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之《天朝的崩溃》

2017-12-06张耀元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7年11期

张耀元

摘要：《天朝的崩溃》是茅海建先生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茅先生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本文以《天朝的崩溃》一书为主要内容，以触动笔者的三个问题为核心展开讨论，力求在原著的基础上，再增添几分自己对本书的理解。

关键词：《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军事政治制度家国观汉奸

“关天培的战死，是由于琦善的撤兵；裕谦的自杀，是由于余步云的败退；那么陈化成的殉职，自然而然是因为牛鉴的逃跑；鸦片战争的失败不是由于洋人的船坚炮利，而是因为这些大臣的无能。如果沿海的战事都由民族英雄来担当的话，那么战争的结局自然会倾向于中国。”①这样的说法似乎比较符合主流思想，而这也是作者茅海建先生在本书中所反思的。必须承认，事实上很少有人能无色彩地、冷静地、不偏不倚地解释过去，但与西方史学家将学术研究跟政治区分开的行为不同的是，中国的史学家却经常被卷入反复出现的政治斗争、社会动荡甚至不同派系直接的对抗中，这就使得他们的学术作品很难脱离政治色彩。正如李怀印先生在《重构近代中国》所提到的：“为理解史学家对近现代中国的表述，首先要将历史作者置入一种历史情境之中；他们对现实的洞察及其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会激励或束缚其描绘过去。”②但研究中所体现的政治色彩并不是影响史学家对过去认知的唯一因素，史学家的文字风格、想象力、思想、道德、偏好等因素都会同样影响叙事，这就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史料与问题意识相结合。正如《天国的崩溃》一书中，茅先生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为根基并结合详实的史料、数据，紧抓以往叙事中对鸦片战争中不同群体的形象塑造，逐个加以批驳，在尝试复原一个复杂历史的過程中，也使读者体会到了历史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以笔者为例，在阅读过程中，以下三点感触较为深刻：

一、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历史具有复杂性，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也有许多，笔者只择其中的三点加以解释说明。

（一）军事力量

作者在开篇即说“战争最基本的实质只是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③31，而军事力量又包含了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士兵与军官三部分，故从此三方面分别加以分析。

武器装备：此处的武器装备指可赖以防御或进攻的装备。由于清军不擅水战，且缺乏可与英军相匹敌的战船与水师，故放弃海上交锋而专注于陆地。这种由装备而限定的战略决策，使得清军在此后的战役中丧失了主动权，基本处于防御状态。鸦片战争时，处于防御状态的清军所依靠的是枪、炮、冷兵器（刀、矛、盾）、防御工事（炮台），火药（影响枪、炮的威力），不难发现此时清军还处于一个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而英军已步入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且双方的装备性能差距极大，近代战争中装备的优劣对战争的影响不言而喻，为使对比效果更直观，以清英枪支对比为例，如下表：

注：1.鸟枪：其原型可追溯至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的）的葡萄牙火枪绳，清军使用的是自制的“洋枪枪炮”，故也常冠以“土枪土炮”之谓。③32

2.清军枪身过长，装药、填弹和射击均为不便。点火装置为火绳，较为依赖天气，风雨天对其效能有所制约。

3.清军鸟枪制造工艺低，影响射击精准度，且清军并无定期制造报废更换制度，在一般情况下，鸟枪使用几十年极为平常。一旦战起，鸟枪数必然不足，各地兵工厂纷纷赶制，而赶制的鸟枪质量更为低劣。③34

清军所使用的炮与枪支同上表所反映的情况相同，同样是前明遗物，不仅多年未有技术精进，且战时更多粗制滥造又无定期造换制度以至炮身锈蚀，不曾打中过英军舰船倒常炸伤自己的炮兵，令人啼笑皆非。火药则直接影响枪炮的威力，虽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奈何几百年来技艺未曾与科学相结合，质量较为低劣，使原本就落后的枪炮在实战中的威力再次减弱。综上，清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

