。元后的影响笼罩西汉后期六十余年，历元、成、哀、平四世，“为天下母”，这篇传深刻地揭示了：在元后庇护下，王氏家族势力盘根错节，“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1挖空了刘姓政权的根基，因而最终酿成王莽代汉的结局。由于班固观察的深刻性、记述的提纲挈领和编纂体例的创造性，使本篇成为后代史家叙述和评论西汉后期政治史的基本依据，影响至为深远。例如，宋代司马光所撰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汉纪”的最后篇章，即依《汉书·元后传》原文，详细记载：及王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玺，怒骂王莽，继之涕泣，最后将汉传国玺 投地以授王舜，且引用《元后传》末班彪所撰论赞“……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饗国六十余载，群小（按，应据《汉书》作“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以此作为评价西汉末年政治局面的结论。2再如，近代史家邓之诚所著《中华二千年史》，系采用传统的纲目体而加以发展，各章节之下，先用最简要的文字提挈大事，用大字标出，是为“纲”;其下，则一一引据作者剪裁的最重要的史料做具体叙述，是为“目”。本书卷一论“西汉政治”一节，设置了第三个标题：“宣元之治功及宦官外戚之祸”。关于西汉末年政治，著者提挈的“纲”即为：“成帝时，帝舅王凤辅政，诸弟封侯。而王氏代汉之势，由此以成”;“哀帝黜王氏而任丁、傅。平帝继立，王莽复当国，卒移汉祚。”而其下所引的三段具体记载，云：“元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成帝。尊皇后（王后）为皇太后。以凤（王后弟）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氏之兴自凤始。”“上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元后之弟子）为大司马，与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后，是为平帝。帝九岁，常年被疾，太后临朝，委政于莽，莽颛威福。”“平帝崩，亡子。莽徵宣帝玄孙，选最少者广成侯子刘婴，年二岁，托以卜相为最吉，乃风公卿奏请立（刘）婴为孺子。令宰衡安汉公莽，践祚居摄，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为可，力不能禁。于是莽遂为摄皇帝，改元称制焉。……其后莽遂以符命，自立为真皇帝。”3著者邓之诚对所引各条史料，全部注明引自《汉书·元后传》，以此作为这部通史著作讲述西汉后期政治史的依据。

[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