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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英经济交往看建国前两国关系演变

2016-11-24史岩松

2016年33期
关键词:中英关系鸦片战争

史岩松

摘 要:回首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无论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还是中国自身,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这两方面变化都对中国外交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在一个传统的中国与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产生的,而打开这扇冲突大门的就是英国。本文拟从两国经济交往的角度,探讨自有贸易接触以来至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中英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英贸易;中英关系

中国与英国都是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中英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早在700多年前,中英两国之间就有了断续的交往。随着17世纪两国通商贸易关系的建立,中英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进入19世纪之后,中英交往的规模和深度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其性质却以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为标志而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一、1840年以前的中英关系

从13世纪至17世纪中期中英间的早期接触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前夕,为中英关系史的初期。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商业关系。但中国与英国贸易发展成一种特殊的垄断模式。英国,在1834年之前,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进行垄断贸易。中国方面,直到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行商一直专营着对外贸易。两种类型的垄断系统共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特殊作用于中国与英国友好关系。但是也违背了平等、自由、和竞争的市场规律,抑制市场经济发展。从而引发了中国和英过之间以及在各自国家内部引发了反垄断的冲突和斗争。1833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格雷内阁提出的从1834年起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提案。8月28日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发布第93号法令,正式通告全国。与东印度公司不同,因为由于行商垄断制度的这种特殊职能,在旧的天朝上国思想和夷夏大防观念下,清政府不能主动从里面打破它。在英国方面,废除行商垄断迫在眉睫,但这毕竟不是英国国内事务,不能依靠国内立法,必须通过外交手段。但从一开始,他们将不会愿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行商垄断问题,主张用武力,签署条约废除行商对贸易的垄断。1842年8月,在英国的炮舰逼迫下,废除行商垄断制的内容载入了《南京条约》。

二、1840-1927年的中英关系

中国进入世界以后,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屈辱、从属和孤立无援的地位。从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武汉政府收回汉口、九江两地的英租界,为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中英矛盾最为集中和尖锐的时期。

(一)1840-1911年的中英关系

在19世纪里,英国凭借其“世界工厂”和“海上霸主”的地位,建立了世界上拥有最为庞大的海外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到19世纪末,虽然英国在工业生产总量和煤、钢等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已经被美国、德国这些新兴工业国家所赶超,但是英国的“海上霸主”和“殖民帝国”地位还未受到根本动摇,尤其是英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地位非常稳固,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金融帝国的优势不仅在瓜分世界的角逐中,而且在对华权益的争夺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到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十年,不但中国的工矿交通已经完全在列强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且中国的金融财政也被列强的银行所垄断。英国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取得了在华商业和经济利益的最大份额。英国一向以商贸立国,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在华商贸利益较其他列强占有绝对优势。据中国海关统计资料表明,1911年,中英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及通商口岸间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远远高出日、德、法、美所占份额。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到辛亥革命前,在列强迫使清政府开放的69处之多的通商口岸中,英国占有28处,居首位[1]。英国的怡和洋行是当时在中国的最大垄断组织之一。它的投资范围相当广,从保险、地产、轮船、码头到电车、铁路,仅工业一项,就包括纺织、木材、电灯、制糖、冷藏等。到1914年,它在中国先后成立的企业有30多个,资本达4000万元以上。英国的汇丰银行则长期控制了旧中国的金融财政,它主宰中国的金融业达85年之久,被世界银行吹嘘为“万能的垄断者”。

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方面,英国也始终占有绝对优势。英国设立的轮船公司——太古公司和怡和洋行长期操纵着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轮船航运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控制了中国对内、对外航运的41%。长江流域是英国攘夺的“势力范围”,当然英国更看重长江流域各省的铁路筑路权、筑路借款权,以及掠夺铁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等。1898至1914年间,英国在华争得的铁路筑路权居列强之冠,当时我国有限的已筑和待筑的铁路中有2万余公里与英国有关,受英国控制的已建成的铁路达8千公里以上。

武昌起义爆发后,英国为了阻止革命的发展,也为着维护它们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和完全控制中国的海关,凡爆发革命的各通商口岸的海关关税,无一例外的都被帝国主义攫取。1911年12月,驻华公使朱尔典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报告:“所有各口的海关岁入已完全置于海关税务司的控制之下,供偿付外债和赔款之用。”辛亥革命的爆发,对在华利益最多的英国是一个重大威胁,尤其革命又是在它的势力范围发生的,因此,英国对中国的形势最为关切。英国在财政上通过国际银行团的巨额借款扶植袁世凯,政治上通过强权外交为袁世凯窃国篡权扫清道路,胁迫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南北议和”正是这种妥协的产物。