兵力与编制：清军当时的额设兵丁虽为80万，但额设兵丁不等于参战兵丁。清朝军队同时具有警察、内卫队、国防军三种职能，满族统治者，本为少数民族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得以入主中原，对汉族百姓尤其是有武装力量的汉族军人（绿营）颇为忌惮，故将绿营的兵力分散于汛塘哨卡，营以下各部队分开驻扎，兵丁数名到数百名不等，一则可使八旗武装对其进行监视，二则可利用汉族武装监视百姓和行使警察或国防职能。战争一旦打响，统治者们先考虑的不是御外而是防内，为了防“刁民”趁机造反，原本监视百姓和行驶警察职能的军队并不能脱离岗位。这么一来，所缺的参战的兵丁只能由各地抽调来集结，虽临时解决了人数问题，但这种临时拼凑的队伍中，兵兵、兵将互相不识，必然使得军队整体战斗力下降；且所抽调军队多来自交战区和非交战区的部分省份，交通不便、调度速度慢、士兵们疲于奔命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斗力。故而在战争中出现了实际战役中清军人数并不占绝对优势，而英军反占优势的情况。综上，英军在兵力上占据有利地位。

士兵与军官：清军军官多出自行伍或武举，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注重力气和弓、马技能，与近代战争的要求南辕北辙；士兵选自固定兵产，但战时也会从其他社会成员中募得，掺杂各色人等，且年龄、身体状况皆参差不齐。部队中军官们贪污腐败（吃空额、克兵饷、贪赃枉法），普通兵丁则将当兵当做副业，挂名拿俸禄而已。清军此时的军机败坏，致使他们从保家卫国的“救星”身份堕化为祸害民众的灾星。即便像林则徐一样的官员对这废弛的军纪也同样无可奈何：1841年，曾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向以“整顿”出名的林则徐讨教，如何改变福建水师兵匪一家的局面，林对曰：“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⑤63综上：清军已然腐败。

由此，可得出结论：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在军事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

（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雍正时达到顶峰，皇帝不藉手他人，亲理一切政务，虽有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官，但只是秉承皇帝旨意草拟圣旨，决策全凭皇帝本人，不受任何个人和机构的约束。在这种空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对皇帝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然而事实往往却事与愿违。道光当政30年，在改革内政方面，不无建树，是一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可以他的智力和魄力，“守成”已是不易，想要成为一个除弊起衰的中兴之君更是痴人说梦，且道光生性多疑，常常怀疑臣子的忠诚，有功不赏而有过必罚，在这种高压统治下，臣子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圣意，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③169官场粉饰之风大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也可对此情况窥其一二，以伊里布、琦善、杨芳、奕山四人为例：以上四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甚至于战争过程中，都是道光帝所为倚重的宠臣，且都曾被道光帝派往广州“剿灭”英军，但他们最后的下场却不尽相同。伊里布、琦善在战争中对道光帝大体上是诚实的，却因罪发落；杨芳和奕山扯出一个又一个的弥天大谎，甚至与英军联手欺骗道光帝，却因此而得到褒奖和赏赐；谎言颠倒了是非，也颠倒了赏罚。清朝空前的高度集权方式，使朝廷的决策难以建立在理性上，往往跟着君王的感觉走，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出自圣裁，臣子们的生死荣辱也与君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官场上本无是非，一切以大皇帝的好恶为标准。”③203前有伊、琦二人的前车之鉴，鸦片战争开始一年多道光帝却不了解真实战况也就不足为奇了。endprint

那么道光帝战后意识到这种制度的缺陷了吗？笔者猜想，应该是认识到一些的。在晚清，有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房子”比喻，甚至于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都曾经把备受欺凌、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比作一栋千疮百孔、即将倾塌的“千年老屋”。⑥但究其根源，最早可追溯到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夏，他在接见即将赴任的张集馨时，谈道为政治国之道：“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论也，汝当思之。”⑤89此时鸦片战争已过去了五年，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的统治危机越发显露，“年久失修的大房子”比喻表明道光帝意识到了危局，但他仅是要求“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却提不出根本的解决办法，虽然平庸但同时也受制于时代。在这之后，这个比喻被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等不同的人分别使用，但清朝这栋“年久失修的大房子”，它的基础已经朽烂动摇，任何修补粉饰已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将整座大厦拆除，唯有引入新的政治制度，才能为新世界的到来开辟道路。而这恰恰正是以道光为首的封建当权派所不可能做到的。

