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楠

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创作基础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因家中有文木山房，故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由于他32岁时由家乡移居江苏秦淮河畔的南京，并定居在那里，因此他又自称“秦淮寓客”。

康熙四十年（1701），吴敬梓出生在一个“家声科第从来美”的大家庭里。他的远祖因跟从明永乐帝“创业”有功，封邑江苏六合；后来又从六合迁居全椒，先业农，后行医。到了清初，吴家又有五十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他的曾祖辈“兄弟五人，四成进士”。祖父吴旦，是个监生，做过州同知，但死得很早。伯叔祖吴晟、吴昺一个进士、一个榜眼，当时都很有文名。但到吴敬梓父亲这里，家道开始衰落了。他父亲吴霖起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拔贡，仅做过赣榆县县学教谕这样几乎不入流的小学官，无论是收入还是地位，都无法与上辈人相比。然而，吴敬梓毕竟生在“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的环境里，祖辈留下的读书应科举的传统深刻影响着他，使他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小时候的吴敬梓饱览了“四书”“五经”，涉猎诸子百家，他还特别喜欢读各种野史笔记。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写的《文木先生传》中说吴敬梓从小聪明过人，“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这未免有夸大之词，但吴敬梓学习刻苦，在诗、词、文方面都下过一番功夫，则是时人公认的。

13岁时，吴敬梓的母亲去世了。第二年，他跟着父亲来到江苏东北海边的赣榆，在这里吴敬梓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开阔了眼界。然而，不幸的是，23岁时，他的父亲吴霖起也去世了。父亲的去世，对吴敬梓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与此相伴的更大打击就是吴氏家族内部为了争夺财产打得不可开交。吴敬梓亲眼见到了平时道貌岸然、满口“孝悌慈爱”的长辈们为了利益撕破嘴脸，露出种种丑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让吴敬梓心怀愤懑，那就是他20岁考取了秀才，应该说这是吴敬梓科举之路的开始。然而，随后的乡试他却屡试不第。吴家祖祖辈辈都凭借科举出人头地，然而吴敬梓却连遭失败，他失落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加之，吴敬梓博览群书，他自认为是个有才之士，然而看着那些“不学无术”或不如自己的人乡试及第，平步青云，自己却名落孙山，胸怀大志的吴敬梓的内心充满了愤懑。他开始反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开始对社会风气发出忿忿不平之声。

科举失利的吴敬梓，开始“挥霍”从父、祖那里继承下来的两万余金产业，并最终将家产败光。于是，那些富贵的族人开始责骂他，势利的乡邻开始鄙视他，轻薄的少年开始取笑他，“乡里传为子弟戒”。

在这种情况下，33岁的吴敬梓离开了全椒，移居南京。这时，他的生活已经相当困难了。即便是这样，吴敬梓也没有巴结当地的官吏，没有投靠有势力的亲戚，而是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官员、士绅、商人投以白眼；另一方面，他与那些有真才实学又不奔竞于功名的贤达之士交朋友，这些朋友的身份有經学家、考古学家、画家和思想家。通过和这些朋友的交往，吴敬梓产生了反礼教、反八股、重经学、尚实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正是《儒林外史》中渗透着的精神。此外，这些学有专长又淡泊名利的士人也成为《儒林外史》中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倪老爹、鲍文卿一类淳朴可亲形象的原型。

应该说，生活的经历让吴敬梓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他体察到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堕落，看到了“康乾盛世”下的种种社会弊病和人情冷暖。他不愿趋炎附势，不愿同流合污，他开始反思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反思当时社会中不同人的生活态度。其结果，就是《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诞生。

一般认为，《儒林外史》大约写于吴敬梓36岁以后，最晚在他49岁时完成，是他寄居南京时所作。此书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作者以深邃的眼光洞察着世俗生活，并针砭时弊，他在为众多士子醉心于功名富贵而痛心疾首的同时，积极探索着士子乃至世人新的生活道路，勾画了他们应具有的理想人格。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儒林外史》虽特意说明故事的写作背景为明代，但一般人都可以看出书中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都是清代的事情。可以说作者是用犀利的笔锋，揭开了当时“承平时代”表面繁荣背后掩盖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揭露了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的弊病，这也是《儒林外史》一书的中心思想。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来，至清代已延续一千余年，其弊端日益显露。清代沿用明代八股取士的方法，应试者必须写得一手好的八股文才有可能被考官选中。而所谓的八股文形式死板，士子只能依照题目的意思，模仿古人的语气，“代圣贤立言”，不许发挥自己的见解，更不能联系当时的现实情况。醉心于作八股文的士子，思想僵化，即使考中得官，从政能力也是令人怀疑的。于是，吴敬梓在说明他著书用意的第一回里，就通过王冕之口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一个总纲。作者在这里明确否定了八股取士，认为这是使读书人头脑僵硬、走向腐化的渊源。接着，此书就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