(二)1911-1927年的中英关系

虽然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败了它战前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战后缔结和约的国际舞台上,但英国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实力大为削弱,昔日的世界大国地位以逐渐被美国所取代,其标志是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让位给纽约。英国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帝国。长期以来在远东和中国市场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也在战争期间被日本所夺取。英国认为,“1918年后,日本在中国占据着绝对优势。美国其次。英国虽然还拥有着战前的一些势力,但大势已去。”相对于美日两国在华势力的增长,英国的地位显然已经大大削弱了。战前超强大国的独尊之势也以无力保持。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更多风起云涌,斗争矛头直指最早入侵中国的英帝国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反英示威、罢工并出现流血事件,中国人民要求收回英租界,收回海关,取消英国在华的治外法权的斗争日益壮大,中英矛盾急剧激化。英国担心在华势力被彻底消灭,企图联合美、日进行干涉,但美日对英国的要求不予理睬。在此种情况下,英国不得不让步,从完全镇压到保住重要利益,同意修改不平等条约,陆续将汉口、九江、镇江、厦门、重庆、威海卫等租界地交还中国,正式承认了中国关税自主,并将庚子赔款的1118万英镑还给中国。

三、1927-1949年的中英关系

华盛顿会议之后,英国力图保持华盛顿体制确立的现状,维持并发展在华利益。就在英国为固守在华势力范围和利益,力图稳住阵脚时,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是在1930年春波及英国的。这场席卷全球的危机使英国原有的三大工业部门严重衰落,农业显著萎缩,对外贸易剧减,失业大军急剧膨胀,失业率从1929年的9.7%上升到1930年的16.2%,1931年又上升到22%,到1932年更高达22.8%[2]。经济危机使英国国际收支逆差激增,财政状况极其严峻,英镑空前不稳。英国政府不得不于1931年9月21日宣布放弃金本位,实行英镑贬值,并且组成英镑集团以维护英镑的国际地位。而此时日本变换侵略手法,打着“协调外交”的旗号,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英国展开角逐,并最终成为英国在华利益的主要威胁。日本在华的棉纱生产占占中国全部生产的35.8%,棉布生产占44.7%,已超过英国的3.9%和10.2%[3]。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对日贸易已占24.63%,对英贸易则占24.59%[4]。在对华投资中,英日不相上下。日本已在经济上对英国在华利益造成极大威胁。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关系也进入了更为复杂多变的阶段。从中日战争爆发到布鲁塞尔会议,英国政府一直采取绥靖日本的消极政策,从而失去了制止日本扩大侵略的良机。日本抓住英国陷于经济、军力困境之短和英国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态度,不但在口头上强硬的要求英国政府及国民应充分理解英日关系的重要性,而且在行动上对英国的在华地位提出了直截了当的要求——夺取英国独占的管理中国海关的特权。

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中国进出口贸易收到沉重打击,这必然直接影响着中国海关的关税收入。1938年中国的关税总收入比1937年减少9800万美元,这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也侵犯了英国在华利益。但英国慑于日本的武力,在津(天津)秦(秦皇岛)海关关税存放和税则问题上步步退让,外卖中国的主权利益,把占中国全国关税总收入10%的中国第二大海关收入全部交给日本人管理,接着又背着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将占全国关税总收入48%的上海海关(江海关)关税及沦陷区的全部关税收入存入日本的正金银行[5],再一次交给日本人管理。这些税款收入占中国1938年关税收入的75%[6]。

1939年3月18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对华提供500万英镑外汇平准基金的计划,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英国方面解释说:“鉴于我们同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关系,中国的稳定对我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这“将是对英国在华贸易和企业的实际支持”[7]。也可以说,这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在损害到了英国的实际利益时,英国才不得已对中国进行援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繁荣的新中国,不仅需要争取国内和平,但也需要排除美国,英国对中国内政的野蛮干涉。英国在两次世界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国力的衰落,国内经济的复苏依赖美国的援助,自然的外交政策只能按照美国对华政策。然而,战后英国对华政策决不是消极地追随美国,更重要的是体现英国自身利益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美国坚持在其自定“标准”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承认新中国。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国法律上之政府”,并“准备与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节”。当时,英国在华投资高达10.3亿美元,不过,从战前到建国前夕,英中贸易额却呈急剧下滑的趋势。恰逢此时,美国退出了中国市场,这给予英国一个重新占领中国市场的良机。1950年3月起,中英正式开始建交谈判,但因朝鲜战争的冲击,两国关系发展并不顺利,1954年建立起代办级的“半外交关系”,直到22年后的1972年3月两国才正式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16~21页,三联书店,1954。

[2] 王为民:《百年中英关系》,10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3] 高村直助:《日中战争在华纺》,329~347页,东京原书房,1989。

[4] 格尔:《英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111页,伦敦,1943。

[5]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21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6]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四卷,163页,东京,1963。

[7] 格尔:《英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203页,伦敦,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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