（三）满汉民族矛盾以及家、国观念的割裂

1.满汉民族矛盾贯穿于清朝统治的始终

首先，须明了清朝祖制：崇满抑汉，以满御汉。相信每位清朝皇帝都会把这八字方针烂熟于胸，同时，汉族百姓也正是处于这种政治环境之下；其次，清朝统治者们认为防内甚于御外，关于这点笔者在上文的兵力中已经有所提及，归根究底源自于满族统治者对人口占多数的汉族臣民的忌惮；诚然，清代中期满汉民族矛盾表面上趋于缓和，但潜流一直未绝。虽处于满汉联盟的状态之下，但这仅是由于满族统治者的权利与智慧和能力的不匹配致使其不得不依靠有识的汉族官员。作为满族统治者的皇帝和大臣，在权益问题上优先考虑本民族，如官员职位中的满缺多于汉缺；满人入仕升迁都具有特权；八旗兵丁不仅兵饷高于绿营士兵，除此之外，另有旗地，每名约30亩等③72。如同杜家骥先生在论文中所提及的：“虽然有些制度是出于维持满族主体统治的需要，不完全属于利益，但毕竟官权中包含着利益。这种权益上的偏向满族，是满族统治者即满族皇帝对本民族的私惠，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利益自私性制度，它造成同一王朝内主体统治民族与其他民族间的不平等。这种民族不平等，以及汉官所受到的压抑，社会上旗人对汉人的欺凌，是满汉矛盾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⑦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满汉矛盾，还有家、国观念的断裂。长久以来，保家战斗和卫国战争常被混同起来，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民众，似乎还不完全具备民族主义的观念，虽不乏左宗棠之类的忧国之士，但绝大多数却如圆明园南挂甲屯中的曾国藩，孤灯研习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不问世事。③312有些甚至终身未出过远门，且大众传媒尚未出现，南方的战况，老百姓们知之甚少，甚至有些官员也置身事外。在本书中，茅海建先生结合史料明确指出：当民众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他们的愤怒会转化为以牙还牙的武力相抗，如同千百年来的“官逼民反”，三元里抗英事件则为一例。长久以来，三元里抗英事件常被提升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高度，而作者却明确指出事件背后的体现的是保卫家园而非爱国主义的。笔者虽不能对作者选择的史料和得出的此结论达到认同，毕竟在行动上，保卫家园抵御侵略者的确是一种爱国行为。但鸦片战争中的一些事件的确反映了家国观念的断裂：如鸦片战争后期，江南的官绅们主动付给英军“赎城费”，以求他们不骚扰本境；以及在1900年6月，英美与清南方各省督抚达成的“东南互保”协议等。作者在此处以三元里抗英为例，并不是对此进行批判，只是对由此事件中表现出的家国观的断裂的担忧，其现实意义更甚于事件真相本身。

2.汉奸与情报

“如果不是李鸿章刻意保存实力，不敢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地杀伐，甲午海战肯定能取得胜利。如果不是慈禧卖国，不肯重用民族英雄，八國联军也绝对打不到北京。”①正如每一个武侠小说，一定会有悦来客栈；战死的民族英雄们，身后都必须有一个汉奸卖国贼。而笔者阅读中所关注的对象，不是前文中提到的高官，而是普通老百姓的“汉奸”之路。