比如我们都熟悉的那个范进，是从20岁起就参加科举，考了二十几次都没有考取的老童生。生活非常困窘，全家只住“一间草屋”，饿得“面黄肌瘦”，寒冬腊月也没有一件能够御寒的衣服。后来，周进当学道的时候，出于怜悯心，赏了他一个秀才。范进回到家里，“母亲、妻子俱各欢喜”，连平日最轻视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也“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来贺喜。但是，秀才的名声和地位依然不高，所以势利的胡屠户仍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当范进向他借盘缠要进城参加乡试的时候，马上被老丈人啐了一脸，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到了乡试放榜的那一天，一个邻居告诉范进中举的消息，起初他还不相信，直到确认这是真实的情况后，范进顿时就发了疯：“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在用水将其灌醒之后，范进往外跑，披头散发，真是丑态百出。而此时的胡屠户马上换了个嘴脸，低眉笑眼，一口一个“贤婿老爷”。一朝中举，岳父大人便对女婿如此谄媚巴结，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真可谓是“一登龙门，声价十倍”，荣华富贵，立时飞来。应该看到，范进中举以后政治、经济地位的迅速改变，以及人们对他态度的骤然变化，是当时读书人所以沉迷科举功名的社会根源。也就是说，当时士子读书，为的不是培养自己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质，而是将读书应科举与升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将其视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为了这块敲门砖，许多读书人不惜赔上身家性命。与此同时，为了获得这块敲门砖，读书人埋头于“四书”“五经”，其他书籍和学问一概不管，有的甚至请别人做好文章，事先背熟，然后去考。更甚者，就带来了科场的腐败，私托人情、贿赂关节之事，层出不穷，简直就是作弊取士。科举制度的弊端，于此暴露无遗。

其次，《儒林外史》从批判科举制度出发，对封建社会中上自各级官吏，下至乡绅地主，旁及名士山人、盐商富贾，乃至和尚道士、媒人牙婆、骗子赌徒、势利小人等，无不做了“烛幽索引，物无遁形”的揭露和批判。比如，当时从科场出来的官僚，毫无实际经验，文不能安邦定国，武不能临阵杀敌，他们疯狂地追求科举功名，为的只是自身的荣华富贵，一旦做了官，不是为民做主，而是放肆地剥削百姓，成为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贪官酷吏。像王惠当了南昌太守，到任后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做的第一件事是：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děng），把六房书办都传了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从此，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凡是余利，都进了王惠的腰包。像王惠这种人，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所读圣贤之书只为应付考试，是伪善的假儒生。又如书中批判那些土豪劣绅，开当铺重利“剥削小民”，下乡“要庄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要打板子”，又同府县官相勾结，“无所不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最后，描绘了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儒林外史》中描绘的一些官员，从来都是为自己的“腰包”着想，而不顾百姓的生活。以治理黄河为例，这项工程无疑是那些负责河工的大小官吏贪污舞弊、大发横财的好机会。每当黄河泛滥，沿岸百姓死伤无数；房屋被冲毁的，便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死亡线上挣扎。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饥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求化钱的。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淹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百姓生活贫困而得不到救助，府县等地方官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就是当时“太平盛世”下的社会。有学者提出清朝自乾隆中后期便开始走向下坡路，是有一定道理的。

吴敬梓的理想人格

《儒林外史》在揭露当时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士人、官员的丑恶嘴脸和社会政治腐败的同时，也刻画了一批正面人物，作者吴敬梓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人格。

首先，吴敬梓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形形色色读书人的灵魂后，得出的结论是：八股取士制度和与之并生的功名富贵观念，是使儒士麻木、僵化、堕落的毒剂。因此，他刻画出的正面人物多有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不是只会作死板的八股文章。这源于他受了颜元、李塨学说的影响，像李塨就指出八股举业对士人所造成的恶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

其次，《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都淡泊名利，不巴结达官显贵，不贪图钱财，乐善好施。王冕听说时知县酷虐小民、无所不为，就躲避不见，“帖子请着倒不去”。虞育德虽做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每年却只积几两俸金，“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杜少卿不喜欢别人在他跟前说谁做了什么官、谁多有钱，他听见人向他说些苦，就拿出银子来给人用。正如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中揭示出的：“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第三，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要实行仁义，就要遵从礼的规定和制约。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行为和关系。《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吴敬梓认为当时社会的混乱，是因为人们对礼法的忽视，丧失了仁义之心。于是，他在小说中写道：迟衡山极力建议盖一所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杜少卿大喜，并捐银三百两。由此可见，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有着一副救世的热心肠，他们淡泊的是功名富贵，却不忘安天下的心志。虞育德是“以仁义服人”的实践者，他是祭泰伯祠这一重大活动中被众人推举出来的主祭者，是作者心目中的“真儒”。余二先生评价他说：“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以德服人，以德化俗，是吴敬梓心中真儒的本质特征。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和影响

我国的讽刺文学产生很早，先秦诸子散文中已经有许多讽喻的寓言。此后，在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代传奇、元明戏曲中，也有讽刺的作品或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像《西游记》中就有不少幽默、诙谐的讽刺。清初《聊斋志异》中，则出现了直接讽刺科举的短篇。吴敬梓继承了我国文学史上讽刺艺术的优秀传统，吸收了前代讽刺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根据自己对于生活、社会的观察和体验，将讽刺艺术巧妙地运用到了《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中。

魯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可见此书讽刺艺术之高。

鲁迅先生又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所讽刺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封建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者曾经出现过的事实。像王惠、汤奉那样的贪官污吏，严致中、张静斋那样的土豪劣绅，周进、范进那样的热衷名利之人，在当时社会中都可以找到原型。吴敬梓用巧妙的讽刺手法，将这些人的性格特点展现在读者面前，引起读者的深思。

这样一部杰出的讽刺作品在成书后，就有抄本流传，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好评。当时人程晋芳就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此后，各种版本不断出现，流传很广。后世的文学作品，受《儒林外史》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谴责小说”，不论是它们的批判现实精神、艺术表现的讽刺手法，还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连缀而成的结构，都明显地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鲁迅先生评论《官场现形记》时就说它“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

还需指出的是，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儒林外史》也有着很高的地位。英国大百科全书称它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美国大百科全书称它“由一个个精彩的讽刺故事组成，对后来的中国讽刺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有英国学者评论此书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足堪跻身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有诗意的散文叙述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