道光之前，汉奸一词就已产生，但此时“汉奸”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更贴近于今日的说法，即多指的是背叛国家，为洋人效力，从事刺探情报等破坏通敌活动的中国人，其所损者乃中国之利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并无对中英实力差距的认知，而是集体将目光转移向了“汉奸”。前线官员、将领亦很少谈及英军的战斗力，而是把辖区内的战斗失利归咎于“汉奸带路”，如关天培称攻打沙角炮台侧后的英军是“黑夷一千余名、汉奸数百名”⑧；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该谓该逆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而为熟悉”⑨1680。这些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部分事实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汉奸”的确存在，鸦片战争时期对“汉奸”的指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接济英军，向其提供生活物资；二、散播谣言；三、充当翻译、为其引路；四、替英军收集情报且充当内应四处放火；五、直接参战。“汉奸”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种：一是“贪利而作爪牙”⑩；二是“或犯法而倚为渊薮”⑩；三是“或商贩损资失计”⑩；四是水勇失业变为汉奸；五是因势逼而从逆。以上指控，笔者并不能全部认同，早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英国就已对中国开始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军事、文化、勘测地形、地理、经济等），最早为英军从事情报工作的是在华传教士，而上述几类易被英军所用的，多是市井类小民，他们消息的渠道来源仅仅靠道听途说，若是想得知一些可靠军情，想来十分困难；且英军无需武装不知近代战争为何物的“汉奸”来增强其战斗力。然确有部分属实，如英国海军军官宾汉（Bingham，J.E）《英军在化作战记》一书中提到，在中国买办被擒获之前，粮食的供给很是充裕，而且普通商民，大多也并不介意在战争期间和英军做买卖，如厦门失守后，英军“曾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困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菜，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⑨1569这些与英军接触的小民多被利益驱使，这与道光朝的社会问题有分不开的关系。道光朝的社会问题很多，如土地兼并、满汉矛盾等，可归纳为五大问题：吏治严重败坏、民众运动勃兴、鸦片、赌博等社会病流行、民族矛盾与冲突、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入侵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普通百姓于内乱和外战的交织下求存已是不易，更有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综上，“汉奸”在鸦片战争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探讨。endprint

二、对罗志田先生对本书提出的一些看法而想到的

（一）罗志田先生在论文中提及“有些茅君自认为是鸦片战争‘当时的观念，倒是很像我们当代的观念；而茅君解释时所合的‘情理，不少也仍是我们‘当代的情理”？輥？輯？訛。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如下：1）茅海建先生在书中以其扎实的功底与详实的史料相结合，在反思主流叙事的同时，又使读者与书中的人物相交流。历史具有复杂性，史学家们在记载史实的时候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影响史料的真实性，而本书作者所做的恰恰是在史料的基础上，紧抓以往叙事中对鸦片战争中不同群体的形象塑造，逐个加以批驳，在尝试复原一个复杂历史的过程中，也使读者体会到了历史的多元性与复杂性；2）本书的写作目的是想告诉读者：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③29-30正如蓝诗玲所说：“看历史应该用一个比较全面的视角，不能只研究对外战争，同时也要研究国内战争，并不是所有的中国问题都来自外国人，也有一些来自中国人自己。”？輥？輰？訛正视历史才能走得更远，本书现实关怀较事件真相本身更为重要。三、作者利用详实的资料进行研究，不同的研究者看到材料也许会有不同的想法，茅先生所认为的鸦片战争“当时的观念”未必不对，毕竟我们都非那个时代的人，所做的也都是猜测，至于历史，当然是在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正确解读，以启示当代人为第一要义。

（二）鸦片战争清朝是否必败？哪种方式应对鸦片战争才是正确的？

作者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采用中英对比的方式，在军事、技术、政治、文化、心态等方面进行比较，清朝无一胜出。但战争过程中又有许多不可知因素对战斗结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三元里抗英的胜利则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且偶发性较强。鸦片战争中，清军胜算不大。

那么如果抵抗注定会失败，是该继续反抗，还是默默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前者属于道德层面，后者属于政治层面。正如茅先生所言，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上升到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注释

① 马谧挺.鸦片战争的正面与侧面[M].北京：團结出版社，2011：146.

②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时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

[M].北京：中华书局，2013：3.

③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④ 相对说来，在这二百年间，西方的火器发展也很慢，主要是点火装置的改良，制造工艺的进步，而在外形上大体相似.双方对于对手使用的武器，亦非完全不知或迷惑不解.但在性能上差别是很大的.

⑤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⑥ 李文海.“老屋子”的比喻[N].光明日报，2005-5-24.

⑦ 杜家骥.从古代之私性、国家之公性谈清代满汉民族矛盾[J].清史研究，20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